绪论
家庭是文学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贯穿性的叙事对象。鲁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家》在国族寓言解读中确立了“离家立人”的家庭叙事模式，此后“离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一个基本的主题。控诉家族制度罪恶、破坏大家庭的呼声和“出走”的想象明显地受到了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规范。离开旧家庭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一个“新中国”。个人从旧家庭中走出来，是为了走向现代民族国家。80年代小说的家庭叙事呈现出告别革命—回归家庭的叙事倾向，将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离家立人”转换为“立家立国”。个人话语在80年代的复归使家庭面临着民族国家话语与个人话语的双重建构，使80年代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家庭叙事中呈现出转折性的意义和特征。遗憾的是，80年代小说对20世纪中国文学家庭主题的延续性和特殊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书选取80年代小说，尤其是70—80年代之交和80年代前期小说的代表性文本，试图探讨80年代小说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和个人话语的双重规范下建构家庭：对家庭采用了何种叙事策略？小说中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图景？家庭表象有何特点？存在哪些叙事模式？这需要对80年代小说的家庭叙事给出一个由宏观到微观的解答。
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的中国家庭是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被重新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时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立，小说成为生产象征符号的重要形式，包含着民族国家对家庭的建构策略。从国家与家庭的角度来阐释小说文本中的家庭才能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因此，本书选取了民族国家文学的研究框架来探讨80年代小说的家庭叙事。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20世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家庭的知识背景。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被动地卷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民族危机的同时，也激发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抵抗西方的严峻现实要求民族国家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双重建构，二者构成了现代主体的基本内涵，从而产生了民族解放和个人解放的双重现代性主题。民族国家与个人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两个面向。
反抗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历史性任务，使民族国家主体与个人主体获得了历史正义，而处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重要范畴——家庭却因为传统的家族制度的没落而不再占据核心地位。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历史任务要求个人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民，然后将其组织到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以获得抵抗西方的资源，但家族制度把个人束缚在家庭之内，横亘在国家和个人之间，阻碍这一历史进程，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障碍，因而产生了反动性，也因此造就了家庭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被疏远的命运。国家有将个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并组织到现代普遍的同质性的国家之中去的要求，个人有冲破家庭、实现独立解放的要求，国家与个人在对待家庭上形成了共谋关系。国家从外部否定家族制度的政治合理性，个人从内部控诉家庭的黑暗腐朽，内外夹击之下，家族制度的基础松动了。实际上，康有为、吴虞等并不是抽象地否定家族制度，而是因为家族制度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已不适应现代民族国家主义的政治需要。国家、个人、家庭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的意义表述空间。近代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家庭都处在国家/家庭二元结构的下方，在小说中呈现为被建构的家庭表象。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80年代小说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和个人话语的规范下建构家庭。80年代小说中的家庭由“五四”小说中离开的对象转换为“立”的对象，由个人逃离之地转换为回归之所，个人回到家庭之中。尽管家庭表象会发生变化，但国家对家庭的建构性没有改变。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民族国家叙事规则。本书将从当代文学的家庭叙事、爱情婚姻、性别话语、父子秩序、叙事模式及个案分析等八个章节展开论述。
