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变迁的视野研究政治学

徐勇^[1]

首先祝贺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成立，感谢聘任，非常荣幸，也极大安慰。

历史政治学最近很热，中国人民大学起引领作用。但是历史政治学，有的人也在问，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学科来？是不是因为姚中秋先生加入政治学系，就开设了一个学科？很多人提出这种质疑。历史政治学的产生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深刻背景在于当今中国政治发展远远超出既有的政治学的全部想象和知识体系，需要借助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它不是简单的因人而兴，而是这个时代的需要。

为什么要借助于历史政治学呢？

一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内在需要。

人类社会起源的基点相同，最开始都是源自本初的唯一的血缘关系。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人类文明和国家进程呈多点发展，从起点开始就走了一个大分岔的路子，次生的国家形态和路径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不断在旧文明的废墟和空地上拓展新大陆，可以超越原有传统，文明中心的空间不断在发生位移，所以对西方的理解要有空间意识，以空间理解西方。

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血缘社会一直保留到当下的大国，我为什么一不小心踏入历史政治学呢？实际上我对历史政治学一点儿也不了解，这是因为我多年的田野调查，我是来自田野的，这几年主持一个大型调查工程，中国和世界农村调查，给我们很强烈的刺激和冲击。在非常现代化的广州附近，就保留着大片宗族社会形态，还有更远的地方，西南还保留着很多村社形态。在这么一个国家里，几千年的文明反复在一个国家、一个空间里发生、演进，这是中国特有的，也就是说血缘关系提供了一种稳定性、连续性和次序性，过去旧的东西保留着，新的东西又出来了，所以表现出支配关系的层层叠加。我新近写了一本书，已经出版了，叫《关系中的国家》。我的基本理念就是，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进程是关系叠加的产物，新旧交替又并存，国家与社会分立又混合，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的一个视角。在大量传统因子还保留着的国家，居然发生了大崛起，这是超出想象的。传统是一种羁绊、束缚，保留大量传统形态，居然还发生了大国崛起，我们怎么理解它，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大国崛起放在历史长河中去寻找它的源泉，也就是说在历史进程当中才能深刻理解当下和未来中国，这就是我们怎么样理解中国，要以时间理解中国。以空间维度去看西方、时间维度看中国，这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

二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需要。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西方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产生于现代，是现代思维的产物，特别擅长在横向上建立起一套概念，这是它了不起的地方，形成了政治学的知识体系。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缺乏历史的纵向维度，难以理解政治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就是它的一元思维。中国引进政治学以后，不可避免就带有这个缺陷，比如我们现在讲中国政治到现在还不是一个二级学科，是很不可思议的。我在这个学位委员会服务多年，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怎么来的？到现在中国政治是没有学科的，一般一个政治学，美国政治、西方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这是起码的，在中国居然没有中国政治这个学科，说明我们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是从外面进来的，缺乏的是历史维度，这样从时间上理解中国就力不从心。所以我想历史政治学是一种内在需要，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需要。

历史政治学是什么呢？关于历史政治学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定义，我想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反向思维，我们可以定义它不是什么：历史政治学不是历史学，它的学科主体和主体性是政治学。所以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维度需要注意。

一是可界定的政治学维度。我们知道有边界才有学术分工，才能形成学科的主体性，以历史研究政治学，我们缺乏对历史和历史学的强烈敬畏感，这是我进入历史通道以后感觉到的，过去我们看看历史可以，但是一旦作为一门学科，会感觉到对历史和历史学有强烈的敬畏感，因为中国历史太复杂太丰富了，历史学太精细、太扎实，我们要和历史学相比，根本没办法对话。我们如果做历史学，没有必要，历史学做得那么丰富了，我们再添一块砖一块瓦，没有意义。历史政治学一定要注意它的本体性是什么，本体性是政治学。它和历史学有什么分别呢？历史学重在摆事实；政治学重在讲道理，在于分析和解释。

二是可标识的政治学命题。我们知道，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核心对象和要素，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国家及其相关的问题。只有从政治学的命题入手，它才能够与其他学科有所区别。当然也有交叉的地方，比如说赵老师做历史，也做国家，也做历史社会学，这个有交叉的，但是还是有分工。历史政治学要有一个可标识的、属于历史政治学的领域。

三是可通约的政治学概念。我们知道人类在轴心文明时代有同一个起点，为什么政治学起源和发端于古希腊，中国有丰富的政治实践却没有能形成一门学科，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明确定义的、超越个别经验的、可通约的政治学概念，难以传播。所以中国路径是独特的，中国经验是独到的，中国故事是独家的，但是从中国路径、经验和故事提炼出来的概念却做不到是可交流的、可传播的、可意会的，政治学很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最近我参加我们组织的政治学会议，发现很有意思，东西方都在陈述各自经验，中国的经验，有一个年轻学者讲中国上访，也是中国的经验，外国学者听得云里雾里，什么叫上访？找政府，找信访局。美国有没有信访局？没有。外国人讲上街，在中国不行，不能随便上街的。各讲各话，因为没有可通约的政治学概念，没有办法对话，没有办法交流。我们如果用“政治参与”，就可通约了，只是“政治参与”需要各自表达。历史政治学要从中国之治提炼出让他者听得懂的中国之理，你要让人家听得懂你的故事，你的上访意味着什么。所以要建立起可通约的政治学概念，而不是只能自己听得懂。

四是可整合的政治学范式。历史政治学重在讲道理，寻找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把碎片化的历史现象和事实连接起来，就要通过特定分析框架和范式加以解释和分析，有方法、有范式，才能自成一家，才有学说。我们现在著书很多，立说很少，著书和立说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历史对象是丰富的，分析视角应该是多样的，关键是你能否自圆其说、自成一体，那么你就要建立起你的分析框架。

所以历史政治学的兴起就在于现有学说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范式不创新，永远没有办法很好地解释。所以政治学范式的创新理所当然是我们历史政治学繁荣的标志，我们看历史政治学是不是能够作为一门学科成立，是否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甚至解释世界，就看有没有独到的分析框架和范式。一门学科，包括历史政治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在于叙事不讲理。只是叙事，历史学多年来就是述而不作，这是我们老的传统，它的优势在这个传统，劣势也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叙事方面非常有成就，谁也很难和历史学家在叙事上的精细、考据相比，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它“不太讲理”，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一事讲一理，一个事情里面有一个道理，能够从中国叙事当中提炼出中国化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中国人自己听得懂的理论，我们现在很多概念不一定别人听得懂，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只针对中国的理论，这些理论人家没有这个经验。任何分析框架、任何知识，来自他的经验，我们现在一事讲一理方面也有了很大进展。第三个层次也是最缺的是万事皆一理，也就是从中国叙事当中有所发现，从中国道理当中有所启示，但是也要有所超越，形成具有普世性的分析概念和框架。这个就是刚才赵教授讲的那么多主义，中国主义在哪儿呢？你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那是政治概念，我们的分析框架在哪个地方？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套自我的分析框架，这个学科的发展会受到相当的影响，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所以现在我们学者是讲故事的高手，都是故事大王、段子高手，但是在叙述故事背后的理，我们却非常欠缺。一个斯科特盖了你所有的政治学者和人类学者，为什么？“弱者的武器”被广泛使用，不仅是在东南边缘地方，只要有强者弱者，都可能发生这种现象，这就叫普世性。案例经验是个别的，但是它提炼的理论、概念、分析框架是具有普遍性的。

[1]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