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对历史政治学的镜鉴

赵鼎新^[1]

我本来为今天报告准备的题目是“时间、时间性和历史社会学”。但是从今天会议的性质来看，我觉得不能按照这个题目讲，因此就放开说一些感言吧。

首先表示祝贺！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事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强大的历史理性传统，而这正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政治学，所比较缺乏的。一个国家要发展具有一定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除了需要有高度专业的学术共同体外，还需要具有一定特色的本体意识和认知准则（criteria of knowledge）。本体意识指的就是一些对于社会现象及其本质的根本性假定，或者说一些属于价值观层面的东西；认知准则指的就是评价某种知识是否可靠的一套准则和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学的历史转向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来说非常重要。当然在历史政治学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历史社会学在中国已经“红”了几年了。但是在历史社会学这个领域，当前中国真正做系统扎实的经验工作的，并且能与西方领军学者对话的学者其实并不多，有点儿一哄而上的味道。虽然一哄而上所带来的并不都是坏处，但我还是希望历史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点。

还要指出的一点就是，虽然西方主流政治学以方法为重，但他们的领军人物中也并不乏具有历史视角的学者。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并不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域。比如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当然属于主流，但是政治经济学派，以及具有很强的历史感的英国学派仍然在西方有一定影响。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往往都会在宗教改革、宗教战争、七年战争、法国革命、德国统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等国际大事件背景下展开国际关系分析，产生了许多经典。

另外，我一直强调历史视角的重要性，但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呢？这一点我其实并不清楚。我是这么理解政治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骨子里是一个应用学科。以下是我对社会科学学科的一个粗放的理解。社会科学的学科可分为两类：一类学科的合法性在于自己的独特视角；另一类学科的合法性则在于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如果说前者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后者则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专题学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学和历史学都是基础学科，因为它们都有着独特的视角。更具体地说就是，社会学的核心是结构/机制视角，而历史学的核心则是时间/行动者视角。比如，为什么某某上了好大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般只能采取以下两类叙事手法。其一是：“他在某某时候碰到了一个好老师，成了好学生，后来顺利上了好大学。”其二是：“他家里有钱，所以他一路能上最好的私立学校，被名牌大学录取顺理成章。”用学术语言讲，前一种叙事方式可以称为时间序列叙事，而后一种叙事方式则可称为结构/机制叙事。如果说时间序列叙事是历史学的基础，结构/机制叙事则是社会学的基础，而时间序列叙事和结构/机制叙事的有机结合则是历史社会学的追求。但政治学是什么呢？它其实与教育学、法学、工商管理学、传媒学等学科一样，指向的都是一类独特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一种特有的视角。当然，政治在人类活动中的位置太重要了，这一点，商业、法律和传媒等完全无法比拟。此外，人类政治活动的确有着许多规律，这些规律的重要性也赋予政治学以一定的基础性。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也会把政治学当作基础学科。但是，由于政治学始终缺乏属于自己的特殊视角，这导致了这个学科根基不牢，比较容易跟着时髦和权力走。西方政治学家会跟人类学走，会跟社会学走，但是目前主要是跟着经济学在走。问题是，如果政治学并没有自己的本源性叙事特色，那么历史政治学是否能建立自己不同于历史社会学的叙事特色？

