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

本书以产业集聚与地区生产率增进二者间的因果联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并引入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中国的数据对理论分析所揭示的机制及其效应予以实证检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上，本书都属于一种新的尝试，具体而言，本书可能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研究视野的创新。已有围绕产业集聚之地区生产率增进效应的研究文献视点分散，鲜见综合视点的研究，本书以上述研究不足为突破口，从一个分合兼具的视野出发，基于对已有分散研究文献的分类、归纳和提炼，就产业集聚作用于地区生产率增进的机制予以系统的梳理，由此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为全面把握二者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还为经验检验辟出了新的方向，这种基于综合视野的研究，也是对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的丰富与拓展。

其二是实证框架与命题设计的创新。本书从分合兼具的视野出发，通过对理论分析所形成的三个机理系统的综合与拆分，提出了三个新的实证命题，并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多层次、多样性的特征，从三个空间层面切入，对产业空间集聚与中国地区生产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展开分析与论证。三个层面逐步深入的实证属于新的尝试，不仅为理论分析提供了来自中国多空间层次的经验证据，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中国各区域层面的产业集聚之生产率效应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

其三是实证方法的创新与数据资料的发掘。以往考察产业集聚之地区生产率效应的实证研究往往仅仅围绕着集聚之生产率效应的大小兜圈子，却鲜见对相关细分机制在地区生产率增进中的相对重要性予以定量化分析者。本书基于理论分析，将生产率变量予以细化分解，进而建立相应的计量模型，对各个分机制及其效应予以检验，这在同类研究中属于创新。

在对空间外部性的实证方面，本书从长期历史视野切入，将动态化的分析融入对空间外部性效应的考察中。具体来说，本书将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中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分析和方差检验，就动态外部性对城市地区制造业生产率的长期冲击效应予以考察，并借助协整分析（Cointegration）验证了二者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从而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缺乏对二者之间的动态时序结构予以分析的缺陷。

另外，本书对近20年来东部沿海各经济区主要集聚产业数据以及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制造业相关数据的发掘与整理也属于新的尝试，为我们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数据保障。

其四是实证研究中的新发现，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新的空间。本书对中国现实数据的经验检验，在以下三个方面找到了新的发现。一是基于中国各省域经济区域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揭示，产业集聚影响地区生产率增进的各个机制效应的发挥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具体而言，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产业集聚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效应就越难以发挥。这一结果预示着两个重要的理论意义：一个是产业集聚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门限”关系，而地区已有的产业结构、投资环境等因素都可能是影响该“门限”值的关键变量。另一个是企业与劳动力的空间选址行为很可能受到Baldwin和Okubu（2006）、Venables（2011）提出的“自选择效应”的影响。也就是说，具有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和劳动者会选择在不同的地区落户。那些掌握先进技术，因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和劳动者更倾向于选择已具有产业集聚优势的中心地区，从而强化了这些地区在技术和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而技术水平较低或非熟练劳动者则愿意到外围地区，以避免较高的生产与生活成本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不发达地区吸引到的往往也是一些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和劳动力。

二是基于东部沿海经济区数据的实证研究揭示，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集聚规模对地区代表性集聚产业效率的增进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拐点出现在2004年左右，而对沿海三大经济区的分别考察则显示，上述拐点效应在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异。这一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内部各次区域之间的产业特征及其分工水平可能是导致上述差异的重要原因。

三是基于沿海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三种外部性在对不同城市制造业的生产率效应各不相同，这一结果反映出城市的产业特征可能影响不同类型的动态外部性机制的发挥。

本书的上述新发现有待从理论上寻求进一步的解释，从而为相关理论研究的修正与拓展提供新的空间。

[1] Krugman，P.，“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998，14（2）：7-17.

[2] 中心—外围模型最早由Krugman（1991）提出，后经Krugman、Fujita和Venables（1999）补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