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取文献法的研究方法，同时辅以个案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因果分析法等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方法。
文献法是搜集和分析以文字形式为主要载体、记录政治现象的各种形式的信息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张铭，严强：2003：227）。按照文献的具体来源，可以分为个人文献、官方文献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等三大类。个人文献主要指个人日记、回忆录、自传以及信件等。德国红绿联合政府结束执政已十余年，当年执政的领导人相继推出自传或回忆录，如施罗德2006年出版的《抉择——我的政治生命》，菲舍尔2007年出版的《红绿岁月》等；官方文献主要是来自德国政府机构（如外交部、联邦总理府、国防部等）的资料，例如两届红绿联合政府的执政纲领等；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是指由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向公众传播的信息和资料。本书主要参考了以德国《时代》周报、《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报》《南德意志报》《明镜》周刊为代表的德国主流媒体有关红绿联合政府外交的报道，并参考了中国以及德国政治学领域知名学者有关此届政府外交评价的学术成果。当然，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文献资料，都有可能存在因报道者的主观原因或是商业性质的干扰而导致观点缺乏客观性。这一点笔者在进行总体评价时予以了考虑。
在对搜集到的上述三类文献资料进行细致的分析、比较以及综合的基础上，笔者提炼出德国红绿联合政府时期德国外交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平衡术案例，在专著的第二章进行了案例分析。这些外交案例分别涉及德国外交的核心领域，如德美关系、德国的欧盟政策、德国国防军海外派兵政策、德俄关系、德波关系等，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该章节的论述主要采取了个案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法旨在分析德国红绿联合政府时期德国外交平衡术在主要外交领域的具体表现，比较分析法旨在对两个或多个外交案例进行对比性研究，在辨别不同案例异同的基础上推导出一般性的规律，这些规律浓缩为第二章各节的标题。
为了厘清影响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外交平衡术的内因和外因，本书的第三章至第五章借鉴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闫学通和孙学峰在著作《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中提出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变量的不同分析层次，论述了影响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外交平衡术发生调整的六个层次的变量，并依次按照理论根源、内生根源以及外生根源进行了归类。以下分别介绍这六个层次的变量（参见闫学通，孙学峰，2003：53～55）。
1.个人变量
个人变量是指决策者个人有关的变量，包括教育背景、政治经历、世界观、身体状况、政治地位、领导能力以及对国际形势的认识等。掌握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外交核心决策权的个人当属施罗德和菲舍尔。这两位核心人物在德国政坛的崛起标志着德国新一代的领导层的诞生，有关两人成长背景及其外交政策取向的分析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
2.角色变量
角色变量是指抽象的个人作用，如总统、外交官、政策分析家。对于德国外交政策而言，德国总理和德国外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德国红绿联合政府是由社民党和绿党联合组成的政府，社民党政治家和绿党政治家之间的互动至关重要，相关的论述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至第六节的相关内容。
3.社会变量
这一层次的变量包括国内组织机构、政治形势、社会思潮、决策过程等。本专著主要围绕德国统一后两种政治文化并存的现象予以了分析，相关论述详见第四章第一节。当然，由于社会变量涵盖面较广，第四章的其他章节也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社会思潮、政治形势以及决策过程的影响。
4.国家变量
国家层次的变量是以国家为单位，分析对象为例如国家利益、综合国力、贸易赤字、安全战略、国防开支等因素。有关这一层次的分析主要围绕德国的地缘政治特点以及历史反思展开，详见第四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内容。此外，第四章的其他章节也直接或间接与德国的综合国力、贸易赤字、安全战略等因素相关。
5.国际组织变量
国际组织与国家都是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根据不同的标准，国际组织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其中对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外交起到最为直接影响的是区域性组织——欧盟。欧洲一体化进程是欧洲各民族主权国家摒弃传统的均势和霸权思维，共谋和平发展、试图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伟大尝试。然而，民族国家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非一蹴而就，其带给德国外交的挑战详见第二章第三节的相关案例分析。
6.国际体系变量
常见的国际体系变量由国际格局、国际制度、国际主要矛盾、国际舆论、国际思潮等。本书主要分析了国际格局和国际思潮对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外交平衡术的影响。国际思潮方面笔者重点论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视角下统一后德国外交的走向，详见第三章的论述；国际格局方面专著着重分析了“单极”和“多极”不断交手以及全球化时代带来的两难，详见第五章的相关论述。
这六个层次的变量在德国红绿联合政府执政时期形成合力，共同导致德国外交面临不同的平衡术的挑战。在应对这些平衡术挑战的过程中，红绿联合政府的外交形成了“克制文化”和“责任文化”交织共生的特点，然而，一系列因素导致德国外交平衡路径尚未成型，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外交难逃失衡的指责，本书将在第六章对此进行总体评价。
2005年，德国红绿联合政府提前遭遇解体，来自基民盟（CDU）的政治家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组建新的政府，并三度问鼎总理宝座，德国政坛进入“默克尔时代”。虽然红绿联合政府已经退出了联邦层面的政治舞台，但是“责任文化”和“克制文化”交织下的德国外交平衡挑战却一直在继续。这一延续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默克尔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甚至还体现在人事方面。红绿联合政府时期施罗德的得力干将——曾任联邦总理府部长的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 Walter Steinmeiner）两度出任默克尔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迄今仍在德国外交舞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书最后一章以默克尔执政时期德国外交平衡术的实践和施泰因迈尔的外交理念为例，分析红绿联合政府外交平衡术的延续影响。
[1] 德国的政党大都有自己的代表颜色。联盟党（Unionspartei，联盟党是姊妹党——基民盟和基社盟的总称）的代表色是黑色，社民党（SPD）的代表色是红色，自民党（FDP）的代表色是黄色，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的代表色是绿色，所以德国的“红绿联合政府”意指社民党和绿党联合组阁的政府，颜色放置的先后顺序取决于联合执政的党派在联邦大选中票数的多少。
[2] 参见Bundestag，“Ergebnisse der Bundestagswahlen”，http：//www.wahlrecht.de/ergebnisse/bundestag.htm，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2月25日。
[3] Hans-Peter Schwarz，“Das Ende der übertreibung. Deutschland braucht eine Außenpolitik des Ausgleichs”，http：//www.internationalepolitik.de/ip/archiv/jahrgang2005/august2005-/，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5月27日。
[4] Christian Hacke，“Die Außenpolitik der Regierung Schröder/Fischer”，http：//www2.bpb.de/publikationen/L7928P，5，0，Die_Au%DFenpolitik_der_Regierung_Schr%F6derFischer.html#art5，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月27日。
[5] Lutz Herden，“Es war mehr als eine Lüge”，http：//www.ag-friedensforschung.de/themen/Aussenpolitik/bilanz.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3月17日。
[6]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和对照，笔者将德国两届红绿联合政府执政纲领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部分译成了中文，详见本书的附录1和附录2。
[7] 该表格的原标题为“德国红绿联合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为了更加突出表格的作用以及表格制作者的本意，笔者将标题调整为“德国红绿联合政府执政纲领和执政实践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