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学说史的三种研究思路
一 古典经济学的思路
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年代正是英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发展经济学的源头。从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笔者归纳出有关劳动力工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1.生存工资（Subsistence Wages）假说与劳动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的工资取决于社会习惯，它在数量上等于维持劳动者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在经济学说史上其被称为“生存工资”假说。
斯密（Adam Smith）指出：“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取决于劳资两方所定的契约……雇主常占有利地位，但劳动工资有一定的标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也不能减到这一标准之下……工资至少要够维持他的生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工资甚至应略高于这个水平，否则工人就不可能养活一家人，这些工人就不能传宗接代。”[1]他称这个“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工资为“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也就是生存工资，后来的“生存工资”假说基本上是沿着斯密的观点发展而来。
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了劳动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概念。他认为“劳动像其他一切可以买卖并且可以在数量上增加和减少的物品一样，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以及供养保持其人数不变的家庭的能力，不取决于他作为工资所能得到的货币量，而取决于用这笔货币所能购得的食物与必需品量，以及由于习惯成为必需品的享用品。因此，劳动的自然价格便取决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其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李嘉图认为随着社会进步，劳动的自然价格总有上涨的趋势，这是因为作为劳动自然价格的食物会因为生产困难加剧其价格上升的趋势。[2]很明显，李嘉图的“劳动的自然价格”的观点和斯密的“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是一脉相承的。在此基础上，李嘉图进一步详细论述劳动的自然价格的特点。李嘉图通过劳动的自然价格的涨跌、不同时期变化和国家间的差异、变化趋势和受农业改良与外贸的影响四个方面，把“生存工资”的观点论述得更加深入和全面。李嘉图还指出：“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出的价格。劳动稀少时就昂贵，丰裕时就便宜。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能和自然价格有太大的背离，它也还是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3]另外一些古典经济学家也对生存工资进行论述，但基本观点不变，如西斯蒙第（Jean-Charles-le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在分析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时，也完全接受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学说。
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的假说被刘易斯接受并成为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理论基础。
2.劳动无限供给的假设和工资决定机制
在古典经济学的体系中隐含着劳动具有无限供给的假设，劳动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要素。古典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与其人口理论相关。他们认为，人口增长是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平即实际工资的函数，但实际工资超过生存工资水平时必然刺激人口增长从而导致劳动供给增加。因此，工业部门总可以在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上获得自身扩展所需要的劳动供给。
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的需求取决于“维持劳动的基金”，即用来购买劳动力的利润。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取决于“维持劳动的基金”，而维持劳动的基金所能雇用的劳动量，等于资本能供给以材料、工具以及适应工作性质的维持费的工人的数量。对劳动者的需求必定随着预定用来支付劳动力工资的资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这种资金有两种来源：一是超过维持生活需要的收入，二是超过雇主雇用需要的资金。由于“维持劳动的基金”取决于国民财富的增加，因此，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将随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在国民财富的影响下，劳动需求会引起劳动供给的变化。其影响的路径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国民财富的增加，使劳动需求增加，劳动需求的增加，在劳动供给未变的条件下，使工资需求增加。因此，在假定劳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变化带来工资变化。劳动报酬的提高将鼓励人们结婚和养育儿女，从而将增加劳动供给。如果劳动需求继续超过劳动供给，劳动报酬将继续提高，从而将促使人口继续增加；如果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劳动报酬将趋于下降，从而人口的增加将受到抑制。斯密指出：“如果劳动需求继续增加，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使他们能够不断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需求。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不够鼓励人口增殖，劳动力的缺乏不久就会抬高劳动的报酬。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过不久就使劳动的报酬减到其应有的程度。”“因此像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4]
