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者对石刻文学价值轻视

石刻是我国自古迄今一种开放的、大众化的、雅俗兼具的文学形式，以其独特的形式与内容，在大众间传播，为大众所喜爱。但是，论者对石刻文学价值基本采取轻视甚至无视的态度，于此古人多有明确的表述与做法：如王鸣盛为妹婿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作序反对研究者论石刻的词章价值云：“青主虽并称有益经史，实惟考史为要……下则至但评词章之美恶，点画波磔之工拙，何裨实学乎？”^[11]叶昌炽也批评王世贞论石刻文学的不对：“我辈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文以考异订讹，抱残守缺为主，不必苛绳其字句。若明之弇山尚书辈，每得一碑，惟评骘其文之美恶，则嫌于买椟还珠矣。”^[12]又如叶昌炽《语石》将石刻研究分为史学研究、艺术研究两类而不及文学。民国人陆和九论金石学派别作四端，有曰目录之学、图谱之学、考据之学、校勘之学，也不及文学，都可见研究者对石刻文学的轻视。所以，今日能见到的论著，自古及今，竟无一部石刻文学研究专书面世。虽然有以文学为名的研究著述，如台湾学者叶程义的《汉魏石刻文学考释》，虽号称“文学考释”，其实主要是录入汉魏石刻原文以及历代对该刻的著录与评价，未能超出金石学范围，名不副实，不及文学一二。还有学者以“文学”为名研究石刻，但是或限于地域（如何婵娟的《桂北石刻文学研究》），或限于类别（如胡可先的《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以墓志为主），终究未得以石刻整体视之。现在与文学有关的石刻研究基本是研究或者利用石刻的文献价值，如陈尚君等考证唐代诗人姓氏行踪之类，当然也有研究石刻的文学意义者如王星、王兆鹏，只不过这样的学者实在无多。

对石刻的文学价值的轻视，传统的石刻研究表现为：一是重史学轻文学。宋代石刻学的兴起直接源于史学家如刘敞、欧阳修、宋祁等人。欧阳修作《集古录》执论石刻“可与史传正其阙谬”，他本人是长于作文的，但却对石刻的文学价值未置一词。此后多数石刻题跋的作者、石刻目录的作者其考证文字都是着眼于石刻的文献价值，许多金石学者都是文献学研究者或者史学家，我们今日见到的石刻文献存在于方志中也是出于这个道理。

二是重书学轻文学。石刻研究自宋代大兴以来，重点关注在于石刻的书法成就，多数石刻著述是从书法着眼立论，零碎的讨论如此，系统的著述也是如此，凡论石刻，必究其书法价值。史上许多所谓的名碑，以断碑残片存，如比干碑、曹娥碑、张猛龙碑、镳孝禹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之类，基本上都是因笔画而得名，而非文采。《金薤琳琅》赞坛山周穆王刻“吉日癸巳”是“笔力遒劲，有剑拔弩张之状”。朱彝尊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也是以书论碑：“汉隶凡三种，一题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是已。一种流丽，《韩勃》《曹全》《史晨》《乙瑛》《张迁》诸碑是已。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著》诸碑是已。”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说：“汉碑分雄古、浑劲、方整三类。”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汉》则将汉碑分为“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广艺舟双楫》论书“尊碑”，认为碑是书学的入门之师，他说：“学者欲能书，当得通人以为师，然通人不可多得。吾为学者寻师，其莫如多购碑刻乎？”

三是重字学轻文学。研究者多数是借用石刻研究字形字样的演变，如洪适的《隶释》《隶续》为研究隶书而作。四库馆臣作《隶释·提要》说：“而是书为考隶而作，故每篇皆依其文字写之。其以某字为某字则具疏其下。”又有娄机的《汉隶字源》，古今研究石刻者多是文字学家。现在学界在这方面更明显，如博士论文：何山的《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构件研究 》，吕蒙的《汉魏六朝碑刻古文字研究》，李建廷的《魏晋南北朝碑刻异形词研究》等。

对石刻文学价值的轻视一直延续至今，表现在而今所有的文学史著述，没有一种在行文列出章节，讨论石刻文学的特性甚至其存在。

由于对石刻文学价值的轻视，便导致了石刻文学研究的停滞不前，就现在我们能见到的石刻著述中，在历史上，仅有元代潘昂霄的《金石例》，明末清初黄宗羲的《金石要例》对石刻的文体有所关注，其后，至今尚无一种专论石刻文学的著作出版。其实，就算潘、黄之作，也完全是以纸载文体看待墓志与碑铭，一样难说就是专论石刻文学之作。而今所见已有的石刻著作，民国以前的基本是石刻题跋、目录、碑文集类，所著也多是从考古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角度立论，如叶昌炽著《语石》，王国维的《宋代之金石学》，陆和九的《中国金石学》，朱剑心的《金石学》，马衡的《凡将斋金石丛稿》，岑仲勉的《金石论丛》，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 诅楚文考释》，方若的《校碑随笔》等，皆非从文学的角度立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中国古代石刻概论》的作者赵超是考古学出身，徐自强、吴梦麟的《古代石刻通论》是应《中国文物考古通论》之约而作，也是属于考古思路的作品。其他作品则通俗性较强，如徐自强、吴梦麟的《中国的石刻与石窟》，金其桢的《中国碑文化》《中国奇碑》，路远、裴建平的《石版文章——历代碑刻琐谈》，赵超的《石刻史话》，包泉万、王春英著的《中国碑刻的故事》等，所论虽然会偶尔涉及文学，但是所论又皆以个体石刻为重，以个体形态为重，以个体史料性为重，甚至以故事性、以著述的可读性为重，没有著作能从整体讨论石刻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