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分析
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目的是为农户生产经营服务,农户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客体,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情况非常值得研究。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政策条件及实证调研所获得的数据资料,本部分试从农户个体情况、家庭情况、经营情况和区域分布情况四个方面考察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程度。
(一)研究假设与数据来源
具体研究假设为:①在农户个体特征层面,年龄较大的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会较多;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越多;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较强;有无特殊经历也会对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产生影响。②在家庭特征层面,家庭经营的农地面积越大,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越多;实际参与务农的家庭劳动力越少,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越多;农户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越强烈;是否兼业也会影响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强度。③在经营特征层面,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程度较高;农户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情况也会影响其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④在区域分布层面,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存在区域差异。
这部分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西部农村信息化研究”课题组于2010年6~8月对陕西9个市18个乡镇的抽样调查。实际发放问卷222份,剔除无效问卷8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14份,有效回收率为96.4%。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农户个人的基本情况、种植历史、经营规模、家庭收入、兼业情况、技术来源、培训需求、信息获得渠道、农资购买及产品销售渠道、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情况及满意度、参与合作组织的情况、融资问题,以及对信息入村的认知与评价等方面。基于研究需要,本书只选取了其中一部分数据,用以分析农户对农业社会化的服务需求程度。在有效样本中,陕北、关中、陕南地区的农户各占农户总数的33.6%、35.2%和31.2%。在性别构成上,男性占65.7%,女性占34.3%。在年龄方面,被调查农户年龄最大的为67岁,最小的为23岁,平均年龄为39.5岁。文化程度则以初中水平为主(见表2-5)。样本农户的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98人,户均劳动力为2.5人;户均拥有农地面积7.46亩;普通农户占61.4%,兼业农户占38.6%;具有外出打工、任村干部和在企业工作等特殊经历的农户占调查总数的34.5%。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的仅占9.5%,1001~2000元的占35.8%,2001~3000元的农户占33.4%,3000元以上的农户占21.3%。
表2-5 农户的年龄结构及文化程度分布情况
(二)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认知
1.农业生产经营情况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当前农户所采用的农业技术主要源自农业部门,这一比重占34.15%,依靠传统经验耕作的农户占26.83%;同时,科研教育单位在农业技术传播与推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农业大学与研究机构获得技术的农户占21.95%;从合作组织与专业协会得到技术的农户占9.76%,由龙头企业提供技术的农户占4.88%,其他来源占2.44%(见图2-3)。由此可见,目前农业部门和科研教育单位在农业科技推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指导方面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亟待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一旦农户在生产经营中遇到困难,村民互助仍然是最主要的解决方式,向邻居或亲戚朋友求助的占47.7%,向县级政府求助的占32.7%,向村委求助的占16.8%,寻求其他帮助的占2.8%。在遭遇生产资金紧张问题时,35.8%的农户会选择自行解决;30.3%的农户表示会向邻居或亲戚朋友借钱;23.9%的农户倾向于从银行贷款;4.6%的农户表示会向合作社借钱,而选择高利贷和其他方式解决问题的农户各占1.8%和0.9%。
图2-3 农户所采用的农业技术来源
2.农资购买及产品销售情况
在农用生产资料购买渠道方面,由农户自行到私人农资商店或公司购买仍然是最主要的渠道,这一比例达68.57%;其次为通过经济合作组织或专业协会统一购买,占14.29%;再有就是和邻居或亲戚一起购买,占12.38%;所占比重最低的是通过村级集体组织统一购买,仅占4.76%(见图2-4)。在农产品销售方面,目前最主要的渠道是由收购商到家里收购,这一比例达64.15%;通过农民经纪人或协会等中介销售的占19.81%;由农民自己到市场上销售的占11.32%;由村集体统一组织销售的占2.83%;由签过协议的龙头企业统一收购的仅占1.89%(见图2-5)。由此可见,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农村集体性的“统”的功能不断退化,个体农户由于生产经营规模小且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成本较高,在销售层面也存在一定问题。
图2-4 农户购买农用资料渠道
图2-5 农户销售农产品的渠道
3.农户参加农业合作组织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没有参加任何合作组织的农户占73.3%,参加农业合作社或协会的农户占26.7%。其中,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户表示入社的好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按所占比重由高到低排列依次为:能够获得技术服务;减少了购买农资的费用;便于销售;利于资金借贷;能够获得市场信息和进行经验交流;能够获得培训;节省了劳动力。对于没有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户,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周围没有农业合作社或协会,这一比例达61.4%,其次是对农业合作组织缺乏了解,这一比例占24.3%,其他原因占10.0%,认为没有必要的占2.9%,因为要交会费而没有参加的占1.4%。但在主观意愿上,表示愿意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户比例高达91.5%,而表示不愿参加的农户仅为8.3%。由此可见,虽然目前农户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比例较低,但绝大多数农户在心理上对合作组织较为认可,农村合作组织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4.农户对各类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情况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当前的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需求的占71.6%,没有需求的仅占28.4%。对于农户当前最需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类型,按照需要的迫切程度由强到弱排列依次为:技术指导服务(59.6%);市场信息服务(13.8%);农产品收购与销售服务(11.0%);政策法律与信息咨询服务(7.3%);病虫害防治服务(3.7%);贷款渠道介绍服务(2.8%);农用生产资料购销服务(0.9%);其他服务(0.9%)(见图2-6)。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是否应该在服务过程中收费,72.9%的农户赞同适当收费,但认为收费应该按照一定的标准且有限度,21.5%的农户认为不应该收费,5.6%的农户表示应该收费。
图2-6 农户对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程度
5.农业信息获取渠道及需求情况
本次调查还设计了有关农户对农业信息认知方面的问题,结果表明,认为自己缺乏信息的农户占94.5%,认为自己不缺乏信息的农户仅占5.5%;希望参加信息技术培训的农户占97.2%,不希望参加培训的农户仅占2.8%。这说明,当前农户已充分认识到农业信息的重要性,并对获取和掌握信息渴望强烈。在农产品生产与销售信息的获取途径方面,按所占比重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电视(20.6%);村里信息员(19.3%);互联网(11.5);村里的公告(10.7%);邻居或亲戚朋友(9.1%);政府派出机构(8.3%);报纸杂志(7.5%);村领导(6.7%);广播(6.3%)。在相关政策信息的获取途径方面,排序结果稍有不同,按所占比重高低排列依次为:电视(20.9%);村里的公告(16.2%);政府派出机构(15.2%);村里信息员(13.5%);报纸杂志(10.0%);村领导(7.8%);互联网(7.8%);广播(4.5%);邻居或亲戚朋友(4.1%)。这反映出农户会根据信息的性质而采用不同的途径与策略进行获取,针对性比较强。
