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石刻的文学研究过度的碎片化
由于石刻文本整理的不足、不佳，人们对石刻的文学价值的轻视，对石刻文学特性缺乏完整认识，自古及今，尚没有一人对石刻这一文学现象做过通体的、通史的解读，所有的关于石刻的文学研究的结果都缺乏完整性与系统性，一如毛远明曾批评碑刻研究存在问题之一说：“过去的研究大多比较零散，没有宏观规划，也没有分专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18]这就是研究的碎片化。
石刻文学研究的碎片化，体现在思维的碎片化、研究结果的碎片化、研究成果存在形式的碎片化。
首先说思维的碎片化。由于石刻文献缺乏完整全面而细致的整理，人们见解受限于阅读的石刻时段与地域空间范围，对石刻缺乏完整而全面的一体认识，往往只能就自己所见所闻形成理念，如盲人摸象，这样就造成偏于一隅的研究成果。从现有成果看，又表现为时段化、地域化、类型化。地域化是说石刻研究集中在作者熟悉的某一具体地域，如泰山石刻、西安碑林、浯溪石刻、桂林石刻、大足石刻、鼓山石刻等。时段化的石刻研究则集中在赵宋前，特别是石刻文献整理成果较完备的南北朝以前的汉魏石刻。类型化则表现在对某一类石刻的集中研究，潘昂霄的《金石例》可为代表，专论墓志与神道碑，更有者专论六朝墓志、唐代墓志等。类型化甚至还可表现为对某一件特定的石刻作品、某一特定人的石刻研究，如先秦的石鼓文、秦朝的泰山刻石、汉朝的鲜于璜碑、唐代的景教碑、大唐中兴颂、宋代的党人碑，韩愈的石刻、苏轼的石刻之类。明清石刻由于缺乏整理成果，所以论者甚少，无论时段化还是类型化。又由于人们对石刻文学的轻视，导致人们对石刻文学整体特性的思考不足。但是石刻文本的客观存在，使得学者常会于无意识间对石刻文学的某一部分产生直觉的感性的认识而形成火花似的识见并表述出来。这种直觉的感性的认识，关注点多在于石刻文学的载体形态，只注意到研究个体的特殊性与个性，而忽视了石刻文学的共性，未能对石刻文学的共性作完整深刻的思考，这都是思维碎片化的形式表现。
思维的碎片化，也直接导致了研究结果的碎片化。学界研究石刻文学本来是很早就有的事，如《文心雕龙》论“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句无择言”，是对石刻风格的论述。叶昌炽《语石》说“石刻诗文有不经见之体”[19]，是对石刻文体的论述。吴辟疆《汉碑文范》的“文章之事，以金石刻为最重，其体亦最难”，也是对石刻文体的关注。但是，都是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只言片语的论述，缺乏详细深入的剖析与论证，对石刻文体的总体特性认识得不够，难以形成完整的篇幅，所以，作为成果存在形式便十分分散，通常是零星分布于金石或书法，或文献以及文学研究的论著中，没有专门研究书籍，至今如此，这也是研究结果存在方式的碎片化。存在方式过于零碎，也缺乏人整理，因此，既难引起人们的关注，对石刻文学的研究也难以产生影响。
石刻的文学研究碎片化，致使对石刻文学纵向与横向发展整体的系统思考与论述不足，使得石刻文学研究长期以来难以有所进步。也由于人们对于石刻文学特性的认识不够，至今石刻研究还是缺乏明确的独立的研究思路，所有的与石刻文学研究有关的成果多是沿着纸本文学研究思路前行，主要关注在石刻作品可以补遗校缺的功用方面。
鉴于以上诸种问题与石刻文学的客观存在，拙著拟定今题。为了完整地全面地论述石刻文学，须了解完整的石刻发展过程，所以先述石刻发展史，从石刻的发生与发展过程说起。次研石刻的社会功用以及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再次研究石刻的文体特性、研究石刻之文学传播方式与贡献，层层递进，冀以此呈现石刻文学存在的独立形态、价值与意义，以开石刻研究新篇章。
[1] 徐自强、吴梦麟：《古代石刻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3]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8页。
[4]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5] 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
[6] 毛远明：《石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7页。
[7] 毛远明：《石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7页。
[8]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3页。
[9] 魏征等撰：《经籍志》，《隋书》卷35，中华书局2011年标点本，第1086页。
[10] 四库馆臣以为搜集石刻文本是自《隶续》开始，说：“欧阳修、赵明诚等辑录金石，仅标题跋尾而已，自洪适《隶续》备列碑文，是为全录刻词之始。”（《名迹录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
[11]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历代碑志丛书》第3册，影印清长沙龙氏家塾重刊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12]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6页。
[13] 参见杜海军《石刻之文体特性刍论》《从石本与纸本之异论石刻的文体特性》，分别见《兰州学刊》2016年第11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14] 朱则杰也说碑刻“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载体”。见朱则杰《杭州现存乾隆御制诗碑考》，杜桂萍主编《明清文学与文献》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15]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4页。
[16] 黄公渚：《两汉金石文选评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7页。
[17] 程章灿：《唐宋元石刻中的赋》，《文献》1999年第4期。
[18] 毛远明：《石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8页。
[19]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