还有，历史社会学有一个核心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即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及其后果，这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任何当代社会现象，从民主社会的到来、全球化、富足社会的到来、女性地位的提高到人口爆炸、族群清洗、核危险、环境危机，都与这一点有关。在当今社会，一个学者如果对前现代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感兴趣，其背后动机或者潜意识无非是以下三个因素的混合：其一是想在前现代历史或者思想资源中寻找能解决现代性所带来各种问题的经验和理论资源；其二是为他们与现代社会不契合的个性和内心找一个寄托；其三是利用大众对当下社会有些方面的不适应寻租。我想说的是，无论出于哪个因素，该学者的问题意识或动机都是根植于现代的，都是对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社会变迁的反应。但是，到底是什么因素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到来？在当前，前沿学者一般都会把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看作一个由政治所主导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视角在历史社会学中有着核心的地位。但是，以政治视角为核心的历史社会学是否就是政治社会学？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西方世界出现的所谓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应该说，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其实都是“历史政治学家”，因为他们所关心的都是当代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些学者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他们大多数都是左派。其二，他们都看到了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所带来的问题，却同时又都看不到一种终极目标性的希望，这一点，他们与老左派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以上两种思维方式的约束下，这些新一代的历史社会学家只能沿着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传统继续前进。他们因此很喜欢从边缘视角、殖民地视角、女性视角等来重塑近当代史，甚至古代史。这对青年学者来说是个好事，因为视角多了就意味着材料多了，并且有些原先被认为不可用的材料现在都可用了，但是，这批学者却也在他们特别讲“政治”的视角引导下变得去政治化了。为什么这么说？简单讲就是，与老一代学者相比，第三代历史社会学家对政治和权力失去了感觉。讲得更形象一些就是，如果说这些学者是在分析一个牌局，他们对各个打牌人（即社会行动者）手上牌的大小一点也不敏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去研究英国在马来西亚早期的殖民如何影响了大英帝国的政治，研究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地的统治如何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我这里当然不是说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事情对大英帝国一点也没有产生影响，但是马来西亚毕竟只是大英帝国殖民地中相对不起眼的一个地方，更何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来自中国的华人顺民在马来西亚人口中占据绝对主导（当地的华人共产党游击队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马来西亚对大英帝国的影响怎么能比得上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是中东地区？对权力性质不敏感这一问题其实在传统社会学中也很严重。比如，在国内社会学曾经红极一时的市场转型理论曾经预测过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导向改革的发展，国家力量在社会上会下降，而掌握着市场资源的企业主和新中产阶级的力量则会上升。这些学者当然是错了，因为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在总体上就是国家力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有了很大的提升。市场转型理论学者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对权力的性质不懂。他们不懂得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中国国家作为一个行动者仍然握着一手大牌，而企业主和新兴中产阶级手上拿的还是以小牌为主。对权力和权力性质的不敏感使得这批人虽然所研究问题的核心是政治，却对政治一窍不通。对政治最关心的学者往往对政治缺乏感觉，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也是如此。我们的历史政治学的核心是政治，因此我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注意。

历史社会学是什么时候开始诞生的？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它当然是17世纪以后西方科学发展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可以说是这个学科的创建人，因为他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或者第一个提出了一定程度上在经验层面可验证的、探讨社会结构与历史时间关系的视角。其实，关于社会结构与历史时间关系的思考在任何文明中都有发生，只是其他文明的思想家提出的往往都是循环史观或者退步史观。认为历史具有给定终点的史观是犹太/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一般会被称为线性史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进步线性史观是把犹太/基督教文明中的进步线性史观给世俗化了。

从循环史观的视角看，老子就是一位历史社会学家，因为《道德经》中所有的内容，包括其中的各种统治术，都是建立在循环史观之上。提起循环史观，我不得不向你们介绍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伟大的前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1332—1406）。卡尔敦与老子可以说是各有千秋。老子认为历史是循环的，但他并没有给出循环的原因。这是老子厉害的地方，因为他知道，历史虽然具有周期性，但是导致周期产生的原因却多种多样，并且经常变化，因此任何简单总结都会造成对历史的误解。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但是老子的这一认识在后世的中国却发展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主义倾向，阻碍了分析性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发展。伊本·卡尔敦则不同，虽然他也是一位循环史观学者，但是他认定历史循环规律来自两个力量：社会凝聚力循环和人口循环。简单讲就是，他认为任何一个政治体在歌舞升平3—5代之后，其社会凝聚力就必然会下降，而人口必然会上升到该社会难以承载的地步，由此导致该政治体的衰弱和其他政治体的兴起。卡尔敦对历史的理解看上去要比老子来得机械，但是他却开创了一条分析导致历史循环的世俗力量（secular cycles）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罗·肯尼迪的大国过度扩张和其兴亡关系的分析，奥森的基于长期歌舞升平导致利益集团固化的分析，华伦斯坦对由经济驱动的核心国家、半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转换的分析，都是遵循着这一路径。与老子对于历史时间的理解相比，他们都显得片面和肤浅，但是他们的这一分析路径避免了神秘主义化，从而获得了片面深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发展历史政治学，我们必须要在汲取中西方学术营养的同时避免中国的神秘主义和西方的机械主义两个倾向。

自从进步线性史观产生后，当代社会科学家就很难跳出如下循环：当他们认为自己国家发展得不错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信心爆棚，甚至采取进步线性史观；而当他们的国家出了问题之后，循环史观就会抬头。远的不说，进步线性史观在苏联一度盛行，但是当苏联垮台后，循环史观却在苏联地区迅速回潮。美国知名学者特钦（Peter Turchin）就是来自苏联的移民，而特钦在美国的影响增大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人对他们所坚持的自由主义进步线性史观——历史的民主终结论——逐渐失去了信心。但是同时，最近二十多年经济搞得不错的中国开始信心爆满。我希望获得了历史感的中国政治学家能有一定的清醒。只有这样，中国才不至于在不具备苏联和当今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情况下犯与他们同样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还抱有一定希望。毕竟，中国是一个有长期的史学传统和自己独特的历史智慧的国家。

以上这些可以说是我的寄语。我期待一种既有史识又有史德，同时又能提供史鉴的政治学学派能在中国发扬光大。

[1] 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