二 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20世纪80年代家庭小说与以前文学叙事的差别，研究内容开始转换为“告别革命，回归亲情”。1978年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就是从母女关系入手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旷新年将《伤痕》解读为一个“离家—回家”的故事[1]。李新宇论述了80年代文学由回归亲情到反思家庭的变化。家庭继“五四”之后再次成为传统与现代思想交锋的场域。文学热情地讴歌家庭亲情，作家们以真挚的内心情感热情歌唱母亲，歌唱母爱，歌唱被破坏了的家庭亲情。从京夫的《娘》、胡正的《妈妈》、张平的《姐姐》、舒婷的《呵，母亲》，一直到陆星儿的《杏黄色的镇纸》、梁晓声的《母亲》《父亲》。但这些作品实现的却只是对日常家庭场景和家庭亲情的回归，接续起一度遭到异化的家庭观念。随着80年代文学新潮的涌动，文学开始了对传统家庭秩序的批判性反思[2]。彭子良从结构层面指出这种反思的核心精神是个人本位对家庭本位的冲击，具体表现为夫妻对立、父子冲突、母女冲突、婆媳关系等。他说，所有家庭题材的作品几乎都是采用了破裂的婚姻和变动不居的家庭关系的外观，这似乎还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婚姻自身的形态，而更主要的是一种有意的设计。借助这种设计，传统的以家庭为本位的文化模式受到了彻底的冲击，而人，首先是独立的“单个人”获得了社会本位意义上的外观[3]。
对于20世纪80年代小说的家庭叙事，从研究框架和评价标准来看，主要包括启蒙主义和民族国家文学两种研究框架。大多数研究者以个性解放、现代人格、主体性、民主文明等五四时期建立的、经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接续的启蒙主义立场来研究小说中的恋爱、婚姻、家庭，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婚恋观和家庭伦理关系上，把家庭当作80年代传统与现代观念交锋的场域，研究内容包括娜拉出走、父子—母女冲突、婆媳关系等家庭伦理关系。
（一）启蒙主义视域下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家庭小说研究在内容上延续了现代小说所开启的父子冲突、娜拉出走、婆媳关系等家庭关系。可以说，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20世纪80年代家庭小说的总主题，表现在个人与家庭、女性与家庭、长者与幼者在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对立与冲突。研究者主要从伦理层面入手来思考家庭小说所蕴含的思想。研究者对婚姻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又集中在女性在婚姻家庭之中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这与中国家庭之中的女性长期以来得不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牺牲奉献、委屈压抑的传统角色和生活方式有关，与渗透进中国人血脉中、心灵里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心理沉积有关。研究者还抓住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带来的经济关系变化对家庭的影响，提出了经济利益之下新旧道德的冲突、经济地位与家庭地位等问题。80年代小说对女性婚姻家庭的思索与批判，与五四时期对娜拉出走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从成果数量上看，父子冲突、婆媳关系的研究数量明显少于娜拉出走的数量。
研究者大都肯定和赞赏“新时期的娜拉”冲破婚姻家庭束缚、追求自我价值的独立意识和勇敢执着的精神。陈娟认为，80年代第一篇打破禁区写爱情婚姻的是刘心武的短篇《爱情的位置》，小说将争取婚姻自由与政治批判的主题紧密结合。紧接着一批受读者欢迎的中篇小说从时代与社会的变异中表现苦难磨砺的爱情及情操，如《天云山传奇》（鲁彦周）、《三生石》（宗璞）、《人到中年》（谌容）。她还指出，对现代婚姻现状的思考及对未来文明婚姻的追求，是新时期这一创作领域内最有生命力以及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主题。其中女作家起着先锋作用[4]。程文超、李新宇、段崇轩等对女作家的婚姻家庭小说给予了高度关注，将焦距对准张洁、张抗抗、张辛欣、谌容等女作家，王安忆、陆星儿也备受关注。普遍认为张洁是80年代女性作家用小说反抗传统家庭观念的第一人。程文超在《也谈女作家笔下的爱情、婚姻、家庭问题》一文中指出：当张洁大胆而响亮地发出了“爱，是不能忘记的”呐喊之后，女性情感在这一敏感点上爆发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成为女作家们一直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他敏锐地指出，较之男作家，她们在这方面的作品更多，影响更大，成就更显著。她们的一系列作品都表现出富有个性意识的求爱感[5]。李新宇在《从天国到人间的回归与迷失——论近年文学作品中爱情的世俗化倾向》中认为，进入当代社会之后，女性在政治经济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但在家庭生活中，传统观念仍然像沉重的枷锁扼制着她们的生命。