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劳动史研究的新视角
——以汉冶萍档案研究为例
郭莹[1]
劳动史是20世纪缘起于欧洲的一种新史学思想。不同于传统的生产史或者技术史重生产过程以及技术分析的路径，劳动史更强调对人的关注，注重对社会层面的分析。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洛赫与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都是劳动史研究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尤其是霍布斯鲍姆，他于20世纪中叶完成的《劳动者》《工业与帝国》等专著关注19世纪欧洲的劳动世界，在劳动史的发展史上具有开风气的意义。法国学者罗贝尔·福西耶的《中世纪劳动史》则旗帜鲜明地打出“劳动史”的旗帜，从“劳动”一词入手，展现了欧洲中世纪各种劳动的情景，阐发了劳动的意义和作用。劳动史的新视角，无疑应为社会史研究者所关注。
在劳动史的视域中，“劳动”的概念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劳动（即仅指体力劳动）或是广义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种劳动），而是一个与职业、社会分工相联系的更为广泛的概念。如罗贝尔·福西耶所言，工人、农民、商人、教师、军人、家庭妇女、修道士、仆役等，“人人都在‘劳动’”，都有体力、脑力的付出，都在创造社会价值。其中颇为值得重视的是他对劳动意义的强调：劳动不仅是劳动者赖以谋生的手段，劳动创造的财富也有利于他人和社会。这一概念不仅完全不同于诸如中国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理念及脑体对立的劳动观，而且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各类劳动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劳动史的新视角，无疑为社会史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
以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汉冶萍公司为例，迄今为止关于汉冶萍公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冶萍公司的历史沿革、选址布局、经营方式、生产状况、失败原因、举借日债及与日本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自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中国劳工问题和工人运动的研究，虽成果甚众，然其重心在于政治斗争和工运史。近年来，对工人群体的研究涉及工人生活、地缘政治等更为宽广的社会层面，显示出学者研究视野的拓宽和对多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美国学者艾米莉·洪尼格的《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和《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宋钻友等的《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黎霞的《负荷人生：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工人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等（其中如裴宜理著作中从上海工运中的行业差别，以及同一企业内部不同类型工人之间的差异，推导出“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的结论，富于新见和启发意义）。但究其研究视角（基本以下层产业工人为主）及其理论运用，仍难与“劳动史研究”等量齐观。因此，就劳动史的研究而言，无论是在总体研究还是个案研究方面，都有诸多空白领域有待填补。
在劳动史的新视角下观看汉冶萍公司及其档案研究，我们看到的不仅有中国第一代体力劳动型产业工人，而且还有中国第一代新式企业技术层、管理层（含企业的商业、金融经营）及服务层劳动者。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阶层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劳动？又是如何劳动并创造社会价值的？依靠对档案的发掘，从劳动史角度对劳动者群体和劳动制度展开深入研究，是既往汉冶萍研究中有待填补的空白。如汉冶萍劳动者的层级构成、性别构成、来源构成、进入公司途径、开始劳动年龄、退休年龄、劳动者受教育史、作息制度、考核体制、奖惩制度、晋升机制、福利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如是否有保护劳动者的法规）、劳动工具、月薪多少，每周上几天班，有没有休息日等一系列与劳动相关的因素，都是很有意义的话题。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富于新意的。
例如，从档案看，20世纪初至30年代大冶铁矿的内部分层十分复杂，不是简单的“工人”概念。而是称为“职员”以及“包工制工人”“领工制工人”。“职员”中又分“在编”和“不在编”。职员内部按照学识和能力的高下分甲乙丙三级，甲乙丙内部又再次进行分级，甲等职员的月薪分为三个等级，乙等职员分为八个等级，丙等职员分为十二个等级。其用工特点是只有特别重要的技术工人和拥有一定地位的管理或者财务人员才会有机会成为公司“在编”的正式职员，即“常工”。其余职员相当于“合同工”。“包工制工人”也分两种，一种是由矿局直接雇请的工人，由矿局直接按日或者按月发放工资；另一种是矿局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如采矿、运矿按照工程量包给冶矿把头（矿山主或者地头蛇），把头再雇工人，然后按月或按日给工人计发工资。这些工人其实就是临时工。“领工制工人”是1927年矿局为减少把头的中间剥削环节，实行改革，取消了施行多年的包工制，由矿工自己推举领工，并将工价公开，称为领工制。档案显示，当时大冶铁矿最高工资与最低收入相比，前者是后者的83倍，劳动者待遇极为悬殊，在编职工享有较高的固定薪资、住房、娱乐等较好待遇，而在铁矿工人群体中占多数的包工制工人从事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处于最底层，其中多有亦工亦农的农民在农闲时来铁矿打工补贴生活。参与革命的也主要是以这部分工人为主。对这种层级构成和待遇差异及其背景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分层，从中获得新的发现和认识，产生富于新意的研究成果。
[1] 郭莹，湖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