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环境污染治理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目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在中国频现，其带来的经济及健康损失难以估量。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推行的环境保护政策也正经历史变迁和考验，环境政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环保战略初探阶段到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文明战略，伴随排污权交易、环境保护税费及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法规的出台，我国基本形成了符合国情且相对完善的环境战略政策体系。作为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中的中国，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需求，由绿色技术创新引领的“绿色工业革命”已经悄然兴起，成为我国建设“美丽中国”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从绿色经济转型视角探讨把握我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和环境治理政策的选择，并对相关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检验，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和实现中国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且有效途径。

本书通过将环境污染及环境政策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将环境污染、环境政策、绿色技术创新及绿色经济等纳入分析框架中，以环境经济学、环境规制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生产理论为基础，分别从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考察绿色经济转型视角下我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及环境政策的选择和评估问题。全书以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在实际可得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经济模型，尝试综合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数理经济分析和政策检验等分析方法，系统、全面地对绿色经济转型视角下的我国环境规制政策进行科学评价。本书的主要内容分为9章，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以城市层面数据为样本，结合空间扩散效应深入探究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并对已出台治霾政策的治理效果和传导机制进行科学评估。研究发现：考察期内我国雾霾污染具有一定时滞性、空间相关性和时空“警示作用”；以往环境规制由于诱发污染产业地区间就近转移对减霾贡献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大气十条”的治霾效果明显，到2016年该政策的实施使重点关注的三大经济带PM2.5显著降低约7.1%，其中，中部和东部区域政策实施城市治理效果最为显著；政策实施以来各地区环保部门通过对重污染企业的限产整治取得了降霾的短期治理效果，但对重污染企业的创新激励传导作用并不显著。因此，未来雾霾治理政策更需注重如何通过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取得雾霾治理长期效果。

（2）将两种环境规制手段、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动态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双重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以及转移机制，并对其传导效应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也取决于环境规制类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超过阈值时呈现出线性向非线性转换的特征，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均在超过一定的阈值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且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经济发展在高、低体制转换中呈现非线性关系。其中市场激励型规制手段在东部地区已跨越阈值且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经济的两大推手，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激发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3）在绿色技术创新视阈下探讨我国环境污染的空间集聚性及演化路径，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空间集聚特征主要体现在高能耗的西北、东北和西南区域；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相反，绿色技术创新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有高值集聚特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估计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有显著抑制作用，能源强度的下降有利于环境改善，而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水平提高对环境污染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为负，区域间协同绿色技术发展需进一步加强。

（4）基于庇古理论征收环境税是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的规制手段，构建环境税费的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环境税费政策是否能产生降低污染又能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红利。研究发现：我国环境税费政策的实施存在双重红利，地区高人口密度并未成为环境红利的制约因素，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需进一步优化调整才能促进双重红利效应。环境税费政策对环境污染、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时变特征，只有在适宜的环境税费区间才能更好地实现双重红利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税费的双重红利作用越明显。

（5）在控制地区环境规制等重要解释变量下，检验碳排污权交易试点机制在中国是否能促进我国的低碳经济转型。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局DEA框架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份与非试点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从潜在双重红利来看，相对于试点省份，非试点省份的减排手段缺乏灵活性，其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仍有较大的释放空间；基于核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的政策效应分析可知，碳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现阶段碳排放总量，但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微弱；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并没有提高试点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对技术进步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6）从工业行业存在技术异质特征出发，应用共同前沿理论的MML生产率指数，测度我国工业行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及分解构成，并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对其增长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的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清洁型生产行业、中污染生产行业、污染密集型行业依次递减的发展格局，群组间技术差异整体上呈现缩减趋势；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是推动前沿面扩张的主力行业；增长动力分析显示，工业行业存在投入要素利用的规模经济，工业行业“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与能源结构调整有利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资本深化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影响微弱，FDI抑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行业集中度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不同群组的技术异质性导致了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影响。

（7）“中国制造”正走到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同时制造业给环境所带来的累积负面效应也不断涌现。在以提升制造业集约化水平为宗旨的“工业4.0”时代，环境规制政策能否引导中国制造业顺利转型、改善环境污染困扰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基于创新力与经济增速均衡视角，在目前环境规制强度基础上通过分层次分析中国制造业的环境困局和环境政策关键问题，针对各行业不同污染水平，在稳增长促创新的前提下提出差异化环境规制策略，为促进我国制造业创新转型、完善和优化环境规制政策提供策略参考。

目前，中国正处于向绿色经济转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基于本书的定量分析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继续实施跨区域联合治理，动态调整并完善环境治理政策，长、短期政策兼顾实施，形成污染减排政策的正向叠加效应。（2）支持绿色技术投资和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以绿色技术为切入点，鼓励企业加强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并加强地区间协同技术创新从而精准治污。（3）不同的规制手段设计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发挥市场激励手段对绿色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4）完善环境保护税政策的实施，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的“环境红利”和“经济红利”，将“绿色发展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