(三)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1.模型构建
在前文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将运用SPSS统计软件中线性回归的方法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会对农户社会化服务需求产生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对社会化服务有无需求”,由于这一指标属于二分类变量,即0~1型变量,所以,本部分将使用二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其基本原理如下所述。
设P为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需求的概率,取值范围为0~1,1-P为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无需求的概率,对P做Logit转换,记为Logit P,即取P/(1-P)的自然对数ln[P/(1-P)],Logit P的取值范围在-∞到+∞之间。以Logit P为因变量,可建立如下线性回归方程:
LogitP=α+β1x1+…+βmxm
在这一模型中,参数α是常数项,表示自变量取值全为0时,P/(1-P)的自然对数值,参数βi是回归系数,表示在其他自变量取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该自变量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引起Logit P的变化量。
2.变量设定与处理
在二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中,系统一般默认以数值较小的变量为参照类。在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是“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有无需求”,因此,将“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无需求”赋值为0,将“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需求”赋值为1。至于解释变量,按照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主要从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和区域分布四个方面选择相关变量进行考察,各变量的具体赋值及统计见表2-6。
表2-6 实证模型变量说明
3.模型分析结果
为筛选出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本研究采用SPSS中Logistic回归自动筛选显著自变量的方法(Backward:Conditional),建立最优的逐步回归方程。根据概率临界值0.05进入、0.05以上剔除的标准,共进行了8步筛选,从模型中剔除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文化程度、有无特殊经历、是否兼业、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会或协会四个变量,剩余的变量为年龄、家庭农地面积、务农劳动力人数、家庭人均纯收入、当前是否务农以及所在地区。最终获得的模型结果与原初假设基本一致,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7。
表2-7 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1)农户年龄与其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正相关,Sig值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受自身文化素质与技能水平的限制,年龄较大的农户的就业空间相对狭窄,接受与学习新知识与新技术也较为困难,多重因素导致其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较大。
(2)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的重要因素。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越大,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也就越多。原因在于,农户经营规模越大,在农资购买、农技指导、市场信息获取、农产品销售等方面需要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越多,需要获取的资源也较多,因而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就越大。相反,经营规模越小,收益就越小,这样的农户一般都会选择兼业,不会在农业生产经营上投入太多时间与精力,对于那些收费较多的农业服务,他们更是不会考虑。
(3)务农劳动力人数与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呈负相关关系,即务农劳动力人数越少,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越强烈,反之,务农劳动力人数越多,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越弱。原因可能是,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不足会促使农户逐步跨越家庭边界而向外部寻求资源和帮助,从而促使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产生更多的需求。
(4)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与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的变量相比,收入为 1001~2000元的变量的Sig值不显著,表明在这两个收入水平上,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差异不大。而收入为2001~3000元和收入为3000元以上的农户,其Sig值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相对于收入水平在1000元及以下的农户,收入为2000元以上的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较大。
(5)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也影响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从发生比来看,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其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的发生比是没有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1.85倍。这一点较易理解,因为当前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会对农户的旨趣、态度与行为产生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一般会密切关注本行业的发展动向,对技术与市场信息的了解较多,在生产经营方面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也较多,因而其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也较大。
(6)区域位置也是影响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关中地区的农户,陕北地区的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差异不大,而陕南地区的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则较弱,也就是说,关中和陕北地区的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相对较多,陕南则较少。究其原因,除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程度不同外,区域文化环境、传统价值观念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另外,关中地区的农业大学及科研机构较多,良好的科研文化环境显著带动了该地区的农业发展;陕北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也增加了农户的服务需求;陕南地区由于多山、交通不便等地理环境的限制,环境相对闭塞,因而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相对较少(李俏,2011b)。
综上所述,对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龄、经营规模、务农劳动力人数、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和所在地区。本次调查研究的结果主要表明,农户个人及家庭因素是影响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重要方面,同时本次调查也从侧面反映了区域位置、经济环境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之间的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