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书始终围绕“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调结构—稳定长期经济增长”这一中心思想来展开，强调政府的重要作用、市场的中心地位，调结构以稳定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论证了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进行重新定位与选择这一重大问题。得到了以下一些基本结论，并由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经济发展中长、短期不利因素的叠加交错导致目前宏观经济处于困境
从长期来看，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大量依赖投资和出口，技术进步的作用不仅没有增强，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而且，随着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的逐渐消失，资本回报率必然下滑。这将拖累投资回报率，使得其逐渐难以平衡折旧率等，从而投资无法发挥以往的作用，因此，中国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将呈现下滑趋势。同时，由于2009年刺激政策的跨期替代效应和欧债危机的持续恶化，短期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由于这两个因素都将短期难以改观，所以未来一个时期经济依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2.通过稳投资来稳定短期增长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迫切任务
当前阶段，在国内外环境的多种因素的叠加作用效应下，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增大，“稳增长”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当前工作的迫切任务。这是与“稳增长”对维持当前中国合理的就业创造、居民收入增长和政府财政风险安全这三方面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的。
目前稳增长的主要出路在于刺激投资，而以政府刺激为主要手段的投资只会进一步固化中国原有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从而拉低长期的潜在增长率。在潜在增长率下滑的大环境中，当前稳增长的一时成功也将会导致未来陷入更为被动的局面。因此，当前在中国经济增长还具备一定速度的时候，政府需要进行以结构调整为导向的稳投资措施。
3.政府刺激投资型的短期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的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必然要通过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来实现。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如果仍然偏好于采用政府投资刺激计划类型的短期稳增长的思路，必然会导致维持经济短期稳定和维持中长期增长之间产生根本性的冲突和矛盾。
4.以市场为主导进行结构调整来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是多重目标下的首要选择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全面复苏可能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环境存在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这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既形成巨大压力和倒逼机制，同时又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因此，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也是巩固当前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迫切需要。
经济结构调整的本意是通过市场化的运作，通过收购与兼并等一系列行为，使一些落后的产业或企业淘汰掉，让一些效率高的、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或企业成长起来，增长市场份额，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经济体本身是一套系统，其内部结构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发地调整和完善，但前提是以市场化为基础。如果政府干预过多，经济结构的自发调节功能就会被破坏，结构进一步失衡也就难以避免。
5.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内涵型城镇化是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和重要途径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调整两个方面。从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需求结构调整就是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局面，着重通过对收入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重点是扩大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供给结构的调整主要就是通过产业结构内外的调整和协调，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看，就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的现实约束条件下，进一步推进结构合理的工业化和内涵发展式的城镇化，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最为重要的切入点和重要途径。
6.财政政策应以结构调整为主要目标
在过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强的相机抉择性，在工具上较多使用了财政支出，对于税收这个重要的政策手段的使用还不充分。为此，需要在收支两端针对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大税收的调控力度。同时，强化财政支出政策的科技与民生取向，发挥税收政策的自动稳定器；为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需要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度。
7.货币政策进一步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
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从中介目标的角度来看，央行基本关注的是数量目标。从调控工具来看，由于中国是管制利率，更多的是采用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等数量型工具，公开市场业务也更多指向了数量型中介目标。因此，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以利率为中介目标，并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
（二）相关政策建议
1.财政政策在当前结构型减税的基础上，可以重点考虑以下方面。
（1）总量减税
通过计算三次产业税负水平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的税负水平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且近年来波动性很大并有加大的趋势。如果只关注第二、第三产业，可以发现2001年以来，两大产业的税负水平都有缓慢提高的趋势；目前第二产业的税负水平是最高的，但是近年来第三产业的税负水平与之的差距在明显缩小，二者已经相差无几。