在斯密关于国民财富引起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李嘉图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当劳动的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时会刺激人口增加，而人口增加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使工资回落到均衡水平，这个均衡的劳动力价格就是“自然价格”，等于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延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即生存工资。他认为“当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其自然价格时，劳动者的景况是繁荣而幸福的，能够得到更多生活必需品和享受品，从而可以供养健康而人丁兴旺的家庭。但是高额的工资刺激人口增加，使劳动者的人数增加，工资又会降低到自然价格，有时的确还会由于一种反作用而降至这一价格以下”[5]。他认为社会改进和新增资本引起劳动需求增加，农业改良或对外贸易扩大通过工资跌落引起劳动供给的减少，因为当劳动者的食物和必需品可按照较低的价格供给市场，从而使劳动的自然价格下降时，工资就可能持久地跌落。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会使食品需求增加和价格上升，自然工资具有上升趋势。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认为实际工资的上涨会引起劳动供给的增长。他认为，人口增长是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平即实际工资的函数，实际工资提高必然刺激人口增长。在通常情况下，资本的积累一般会自然地增加维持劳动的基金的价值；而维持劳动的基金的增长速度调节着对劳动的需求，它的增加必然使经济产生更大的劳动需求；劳动需求增加，推动工资上涨，进而刺激人口迅速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具有一种加速的趋势，因为前一时期的增长为后一时期的更大增长创造了条件[6]。
关于劳动供给的分析西斯蒙第在古典经济学中是一个例外，他用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观点，说明了当工资上升时，劳动的供给可能会减少。他认为，如果工资超过维持生存的水平，即工资上升，工人会选择闲暇，而不会为了满足超过他们所必需的消费，去选择如此繁重的劳动。也就是说，当工资超过维持生存的水平后，劳动的供给曲线会向后倾斜[7]。
总之，在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生存工资水平、劳动无限供给条件和竞争的劳动市场三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劳动市场的竞争使劳动的市场价格趋向自然价格，即生存工资水平。可见，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工资形成和决定机制的分析同其人口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是相互联系的。
3.收入分配的“三分法”和“剩余原则”
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国民收入在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要素之间分配，形成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工资只能维持生存，地租主要用于奢侈性消费，利润是资本积累的唯一来源。收入分配的决定机制和分析逻辑是：首先决定工资，再决定利润、地租，利润和地租表现为工资的余额，工资与利润、地租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一分析逻辑被称为收入分配的“剩余原则”。
斯密认为，在土地尚未私有化而且资本尚未积累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这构成劳动的自然工资。而当资本积累出现，资本大量集中之后，一般耕作者没有生活资料，他们的生活费用都由雇用他们的资本家垫付，垫付的这部分生活费用成为资本家预付给工人的工资；而资本家预付工资的条件就是要分享超出其预付成本的劳动产品，这部分劳动产品就是利润。同时，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将土地租借出去，他们也要求分享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这部分劳动产品就是地租。从而，由劳动者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便被分成工资、利润和地租三个部分，被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各自分得，其中工人的工资接近生存工资的水平。此外，斯密把有关农产品的收入分配原则扩展到一国的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整体上。他认为“在一切工业和制造业中，大部分劳动者在作业以前都需要雇主给他们垫付原材料、工资和生活费，雇主分享劳动生产物，从而获得利润”[8]。
李嘉图通过分析土地产品的分配，继承和发展了斯密收入分配的“三分法”，全面展示了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的“剩余原则”，即工资预付，再分配利润、地租。工资以“生存工资”为基础，由于“人口总是通过他们就业的基金来调节它本身的，所以总随着资本的增减而增减”[9]，因而劳动力的供给可被视为无限供给，工资维持在生存工资的水平；但是由于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所带来的价格上升，工人的货币工资有上升的趋势，尽管上升后所能够获得的生活资料可能不如之前多。对于地租，李嘉图认为，地租的上升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一国的土地总是有限的，质量也有差别，随着经济的增长，一方面农业生产者不得不耕种质量和位置越来越差的耕地，从而级差地租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报酬递减，为了获得和以前相等的谷物，劳动者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农产品的价格从而也上升。由此可见，地租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有上升的趋势，而且地租的价值形式上升得更快[10]。对于利润，李嘉图认为，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导致地租上涨和劳动者的自然价格上涨，所以利润将不断减少，经济的增长也最终会因为利润的下降而停止。因此，他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11]地主是唯一的受益者，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都会迅速提高，工人的名义工资也会上升，“但上涨的程度不足以使劳动者购买商品涨价前那样多的享受品和必需品”，实际工资可能会下降，资本家的利润也不断下降。总之，李嘉图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农产品需求增加，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作用，地租将会不断上升；如果劳动的名义工资上升赶不上由农产品价格上升导致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的速度，那么劳动的实际工资可能下降。但是实际工资的下降会使人口和劳动供给减少。因此，从长期来看劳动的市场价格会趋向于自然价格，即生存工资；只有资本家的利润具有下降的趋势。
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的“剩余原则”对后来的经济学家研究收入分配有深远的影响，如拉克西特（Rakshit，1989）的凯恩斯主义二元经济理论，就是在地主、农民和工人三大阶级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劳动力市场无限供给的条件下论述的。