因此，新时期的女作家对此大声疾呼，举起了她们反抗的旗帜[6]。陈宏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内关照“娜拉现象”。历史前进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娜拉们仍然处在对女性彻底解放和完全实现女性自我价值的新的探索和追求之中。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不同了，但探索的主题仍然在延续，追求的最终目标仍然未变易。研究者放弃了单纯的道德评价，承认爱情与婚姻的适度分离，肯定了女性冲破无爱婚姻的束缚，追求美好爱情的勇气。张洁的中篇小说《方舟》中的三位女主人公曹荆华、柳泉、梁倩，作为具有现代女性风采和经过“思想解放”洗礼的新一代娜拉，就是继续着这种探索和追求的代表性人物形象[7]。李新宇认为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向人们透露了中国不满足于依附地位的女性在文学中的崛起。他进一步揭示了女性反传统的极端倾向，由于现代社会中女性传统角色的断裂，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展示了另一方向：以离异、独身、同性恋为特征的女性摆脱了妻子和母亲身份，追求着一种超然的生活处境[8]。段崇轩重点探讨了谌容的家庭小说《懒得离婚》《人到中年》《错，错，错！》和《献上一束夜来香》，认为在谌容的小说中深含着一种浓重的悲剧人生意识和无力抗拒人生命运与现实环境而滋生的诗化人生意识[9]。
80年代的家庭题材小说接续了“五四”父子冲突的主题，重新审视父子关系，呼唤幼者本位的现代伦理观念，重建父子伦理秩序。这一时期的小说研究发现了贯穿于80年代小说的“审父”“弑父”情结。有影响的作品有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张贤亮的《灵与肉》、方方的《风景》、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等。从80年代中期开始，父亲的形象开始被改写和颠覆。褪掉了“红色父亲”身上耀眼的党性光芒，还之以有血有肉有缺陷的人性；对生身之父形象重新塑造，抽去了伦理观念中父亲的诸多优秀品质，而赋予了他人类的种种局限性，刻画了有悖于传统甚至近于丑恶的父亲形象[10]。莫言的《红高粱》一开头，叙述人就以那种“无父无君”的语态直呼“我父亲这个土匪种”，表现了一种完全异于传统的态度。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等作品写父亲的无能，使父亲的形象在儿子眼里不再是英雄。李新宇认为，从80年代后期开始，父亲的形象迅速变得面目可憎，父与子的冲突成为敌对性的，子辈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反抗父亲的权威。甚至在很多作家的文本中，父亲被彻底放逐。特别是先锋作家的作品中明显存在着弑父情结。在余华的《往事如烟》《四月三日事件》《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狂奔》《我的帝王生涯》《米》、北村的《施洗的河》、林白的《大声哭泣》、王朔的《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叶兆言的《青春无价》、洪峰的《瀚海》等作品中，父亲大多已无长者的仁慈怜爱、高尚正直，往往卑鄙龌龊、狡诈阴险、专横自私，是扼杀儿子的魔鬼或帮凶[11]。80年代的父子冲突超越了文化批判直达人性反思的层面，对长者本位的反抗意义显而易见。蔡翔提出了父子冲突的根本问题：在中国文学中“父亲”和“儿子”究竟处在怎样的一种模型之中。他对比了西方文化的弑父情结与中国的神话，认为与西方儿子最终战胜父亲不同，中国父亲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具有不可摧毁的绝对权威性，这正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他进而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父亲文化，它的代价是儿子们从此失去了自由意志，并在道德上否定了向父亲挑战的可能。80年代家庭小说在父子问题上重新开始了对“父亲”的反思与批评，更加知识分子化，或者说更加意识形态化。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到洪峰的《葬礼》，父子关系经历了审父、征服到无视的变化。洪峰消解了父与子的关系，也即消解了神圣与卑琐、理想与现实、此在与彼岸的差别[12]。
母女冲突与父子冲突都属于代际冲突，同时由于性别因素和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冲突之中的独特角色，母女冲突显示出不同于父子冲突的自身特点。许多研究者都发现了80年代家庭小说由“尊母”到“弑母”的变化。“弑父”行为通常由男作家实行，“弑母”则多由女作家完成。谈凤霞从女性作家的童年视角出发，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家庭小说中母女关系和母亲形象的嬗变。20世纪80年代，在神话解体的时代，年轻的女作家以解除一切禁锢的目光来审视之前陈旧的文化符将母亲从“神”到“女人”甚至“坏女人”逐步还原，而对母亲生命的认知方式、程度和态度则映现着女儿自我建构的状况[13]。向颖发掘了“母亲”这一角色“原型”化的原因：母性不再是作为人之本能的抒发，而是一种由社会环境决定的特殊行为。温暖、无私、伟大，这种类型化的特征在此种母女关系中，早已不见了踪迹，取而代之的是，自私、冷漠、无情[14]。而石万鹏认为80年代女性写作还没有进入对女性文化自觉吁求的阶段，因而对母女关系进行自觉的、有意识的探求的文本还没有出现[15]。从研究程度与成果来看，母女冲突的研究要略逊于父子冲突；与娜拉出走相比，母女冲突的研究更显平淡和单薄，值得发掘之处还有很多。