表0—13 三大产业税负水平
因此，总的来看目前各行业的税收负担较重，为了进一步刺激各个产业发展，需要切实减少税收负担，进行总量减税。
（2）扩大加速折旧计税范围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八条，目前可以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包括：（一）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二）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这对于提高企业技术更新具有一定刺激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可根据各行业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扩大加速折旧范围，刺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图0—30 三大产业税负水平
资料来源：各年度《中国税务年鉴》、中经网数据库。
（3）加大环境保护等投资额所得税减免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三）项所称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可进行所得税减免。为了进一步促进环境保护等行业的发展，可以提高本部分减免力度。
（4）进一步扩大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范围、提高起征点和所得税累进性
目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还相对较低。目前中国收入差距较大，大部分职工收入较低，导致中低收入人群受到收入流动性约束，对于当期收入非常敏感，因此，为了提高消费，需要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为了调节收入分配，需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累进性。
不过，对于个人所得税更为重要的是扩大征收范围。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个人所得税基本限制在薪金的范围内，其他收入未能按照累进性质征税。如果在这个环境内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会使得征税范围进一步缩小，反而降低个人所得税在财政预算内收入的比重，从而损害了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因此，需要扩大征收范围，更为体现其累进性。
（5）对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的新设备投资提供政府补贴
当前是中国产业转移的黄金时期。随着工资结构的调整，东南沿海地区劳动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转移。为了促进深度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尽量避免将东部地区落后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而应该在转移中升级，通过更新设备，有序调高生产率，协调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为此，对于产业转移中新设备投资可以予以财政补贴，例如，通过政府贴息的方式来完成。
（6）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
为了提高地方政府财政自由度，需要允许地方政府针对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进行发债。中国对于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进行了一些初步尝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通过中央财政代发地方政府债券的形式，当年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并将其纳入地方预算构成地方债务。此后的2010年和2011年又以此方式每年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并在2012年将额度增加至2500亿元。此外，2011年下半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选择在财政实力较强的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和深圳市四地启动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不过，在当前模式下，这并没有真正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
如果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关键是需要纳入财政预算，这种财政收支的责任机制可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以市场化的约束让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的收益进行科学评估，从而促进投资支出决策的合理化，避免过度投资、重复投资等行为。在支出方面，进行定向投入，例如，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作为与中央投资配套的地方资金来源，有利于扩大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规模，更好地促进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
2.加快推进高累进性房地产税的全面开征，并在此基础上取消限购
未来需要进一步进行内涵型城镇化，住房等民生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房地产行业的有序发展是城镇化的前提，也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因此，房地产行业是中国未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为了房地产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尽早开征高累进性房地产税，并在此基础上取消限购。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房地产价格快速飙升，从而催生了房地产一批投机性需求。投机性需求以透支未来为代价，把房价推向非理性上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为此，政府果断对房地产采取了限购措施，这可以帮助控制需求在一定时期内平稳释放，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房地产市场持续发展。尽管这是通过行政措施干预市场的一种手段，但在房价非理性飙升的特殊背景下，具有其合理性。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随着限购政策的出台，房地产投资出现了大幅度下滑。这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要保护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平抑房价，单纯限制需求是不够，重点需要提高供给。高累进性房地产税是一个增加供给，平缓需求的有效工具，可以使得房地产市场恢复供需平衡，价格趋于理性。
首先，高累进性房地产税可以有效平滑需求。有了房地产税，人们在保有环节就提高了成本。但是，影响人们行为的是边际税率，即多增加一平方米带来的税收增加。如果征收高累进性的房地产税，那么高边际税率将使得人们选择小户型，从而避免了更多的炫耀性消费。
