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张栻研究的几点思考
张栻著述中，《南轩集》占绝大部分比重，是研究张栻的重要文献。前文已述，《南轩集》由朱熹整理编订，毫无疑问，朱熹对张栻著述的流传功不可没，为后世学者学习研究张栻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换言之，后人对张栻的认识，对张栻思想的解读和了解，基本上是通过朱熹编定的《南轩集》。可以说，正是因为朱熹，我们才没有忘记张栻，也“无法”忘记张栻，这是朱熹的历史功绩。也正是缘于朱熹与张栻二人的密切关系，今天的宋明理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才偶或提到张栻，确切地说，是因为朱熹，张栻才被略提了一笔，为此，些许降低了学者对张栻的陌生感。
虽然《南轩集》是张栻著述的重头戏，但是由于朱熹在整理和编订《南轩集》时，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和想法对张栻的作品有所删减，所以后世研究者就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南轩集》并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张栻的思想，或者说，仅依据《南轩集》研究张栻的思想是不够的。要深入、客观、全面地研究张栻，必须对张栻的著述进行爬梳和整理，爬梳和整理的程度决定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除了目前爬梳和发现的著述外，张栻的著述还散存于诸多文献中，需要我们花时间、花力气认真而又耐心地去爬梳。本书除了依据现有的张栻著述，同时还参阅了《朱熹集》《朱子语类》《吕祖谦全集》《胡宏集》《诚斋集》等张栻师友的著述及作品，另外校参时人的笔记史料以及明清的文献资料。即便如此，笔者亦不能穷尽张栻之著述，故对张栻之研究亦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确切地说，拙作只是对张栻研读学习的一些体会。
考诸史料，张栻早年的“未定之论”[19]多是对胡宏思想的继承，也是张栻思想与朱熹思想的相异之处，更是张栻思想的特色所在。朱熹对张栻早年“未定之论”的删除，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张栻思想的特色，更使得后世学者很难看到张栻思想的本来面目，甚至走上两种歧途：或言张栻不能护守师说，或者认为张栻的思想近似于朱熹，台湾学者牟宗三就认为张栻“只是蠢然随朱子脚跟转而已耳”[20]，另有很多学者也认为张栻思想不具有“独立性”，只是“附和”朱熹。独具特色的思想反而成为盲从和附和，这不能不说是张栻研究乃至儒学研究中的一个遗憾。加之牟宗三在海内外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其对张栻的评价具有“定位”的性质，导致学术界对张栻的研究和评价很难跳出朱熹的视域以及胡宏的立场。换言之，学术界对张栻的研究往往“捆绑”在胡宏和朱熹之上，而没有“独立”地对张栻的思想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这样的研究很难客观地展现张栻的思想。这不能不说是张栻研究中的一个“误区”，从而导致张栻一直被“误读”甚至“忘却”，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反思。
张栻的思想具有自己的特色。在继承胡宏性本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造和发展，它虽然有近似于朱熹的理本论，或倾向于陆九渊的心本论，但这并不足为论。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是张栻从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等方面构建了自己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体系既不同于朱熹的理本论，又不同于陆九渊的心本论。这一点被后世一些学者注意到，全祖望曾言：“南轩似明道，晦庵似伊川”[21]，沈家本亦曾言：“南轩与朱子为友，而立说不苟同”[22]等，既说明了二人思想之密切关系，更明确表明了二人思想之不同。爬梳和厘清张栻思想与朱熹思想之异同，是目前学术界研究张栻的重点和难点；厘清张栻与朱熹思想之差殊，便可展现张栻思想之特色，从而亦可以客观上再现张栻思想的原貌。
另外，笔者认为对于张栻思想的研究要由点及面，由点成面，点面结合，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展现张栻思想的原貌，从而了解张栻的思想体系，以及张栻在宋明理学史中的地位和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同时，点面结合研究张栻，亦利于把握宋明理学及其发展态势。
总之，尽量充分地占有史料，认真地爬梳张栻的著述，客观地研究张栻，摆脱站在朱熹的角度研读张栻，脱离从胡宏的视阈解读张栻，如实地还原张栻的思想，是学术界研究张栻的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在此，笔者不拟对张栻的思想作褒贬等价值判断，只是尽力从历史的角度和学术的精神客观地解读张栻，希冀为后人了解张栻、研究张栻提供一些参考和依据，真实地再现历史上的张栻，倘若如此，乃吾愿。
[1] 黄宗羲：《南轩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09页。