在父子、母女、婆媳三种代际冲突之中，婆媳关系最微妙最复杂，然而得到的研究最少。研究80年代小说中婆媳关系的成果只散见于一些文章中，发掘也不深，多是初步的文本层面的研究。刘冬梅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了80年代小说中的婆媳关系。两代女性的对立已不限于“恶婆婆”欺压“好媳妇”这一固定模式，作家开始反省作为文化创造者之一的女性自身（婆、媳）的缺陷，发掘被掩埋的女性经验，追求人性完满和两性和谐共处[16]。张丹丹从不同角度对婆媳关系文本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从门户之见的传统观念分析了达理的《无声的雨丝》，婆婆只考虑媳妇纹纹能为婆家带来什么，而从不考虑自己能为媳妇做些什么，媳妇在这个家庭里并不是有着平等地位的家庭成员，完全沦为了工具和附属品；从“组织”的角度看陆文夫的《井》，婆媳关系的走势依赖于政府选择站在哪一边的立场上，获得了工人阶级身份的婆婆自然掌握了主动权；经济独立并不能必然带来妇女解放，只有全社会都认可了这一观念，并且在各个领域都得到强有力的贯彻，男女平等才真正有望实现。从文化转型的角度解读李陀的《七奶奶》，敏锐地捕捉到了文化转型所带来一种特殊的婆媳冲突类型。代表现代生活方式的炊具煤气罐给用惯煤球炉的七奶奶带来了巨大的恐惧，从而引发对媳妇的无限猜疑与愤恨。除了现有的伦理、社会方面的文本研究，还可以从人性、心理、女性、文化、政治等多种角度来研究婆媳关系，值得研究的问题还很多，研究空间还很大[17]。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有许多家庭小说方向的选题。硕士学位论文选题非常具体，在时间上更多地关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作品，讨论了“围城”中的女性面临的家庭婚恋问题，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中婆媳关系的叙事，中国现当代女性文本中的母女冲突等问题。涉及了家庭小说的主要方面，能够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中审视所关注的问题，表现出了较为宽阔的视野和文学史意识。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容量和时间范围都要宽一些。郝军启的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代小说的家庭伦理叙事》对80年代小说的家庭伦理关系进行了全面研究，指出了作家们对家庭伦理现象的认识有着在时代潮流影响下的共通之处——这个阶段初期的小说对于“极左政治”破坏家庭伦理亲情的控诉，对子辈由向血缘亲情的回归再到反叛过程的历时性描述，对爱情由呼唤到怀疑的态度等。同时从现代性的视角看到了作家们对家庭伦理现象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认识并对一味赞美家庭伦理的倾向进行了批判：“作家们对有些作家在叙事中对家庭伦理缺乏理性的审视，对明显失去现代合理性的家庭伦理现象仍持赞美的态度。由于理性审视意识的缺乏，有的小说即使是对家庭伦理中某些落后方面的批判也多出于刺激反映式的本能性表现，而缺乏对这种落后的家庭伦理现象的深层反思。这就造成了小说批判力度的不足和批判深度上的欠缺。”指出了这一特定阶段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传统家庭伦理所具有的强大吸附力，使得有些作家在对其表现时总是在传统伦理亲情和现代伦理理性之间游移徘徊[18]。
与激烈地反传统、激赏女性冲破束缚追求个性独立的倾向相对，面对婚姻之外的爱情吸引，克制自己、保持婚姻完整的东方女性同样得到了赞赏。这类研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而稳固的力量。一些研究者肯定了陆星儿《美的结构》对传统道德的表现[19]。蔡翔认为，在“审父”的同时，当代文学亦存在一种“认同父亲”的创作倾向。在《人生》《鲁班的子孙》等小说中，“道德老人”的形象再度出现，小说家在现实的道德困惑中重新回到了“神圣的传统”，诸如忠、孝、节、义、信，等等。“道德退化论”的观念导致了小说中父亲形象的温情复活，这股创作思潮一直若隐若现地延伸着[20]。与“弑父”情结相反，张承志的小说里存在着一个“寻父”主题。孙先科认为，儿子对神性化的自然父亲和英雄父亲的寻找，把父亲放在只能仰视的至尊位置上，以此填补世俗世界精神导师的缺席[21]。对东方女性和理想父亲的寻找与呼唤，表明了80年代家庭题材小说研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摇摆。
启蒙主义视域下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实绩，探寻了80年代家庭题材小说研究的基本路径，形成了娜拉出走、父子冲突、母女冲突、婆媳关系等基本研究内容，在赞赏年轻一代、女性冲破家庭束缚争取独立方面取得了普遍共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研究所涉及的作品影响不一，界限不清
80年代家庭小说涉及的作品有的影响很大，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三恋》《人到中年》《懒得离婚》《错，错，错！》《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人生》等作品发表后就引起热烈的讨论和争议，其后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一直延续下来，几乎每篇讨论80年代婚姻家庭小说的文章都会提到，出现的频率最高，研究也最深入。影响稍弱一些的作品如《锁链，是柔软的》《挣不断的红丝线》《流泪的红蜡烛》《井》《美的结构》《冬天的童话》《心祭》《衰与荣》《夜与昼》等，也得到了分析和比较；《女性三原色》《铁轨，伸向远方》《远去的冰排》《爬满青藤的木屋》《前妻》等，也表达了对婚姻爱情的新感受新思考，但影响力不如前面提到的那些作品，在读者中影响不大。就体裁来说，中短篇研究较多，长篇研究很少，只有《活动变人形》《玫瑰门》等进入研究视野。这当然与长篇数量少的创作情况有关，但《穆斯林的葬礼》《人啊，人》等有关家庭叙事的优秀长篇，现在的研究对这些作品的关注远远不够，应该从家庭叙事的角度阐释出这些作品的内在品质和精神。无论从影响力还是体裁来看，80年代的家庭小说究竟包括哪些作品，现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给出相对明晰的界限，这表明研究对象没有从整体上得到关照，影响了家庭小说研究的推广，当然这也给出了今后研究的方向。
