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对亚洲命运的再思考
——读《殖民统治时期的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在《大唐西域记》《佛国记》等文献中都有记载，特别是最近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来后。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所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受到关注，斯里兰卡也更多地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佟加蒙的这本 《殖民统治时期的斯里兰卡》或许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少有的研究斯里兰卡的专著。这本书对我的最大启发是他运用马克思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地所承担的“双重使命”的理论对斯里兰卡进行历史的分析。
马克思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学说是在他于1853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提出的。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说：“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去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1]一个月后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说“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且它的全部历史，如果要算做它的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由此，他提出了“双重使命”的观点，“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
尽管，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印度，但实际他的这个观点也给了我们思考整个亚洲近代命运的一个视角。就中国来说，它本来有着自己的自然的发展历史，近期对晚明社会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3]但西方国家的强行进入，以暴力手段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堕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印度和中国的命运基本是亚洲近代命运的缩影。
资本的每一根毛孔都滴着血，贪婪、残忍的西方资本主义在压榨着亚洲。如马克思所说的：“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4]马克思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伪善，他指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5]
资本同时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说：“这种作用只是全部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是建立在资本的万能统治上面的。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6]资本的这种作用在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他说：“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象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7]
资本的罪恶与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聚于一身，历史的吊诡和辩证也正体现在这里，如何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如何理解资本在殖民地的双重作用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亚洲近代命运的关键所在。
因为资本的罪恶，而无法理解近代以来的进步，因看到这种历史性进步是在牺牲当地人民的生活的前提下展开的，这种进步就如人头做成的酒杯的美浆。于是浪漫主义成为反抗这种资本的一种选择，拒绝资本的进步，回到原初的平静生活，重新企盼那种牧童短笛的农业社会生活。拒绝工业社会，拒绝资本，用过去来对抗现实，这样的思潮在亚洲现代化的过程时时存在。马克思在谈到资本的二重性历史作用时说：“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8]
因为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而一味歌颂资本，成为资本的附庸，对资本进步同时带来的罪恶熟视无睹，甚至将资本带来的进步与资本对民族国家的凌辱混淆起来，就丧失了基本的民族国家立场，怀念西方资本对民族国家的占领时期的繁荣。这是亚洲在近代以来右翼思想的表现。
“资本主义的文明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在这里，繁荣与贫困共生，进步与压迫相联；一方面是人与社会的全面联系，另一方面是人与社会的全面异化；在能力的增长中得到的是精神的苦闷与压抑，在自由的交往中留下的是空虚、孤独和寂寞；在自然面前人第一次站立了起来，在资本面前人却仍是奴隶；智慧的灵光使技术日新月异，但每一种新的发明却总是与工人为敌，把他们排除到生产之外，把他们抛向街头。……”[9]近代以来亚洲的思想在资本这个巨大的矛盾面前表现出了彷徨、迷茫，有人迷惘，有人痛惜。一切都根植于如何认识资本这个巨大的矛盾。
今日的亚洲进入了资本大发展的时代，在走出了殖民时代的亚洲，资本以一种内在的力量和需求释放出了巨大的力量，亚洲开始迈进工业革命时代。马克思的“双重使命”，使我们对亚洲的历史有了认识的新视角，但如何面对今日亚洲资本狂飙的时代？如果说在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只是充当了亚洲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那么，今天亚洲在自觉推进工业革命的时候，资本的二重性并未消失，历史仍在多维的矛盾中前行。在复杂多维的历史面前，思想的分歧和争鸣依然存在。后殖民主义的激进显示出独立性与浪漫性的双重品格，自由主义则在巨大的进步中迷茫。在十余年前我曾写道：“我们能否走出资本这个巨大的矛盾体？在未来的高度发展的技术与无尽财富的社会中，人类能否还保持那颗童稚的心？这实在是不可妄言的。理论总是一种预测。马克思毕竟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说法，使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面前，在这个进步与罪恶共存的，时时感到难以描述的历史面前有了一颗冷静的心，有一个美好的梦，也只能如此。否则‘历史的理性’与‘绝对命令’的冲突将永远折磨着每一个有良知、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心，尤其在今日中国当我们消化这个难分难解的历史时，更是如此。”[10]
读到了加蒙的书，遥远的斯里兰卡的历史使我重新回到十余年前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尤其在亚洲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历史展现出了比马克思所在时代更为复杂的矛盾，亚洲在迈过了西方资本力量的“双重使命”之后的历史中，在自己展现自己的历史中如何消化资本的二重性，这仍是摆在亚洲思想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是为序。
张西平
2015年6月12日写于岳各庄阅园小区游心书屋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3～6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0页。
[3] 参阅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4～7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8页
[9] 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三联书店，1997。
[10] 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