[2] 陈亮：《与张定叟侍郎》，《陈亮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2页。
[3] 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770页。
[4] 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2页。
[5] 杜杲：《重修建康张栻祠堂记》，《张南轩先生文集》卷七附录（丛书集成本）。
[6] 朱子赠南轩诗曰：“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朱熹集》卷五，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7] 黄宗羲：《南轩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5页。
[8] 朱熹：《张南轩文集序》，《朱熹集》卷七十六，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9页。
[9] 陈亮：《与林和叔侍郎》，《陈亮集》卷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4页。
[10] [美]田浩（Hoyt Tillman）：《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湖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11] 黄震：《读本朝诸儒理学书·南轩先生文集》，《黄氏日钞》卷三十九，四库全书子部第708册，第30页。李心传亦言：“中立传郡人罗仲素，仲素传郡人李愿中，愿中传新安朱元晦。康候传其子仁仲，仁仲传广汉张敬夫。乾道、淳熙间，二人相往来，复以道学为己任，学者号曰晦庵先生、南轩先生。东莱吕伯恭，其同志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页。）
[12] 朱熹：《中和旧说序》，《朱熹集》卷七十五，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9页。
[13] 朱熹：《与曹晋叔》，《朱熹集》卷二十四，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7页。
[14] 张栻的《太极解义》，其初本刻于高安，原是单独刊行，宋代各种典籍均有记载，如晁公武撰、赵希弁续辑《郡斋读书志附志》录为《张子太极解义》一卷，并附言曰：“张宣公解周元公太极之义”（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卷五下，四库全书史部第674册，第355页）；尤袤撰《遂初堂书目》中亦载《南轩太极图解》（尤袤：《遂初堂书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674册，第460页）。并且张栻所作的《太极图解序》和《太极图解后序》亦散见于各种典籍中，可见当时确有其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单行本后世不得流传，故学术界一般认为张栻的《太极解义》佚失。20世纪80年代，陈来教授在北京图书馆藏的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发现张栻的《太极解义》；最近，四川大学的粟品孝教授和杨世文教授又在明刻本的《濂溪周元公全集》中发现张栻的《太极解义》。可见，张栻的《太极解义》非但没有佚失，而且还有不同的传本。宋本与明本在文字上有一定的出入，本书中所引《太极解义》据宋本。
宋本张栻《太极解义》，参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3页。明本张栻《太极解义》，参见杨世文点校的《张栻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605—1609页；粟品孝的“张栻《太极解义》的完整再现”，《地方文化研究辑刊》2013年第六辑。
[15] 朱熹：《答胡季随》第2书，《朱熹集》卷五十三，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5页。
[16] 朱熹：《答张敬夫书》第6书，《朱熹集》卷三十一，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2页。
[1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51页。
[18] 岳麓书社2010年出版了《张栻集》，该书收录了张栻的《南轩集》《论语解》《孟子说》三种著作。
[19] “遽取观之，盖多向所讲焉而未定之论。而凡近岁以来谈经论事、发明道要之精语，反不与焉。……于是乃复亟取前所蒐辑，参伍相校，断以敬夫晚岁之意，定其书为四十四卷。”（朱熹：《张南轩文集序》，《朱熹集》卷七十六，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9页。）
[20] “朱子是依其自己之说统而致疑，而南轩则是何说乎？只是蠢然随朱子脚跟转而已耳。”〔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21] 黄宗羲：《南轩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09页。
[22] 沈家本：《南轩易说跋》，转引自《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