与家庭小说内部界限不清相比，家庭小说与家族小说的分野非常明确。《古船》《白鹿原》《第二十幕》《家族》《红高粱》《旧址》都在讲述一个家族的历史，所以，家庭小说研究不把这些作品划进来是正确的。当然，在一些研究内容上二者也有彼此交叉的情况，如“父子冲突”研究里，《红高粱》常常作为父亲形象坍塌的一个例证，但总体上家庭小说与家族小说的分野是清楚的：首先，家族大于并包括家庭。其次，家庭小说关注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个人与家庭、家庭与时代的关系，人性在家庭中的表现，重在共时的书写；家族小说关注家族的历史，兴衰变迁，重在历时的叙述。曹书文近年来重点关注的就属于当代家族小说研究[22]。
2.研究框架相对单一，有待拓展
从研究框架和成果看，大多研究都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内讨论80年代家庭小说。作品论居多，分析人物、主题、思想；少数研究含有作家论、发展论的因素。段崇轩分析了谌容的生活经历对作品的影响，陈娟比较了张洁、张抗抗和谌容的创作和作品特点，李新宇论述了80年代家庭小说体现的婚姻家庭观念由神圣纯洁到世俗琐碎的变化，石杰透过知识分子婚姻家庭小说反叛无爱婚姻的表象，看到背后深层的传统文化内涵和悲剧性。蔡翔深入到上古神话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追溯了中国文学中父与子的复杂关系。以上成果是80年代家庭小说研究中的优秀者，研究者都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框架内取得这些成果的。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框架的局限，停留在对人的独立、自由、价值的反复论证上而难有进一步的推进。这时，新的研究框架的建立就显得非常必要。
3.内容研究拥有绝对优势，形式研究薄弱
80年代家庭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研究，研究成果大多都是这方面的。艺术形式的研究就薄弱得多，一般都是内容研究之余提上几句。段崇轩在讨论谌容家庭小说创作那篇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提到，小说突破传统现实主义，用意识流的手法表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23]。徐越指出儿子对于父亲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文本的内容上，还体现在文本的叙述视角上。有很多表现“父与子”的小说都采用的是“儿子视角”，儿子掌握着话语的主动权，通过儿子的视角来审视父亲。相对于第三视角而言，这种“儿子视角”的叙述方式，限制了“父亲”形象的展现空间，一定程度上协助了儿子对父亲形象的解构与颠覆[24]。在现代派、先锋小说研究中，大异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法和结构、语言等形式因素受到关注，但这是由于这类作品本身就是以形式的特别在传统的背景上脱颖而出获得新质而并非研究者对家庭小说的艺术形式产生了兴趣。
此外，从成果类型来看，论文数量大大多于专著，目前还没有关于80年代家庭小说研究的专著。总之，80年代家庭小说研究无论从廓清研究范围、突破研究框架、发掘新的理论资源，还是艺术形式的探讨都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民族国家文学视域下的研究
为数不多的研究者把小说中的家庭放在民族国家文学框架下来研究，他们是刘禾、旷新年、戴锦华、李杨、贺桂梅等。人数虽然不多，但在启蒙主义之外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跳出了男男女女、父父子子的伦理窠臼，把家庭放在国家、家庭、个人的范畴之中来审视，研究的视野和格局比较宏大，思路和观点也令人耳目一新。
1992年，刘禾提出了“民族国家文学”的概念，她说：“‘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25]明确要求揭示现代文学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以现代文学、50—70年代文学为研究对象发掘了民族国家文学与家庭之间的叙事关联。旷新年在《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中借用詹明信“国族寓言”和刘禾“民族国家文学”的概念，把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巴金的《家》当作现代民族国家的“寓言”，由此建立了现代文学中的“家”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联系。他发掘了现代文学中的大家族被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规范的命运，不仅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而且也是适应现代世界生存的需要，传统的家族制度和道德礼教已经成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障碍，个人与国家在对家庭的批判中构成了一种同谋的关系[26]。旷新年把现代文学描述为一个批判家庭的过程，明晰却失之简单，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并非是单向度的。