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地点的选择

关于开展健康城市研究的路径或方法，考虑到建立健康城市和健康与生活质量改善状况间的因果逻辑联系不是简单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WHO建议研究者采取收集“最好实践”（best practices）的路径，特别倡导在健康城市研究方法论中的案例研究设计（de Leeuw，2003）。通过单案例研究，分析其各自发展阶段的特征、过程，以便基于此概括出关于健康城市实践的特征和一般规律，从而给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从研究发现的可信度角度看，需要对多个单案例进行研究，以便基于多重案例，提高健康城市研究发现的可信度，也更可能给健康城市的实践、开发和干预的实施作出一般的、通用的预设，从而有助于健康城市研究和实践的发展（de Leeuw，2003）。所以，WHO强调要对世界各地采纳健康城市方法的城市，在其国家、城市以及社区层次，以具体进行中的项目、个案为对象，收集世界各地采纳健康城市方法的城市的案例（Takano，de Leeuw，2003）。本书基于目的抽样原则，采用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设作为个案，以此来分析WHO健康城市在中国城市实际开展的情况。之所以做此地点选择，除了本人读博期间身处上海并参加了案例相关的课题组而直接接触到上海市健康城市的建设过程等开展研究的便利条件外，更主要的原因是：

首先，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市，在保障城市人口的健康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从而具有政策问题的典型性。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建设部人居中心信息办公室、联合国人居中心，2010），常住人口为2301.91万人、人口密度3631人/平方公里，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上海市统计局，2011）。上海也是中国的经济之都，连续十多年经济以两位数增长，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种种问题，诸如环境、资源压力，老龄化和慢性病的挑战，还有不良的卫生行为习惯、大量流动人口问题、新老传染病的威胁，以及如何更好地体现卫生服务的公平性等问题。

其次，在健康城市开始引入我国并扩大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海市都参与并为其中的典型代表。第一，1994年，WHO与中国卫生部合作确定“中国健康城市试点项目区”，首批有两个城市区入选，其中之一就是上海市的嘉定区。第二，2003年SARS之后，许多城市纷纷开展健康城市建设，我国健康城市建设进入实质性发展（傅华，2006）或全面发展阶段（李忠阳、傅华，2007），其中，苏州市和上海市的工作颇具典型（傅华，2006；李忠阳、傅华，2007）。上海市政府于2003年6月通过了《上海市建设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03—2005年）》，是特大型城市中第一个提出健康城市建设的。第三，2007年12月，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在上海召开会议，正式启动了全国健康城市（区、镇）试点工作，并确定了十个市（区、镇）为全国第一批健康试点城市（区、镇），由此拉开了我国建设健康城市的新篇章，而上海市也名列这十个试点城市中。第四，随着健康城市在我国的开展，WHO与国内的合作也在加强，2010年12月，首个获得WHO批准的中国与WHO健康城市合作中心就设立在上海。

再次，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设有明确、详细的政策方案和实施步骤，其政策体系各因素确定且完整。2003年，上海在特大型城市中第一个提出建设健康城市并制订了《三年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是以政府批文（红头文件）形式出台，其中，详细规定了三年内实施健康城市建设的详尽方案，包括目标、指标任务和重点活动、实施步骤和策略，并明确标明了政府各相关部门在其中的具体职责和详细任务（主管或协作）。建立了由副市长牵头、各区县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联席会议来协调推进，市长也亲自动员启动，并作为上海市政府的重点工作来抓等等。

最后，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设政策过程脉络清晰，并已经历了四轮以上完整的政策周期。其每轮《三年行动计划》都经历了制定、出台、实施和评估等步骤，并且1994年开始的嘉定区WHO合作试点项目的实践，而后于2003年在特大城市中首个提出健康城市建设，目前已先后出台了五轮《三年行动计划》，并且其中前四轮计划已经完成，这意味着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设三年行动已经具备四个轮次的完整政策循环周期，从而给系统化地纵向探讨健康城市建设的演变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另外，上海市的健康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已历时十年有余，应该能够确认出此活动过程的一些健康成果，从而能够对其政策成效，尤其是其健康成效，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