其次，高累进性房地产税会增加供给。这个里面增加供给有两个渠道。其一，在存量房市场上，有多套房屋的持有人，面对高累进税率，就需要考虑持有成本。此时，要么将房屋出租，从而增加了租房市场供给，要么考虑出售房屋，从而增加二手房供给。这里面目前一个热议的问题是房地产税的提高是否会导致房主全额将税收转嫁给租客。这个问题在短期内是存在的，不过，伴随着目前以公租房为主的保障房政策的实施，如果政府能够提供廉价的公租房，提高租房市场的供给，就会拉低租金。所以，这个问题需要保障房政策的配合。其二，在新建住房市场上，由于未来房地产税将平滑需求，所以房价有稳中有降的趋势，那么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当前就需要增加住房供给。2012年中国一个大问题是房地产商开始囤地，但是不进行大规模新建，从而拉低了投资。如果实施高累进房地产税，在预期房价下降的情况下，房地产商会增加当期供给，从而对于当前的稳增长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除了平衡房地产市场以外，房地产税还是解决地方政府财政自由度问题的一个办法。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依赖卖地收入，但这是一个杀鸡取卵的办法。目前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就面临了无地可卖的困境。如果能够开征高累进性质的房地产税，那么就提供了稳定的税源，这一方面降低了政府推“地王”的冲动，另一方面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常规性的财政收入。
3.货币政策应定位于利率市场化，以价格型、市场化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
为了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在目前的政策基础上重点考虑以下三点。
（1）弱化存款准备金率的使用
在内生货币环境下，存款准备金是“适应性的”，即当银行体系的贷款发生后，中央银行会增加准备金的供给。一般观点是中央银行可以拒绝商业银行借入准备金的要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个人正确的事情对于所有人不一定正确。中央银行可以拒绝一家商业银行的要求，但是不能拒绝所有商业银行的要求。如果所有商业银行都无法完成准备金，那么就会导致金融恐慌，银行间市场利率高度波动，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崩溃。中央银行需要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会被动供给准备金。因此，准备金被动取决于整个金融系统的步调。当市场极度缺乏资金的时候，那么中央银行就会供给。
（2）取消贷款规模和存贷比考核
首先，在内生货币的情况下，贷款规模意义不大。如果控制了规模，在面对融资需求的时候，银行就会通过金融创新等方式来进行资产置换，将原本的贷款变为其他表外资产，从而更为隐蔽，脱离监管，这反而提高金融体系的风险。其次，在贷款规模的条件下，金融配给会日益严重。在中国，受到配给的主要是民营企业，这不利于就业和经济发展。最后，其他私人融资方式会取代银行贷款，例如，商业信用会更为频繁的发生。私人借贷对于经济冲击更为敏感，近年来的各种“跑路”事件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存贷比考核不利于金融体系的发展。商业银行的分工必然导致了不同银行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些银行提供贷款，有些银行专注储蓄。人为地控制只会减少各个银行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导致各银行同质化，追求数量扩张，各种时点存款不断。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不利于商业银行的竞争，反而增加了各银行的高息揽存行为，危害了金融安全。
（3）增加中央银行透明性
在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内生货币的环境中，投资的提升会拉高通货膨胀，需要通过增强央行透明性的方法控制通货膨胀预期。
中国人民银行目前的沟通形式包括货币政策报告、政策变动公告、新闻发布会、行领导讲话与公开演讲等。在这些沟通渠道中，主要传达了中国人民银行对于经济形势分析、货币政策的定位、政策出台背景、出台条件和操作方式选择等信息。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沟通倾向于通知和事后解释性质。要控制通货膨胀预期，需要在沟通中增加对于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政策出台标准等，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的货币政策规则。
4.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拓宽民营资本投资领域
民营资本是中国目前投资对于利率最为敏感的群体，要在未来发挥利率的重要作用就需要进一步发挥民营资本的投资动力。目前的新36条将开放领域集中在基础设施等。但是，这些领域见效慢，民营企业不愿投资，因此，无法发挥其初衷。民间投资细则的出台对于民间投资增速的回升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是在传统行政性垄断体系和经营模式没有根本改革的前提下，投资领域的放开并没有给予民间资本生存的环境。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发挥民营企业的投资主体作用，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
[1] 本章完成于2012年9月。
[2] 本章数据无特殊说明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诚信数据库和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数据库。
[3] 这些国家工业化完成之际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3。
[4] 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避免母国优势等专利测量问题。
[5] 国务院认定的产能过剩行业或潜在过剩行业数目在2006年是10个；2009年经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认为产能过剩行业增至19个。资料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1106/02226930328.shtml。
[6] 资料来源：http：//it.sohu.com/20120508/n342598789.shtml。
[7]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gjj/2012-05-30=/content_6044652.html。
[8] 资料来源：http：//news.hexun.com/2012-03-09/139147305.html。
[9] 吴敬琏（2012）也认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升级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投入太多，成本太高；其主要原因是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仍未建立，各地仍在沿用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
[10] 资料来源：http：//news.163.com/12/0823/11/89JB93IN0001124J.html。
[11] 资料来源：http：//www.cei.gov.cn/LoadPage.aspx？Page=ShowDoc&CategoryAlias=zonghe/jjfx&ProductAlias=lianhlt&PAlias=lianhlt&BlockAlias=lhhgjj&filename=/doc/lhhgjj/201203061310.xml。
[12] 繁荣时期，政府收入增加，按预算平衡的要求，政府的开支也加大，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
[13] 外生货币理论中逻辑是从上向下的，同时上面两层仅仅决定了名义值，实际值完全独立取决于第三层——企业和工人的经济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