戴锦华敏锐而深刻地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对中国传统家庭存在着一个双向的文化建构过程：一边是‘岳母刺字’式的尽忠、尽孝或杨家将式的‘忠烈满门’，已由‘民族主义原型’成功地转化为现代‘爱国主义传统’，于是，家庭与民族的表述便在这一重新建构的传统联系中获得了新的融合；另一边是工农兵文艺成功地将阶级仇、民族恨转换为叙述中的家族血仇。因此，家族/血缘在阶级/血缘的层面获得了再度认可”。[27]戴锦华揭示了国家对传统家庭的另一个向度：借用。动摇的是传统家族制度，借用的是传统家庭伦理的精髓——忠孝和民间家庭话语。国家在伦理和话语两个层面上对传统家庭资源进行了借用和改造，用家庭之旧瓶装现代民族国家之新酒。李杨对红色文学经典进行了再解读，认为《红旗谱》体现的恰好是这种“传统”“现代”之间双向运动的叙事策略，将一个抽象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现代性命题寄生在一个传统的“家族复仇”的伦理叙事框架中[28]，指出传统血缘/家族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冲突是这一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以上三位学者把贯穿于现代文学、红色经典之中的家庭主题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联系起来，建立起了国家、个人、家庭的批评话语空间，将国家与家庭的现代性关系描述为“革命伦理”建构“家族伦理”的过程，揭示了国家对家庭改造与借用的双向建构关系。
以往的研究对现代文学、红色经典中民族国家对家庭的建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对于80年代文学的家庭建构略有涉及。贺桂梅在著作《“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将人道主义话语与家庭表象联系起来考虑，指出了80年代小说家庭叙事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空间。“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的人道主义话语，主要在家庭领域或借助于家庭这一表象，来成功地建立其表述。但是这一层面的内容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并没有得到深入讨论。……考察‘人性’话语如何具体地呈现为与‘家’相关的制度性关系，也是将80年代历史化的努力之一。”[29]戴锦华认为80年代对家庭（血缘或核心的）表象再度重视的现象本身就是对阶级论与集体主义的一次反拨[30]。旷新年把“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伤痕》解读为“离家—回家”的故事。小说前半部分讲述的是一个“离家”的故事：主人公王晓华是一个“林道静”式的人物，为了保持革命的纯洁性而与家庭决裂，同“戴瑜”式的人物——母亲划清界限。小说的后半部分则是一个“回家”的故事。由此，旷新年认为《伤痕》成为20世纪对于个人、家、国叙事的一个重要转折和新的重写的起点。而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忽视了[31]。贺桂梅对《伤痕》这个80年代家国叙事的代表性文本给予了同样的重视，认为《伤痕》事实上完成了两个层面的叙述，即一方面以母女血缘关系的被破坏，控诉阶级论的荒谬；而同时，则以一对恋人的结合（王晓华和小苏），昭示新秩序的建立。她指出，80年代初“人性”的表达落实于关于“家”的叙事当中，强调了人道主义话语对“家庭”表象的秩序建构性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话语将‘人’从传统宗族秩序当中解放出来，是为了将其组织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新秩序当中，那么，80年代的人道主义话语则通过将‘人’从国家机器的直接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归还’给隶属‘私人空间’的家庭的方式，形成一种新的制度性组织形式。”这种观点和表述方式与旷新年对现代文学家国关系的表述如出一辙。她进一步指出：“80年代的人道主义话语在何种意义上扮演着‘解放者’的角色的同时，揭示出其确立了怎样的‘秩序’，正是呈现人道主义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关节点所在。”[32]
以上分别概述了启蒙主义和民族国家文学两种研究框架中的80年代家庭题材小说研究状况。启蒙主义框架内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实绩，厘清了80年代家庭题材小说研究的基本路径，形成了娜拉出走、父子冲突、母女冲突、婆媳关系等基本研究内容，取得了赞赏年轻一代、女性冲破家庭束缚争取独立的普遍共识，为80年代小说的家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种研究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其研究视角停留在80年代内部，而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变迁及传统文化的复兴对80年代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性提出了质疑，启蒙主义的评价标准本身成为问题。
因此，80年代小说的家庭叙事需要建立新的视角，寻找新的研究框架。“民族国家文学”就是这样一个适合于80年代小说的家庭叙事研究的框架。研究运用的方法和理论资源与以往不同，冲破了以往研究所遵循的传统与现代冲突的研究框架，即80年代家庭小说接通了五四新文学“立人”的理念，反对传统，追求人的独立、自由、价值，开辟了80年代家庭小说研究的新思路，开拓了这一研究的新领域，为今后的研究带来新启示。旷新年、李杨、戴锦华等的研究揭示了现代文学、红色经典存在的家国模式以及民族国家对家庭改造—借用的双向建构关系，为80年代小说的家庭叙事研究给予方法和路径上的启迪。对于80年代文学，刘禾曾用略带犹疑的语调指出：“也许，80年代文学的最大功劳就是对民族国家文学的反动。”[33]事实上，80年代前期，尤其是70—80年代之交的文学创作仍旧在民族国家文学的轨道里运行，只是将个人和家庭还原为民族国家崛起的积极因素，8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现代主体由民族国家主体向个人的位移，民族国家主题后撤之后，个人话语如何建构家庭成为新问题。现有的研究恰恰对民族国家话语和个人话语如何在80年代小说中建构家庭缺乏足够的关注，这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家庭主题研究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旷新年、贺桂梅对这个论题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使得研究80年代小说的家庭叙事成为必要。
三 研究价值、思路和基本内容
80年代小说与当下文学现实相隔30年，已经逐渐脱离文学批评的领域而进入文学史考察的范围。当然，由于相隔时间不长，它仍然具有向批评开放的特点。本书以“80年代小说”为研究对象，具有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80年代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80年代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同样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新启蒙的思潮和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了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最鲜活最细微地体现了中国人日常生活和价值观的剧变。而80年代小说中的家庭叙事呈现出了告别革命—回归亲情的基本叙事模式，既带有家庭革命化的叙事痕迹，又体现了改革时期家庭理想化、矛盾化的叙事特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带有两个特殊时代印记的家庭文本，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时隔30年，在民族国家文学视域下，系统阐释80年代小说的家庭叙事，不仅有文学史的研究价值和意义，而且也为80年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80年代小说的家庭叙事如何被纳入到80年代的民族国家想象之中是一个有意味的问题。本书选择了家庭叙事作为具体的论题，从遭到宏大叙事遮蔽和忽略的家庭来切入，可以更清晰地发掘80年代主流话语在小说中的建构作用。在研究视角上避免陷入家庭伦理视角的局限，将家庭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联系起来考虑无疑是个超越性的选择，扩展了家庭主题的研究空间。采用话语外部建构与家庭内部视角相结合的方法，跳出家庭伦理关系的局限，从家国关系之中看待家庭叙事，这将对80年代小说的家庭叙事有一个全新的透彻的认识；同时通过家庭中个人的位置和视角揭示出80年代小说家庭叙事的建构性，分析代表性文本中遭受压抑、控制的因素，从而发现文本的缝隙、破绽和矛盾，以非本质化的方式实现对80年代文学的重返。研究方法上注重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文本解读方面借鉴了“再解读”的方法，在文学史描述上借鉴了洪子诚“回到历史情境”的“非本质”研究思路和程光炜“重返80年代”的研究理路。这些文学史观念和方法对于80年代小说家庭叙事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除绪论、结语外，本书共分八章展开论述：
第一章阐述80年代以前及初期小说家庭叙事的概貌，探寻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在这两个文学史阶段对家庭的不同建构方式，揭示家庭由被改造、被压抑到被赋予拯救力量的变迁。家庭在80年代小说中成为“人性”复归之所，并通过“祖国”的叙事转换建立了国家、家庭一致的家国新秩序。分析了家庭表象所具有的中介性和历史性特征。
第二章剖析爱情与婚姻的话语性。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承载着革命、理想与人性的意义形态内涵，“理想的爱情”一个重要内容是服从国家利益，主人公把个人的爱情与爱祖国联系起来，爱祖国、建设祖国是选择恋人的重要标准，核心家庭同心同德建设祖国是小说叙事建立的家国秩序。只有在爱祖国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叙事的合法性。婚姻则与政治、现实、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彼岸爱情和此岸婚姻呈现出民族国家话语对家庭的建构由理想向现实降落的特点，与此同时个人话语与家庭再度联合。
第三章分析民族国家主体和个人主体所建构的性别话语在家庭、民族、个人三个层面的叙事策略。80年代小说将男性塑造为民族国家的主体，女性作为男性的追随者、依附者而存在，但80年代的女性在参与民族国家主流话语的同时，从未停止性别的突围，特别是从家庭中走出去，在家庭之外的空间寻找女性的主体性，对家庭表现出认同与批判的双重选择。
第四章分析作为“社会的血缘性纵贯轴”的父子秩序及其符号象征意义。80年代小说以父子关系来表述新时期新秩序的建构。政治经济权力的新旧更替、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撞击表现为父子冲突和父子新秩序的建立，展现了经济、社会、文化变革而引发的父子两代人之间伦理、道德、文化的冲突，子辈取代父辈成为改革时期的主体已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五章概括出80年代小说家庭叙事的三个叙事模式：“离家—回家”模式、“寻梦—梦醒”模式和“彷徨—选择”模式。“离家—回家”模式讲述了主人公离家革命、追求理想到回归家庭的故事，标志着民族国家话语对家庭伦理和情感价值的认可。主人公对理想话语的追求表述为“寻梦”，承载着民族国家富强的理想和个人解放的启蒙主义理想，“梦醒”后所显示出来的是日常生活价值的上升和建构理想家庭的新梦想。“彷徨—选择”模式包括婚恋选择和时代选择两个主要内容。
第六章“理想主义者的爱情救赎”，以《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为代表性文本分析张洁小说的家庭叙事。她赋予了爱情纯洁、美好、坚定、神圣的品质，把理想爱情当作理想人性来追求，提供了80年代重理想、轻现实，重精神、轻物质的理想主义爱情观的代表性文本。张洁小说的爱情叙事走了一条由个人之爱通向国家之爱、人类之爱的升华之路。
第七章“家庭叙事的个人化”以王安忆80年代的小说为代表性文本分析她不同于国族叙事的个人化的家庭叙事。王安忆的小说使家庭空间由“客厅政治”的寓所，变成了寻常百姓的家，以此肯定家庭生活根基性的意义，确立建立家庭、经营日常生活的普通人的价值。
第八章“乡村青年与城市平民的家庭图景”以刘震云80年代的乡村系列和城市系列小说为代表性文本分析刘震云小说的家庭叙事。他笔下的乡村青年身后总有一个贫困而沉重的家庭，写出了乡村青年在家庭重负之下青春梦想的破灭、离开乡土的城市梦以及拒斥又怀恋的“老家”情结。在城市生活小说中，他写出了日常生活和社会体制对个人理想的销蚀以及家庭生活磨灭理想又催人奋进的双重性。
[1] 旷新年：《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个人、家、国关系的重建》，《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 李新宇：《传统家庭秩序的崩溃与重构——新时期文学的伦理观念考察》，《齐鲁学刊》1996年第5期。
[3] 彭子良：《裂变与对立——论新时期文学中家庭观念的嬗变》，《文艺评论》1989年第6期。
[4] 陈娟：《新时期的婚姻伦理小说》，《社会科学》1992年第10期。
[5] 程文超：《也谈女作家笔下的爱情、婚姻、家庭问题》，《文艺评论》1987年第6期。
[6] 李新宇：《从天国到人间的回归与迷失——论近年文学作品中爱情的世俗化倾向》，《文艺争鸣》1991年第1期。
[7] 陈宏：《女性解放路向选择的经典模式：20世纪中国文学家庭叙事中的“娜拉现象”通观》，《江汉论坛》2004年第12期。
[8] 李新宇：《传统家庭秩序的崩溃与重构——新时期文学的伦理观念考察》，《齐鲁学刊》1996年第5期。
[9] 段崇轩：《悲剧人生和诗化人生的冲突——评谌容的家庭系列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1期。
[10] 徐越：《父父子子——80—90年代初文学作品中的父与子》，《安徽文学》2007年第9期。
[11] 李新宇：《传统家庭秩序的崩溃与重构——新时期文学的伦理观念考察》，《齐鲁学刊》1996年第5期。
[12] 蔡翔：《父与子——中国文学中的“父子”问题》，《文艺争鸣》1991年第5期。
[13] 谈凤霞：《朝向母亲镜像的认同危机——当代女性作家童年叙事中的母女关系论》，《江淮论坛》2008年第3期。
[14] 向颖：《异化与重塑——论当代女性写作中的母女场景》，《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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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孙先科：《父子之情与国家公义：王蒙小说中“大义灭亲”的故事原型及其意义阐释》，《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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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段崇轩：《悲剧人生和诗化人生的冲突——评谌容的家庭系列小说》，《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4] 徐越：《父父子子——80—90年代初文学作品中的父与子》，《安徽文学》2007年第9期。
[25]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学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6]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27]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17页。
[28] 李杨：《50—70年代中国经典文学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9—63页。
[29]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8—79页。
[30]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
[31] 旷新年：《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个人、家、国关系的重建》，《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32]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33]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学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