4.资本积累导致劳动向生产性部门配置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应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一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这类产物或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对消费者人数，或是有着大的比例，或是有着小的比例，所以一国国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视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但无论就哪一国国民来说，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该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竟成什么比例。”[12]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斯密认为一国人均的产品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和判断力；另一方面取决于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人数的比例。斯密进一步分析指出，前者取决于分工，后者取决于资本积累。因此，斯密关于资本积累导致的劳动从非生产性部门向生产性部门的流动和配置是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途径的思想，被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继承，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李嘉图完全承袭了斯密的这一思想，并加以发展。他特别重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将利润视为资本积累的唯一来源，他从收入分配入手，将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分析了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影响。马克思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研究了资本积累和与之伴随的技术进步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斯密的这一思想也影响了早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形式化地直接表述了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由利润产生的资本积累，是推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动力。
5.级差地租的边际分析方法
边际分析的方法最早产生于古典经济学的级差地租理论，以报酬递减规律为基础的边际原则和以生存工资假说为基础的剩余原则在李嘉图分配原理中安然并存。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以生存工资为基础的剩余原则和以报酬递减规律为基础的边际原则，成为研究收入分配的两种方法和线索，前者代表古典经济学，后者代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中，边际原则被进一步推广，而在马克思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理论中，都可以看到剩余原则的痕迹[13]。下文笔者介绍古典经济学体系中的级差地租的边际分析方法。
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是古典地租理论的一个新阶段。他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来说明地租的决定和地租份额的变化，地租被看成是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级差收益。也就是说，地租是“由于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14]。在李嘉图的理论体系中，土地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质量也是有差别的。当农业生产向集约或粗放的边际推进时，同一比例的劳动量会提供越来越少的谷物的增加量。[15]也就是说，李嘉图级差地租产生的情形有两种。
第一种是“外延边际”：当人口增加时，人们只能耕种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以同样的生产努力用在这些愈益贫瘠的土地上，就会产生愈益减少的收成[16]。在李嘉图看来，由于人口不断增加，社会上对谷物需求日益增大，最优等的耕地没有了，人们不得不去耕种肥力较差的次等地。那么，由于土地肥力不同，经营头等地的收成比次等地的收成要高，在支付工资和资本的平均利润之外，还有剩余，这一部分剩余就构成地租交给地主。以此类推，当更次等的土地投入耕种之后，次等地也会产生地租，最优等地的地租相应提高。
第二种是“内涵边际”：当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数量被连续投在一块土地上时，所得到的产量会不断下降，直至为零。李嘉图认为，当人口大量增加导致谷物需求增加时，人们也可以选择在原有耕地上增投资本，这种情况同样产生地租。“我们可以发现，把用在第一等土地上的原有资本增加一倍，产品虽然不会加倍或增加一百夸特，却可以增加八十五夸特……如果租地人满足于使第二个资本少得到十五夸特的报酬，因为它不能找到比这个更有利的用途，地主便可以令其追加十五夸特作为地租。”[17]
古典主义的级差地租理论的边际分析方法包含了“外延”和“内涵”两种边际报酬递减的思路，其中“内涵边际”的分析方法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配理论中被一般化。
二 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上述理论。在工资和劳动市场理论方面，马克思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将劳动和劳动力区分开来。马克思首次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创造出了超过劳动力价值即工资的余额，这个余额是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唯一来源。第二，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分析了资本积累导致的资本有机构成加大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和命运的影响。这里主要就马克思的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力相对过剩理论进行简要概述。这一理论对于研究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尤其是他生活的早期），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失业表现出来的劳动力过剩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时代环境深刻影响着经济学大师们的思想与观点，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论述（鲍尔斯，2006，中文版“序”）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住在曼彻斯特拥挤地下室的穷工人们是他们著述的立足点，这丝毫不亚于迅速崛起的爱丁堡的工业烟囱对于斯密的意义。”[18]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和资本积累规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中，揭示工人阶级失业和贫困的原因。
马克思对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对就业的补偿理论进行了批判。“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械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人。”而马克思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这是因为游离出来的资本不可能全部用来吸纳被排挤的工人，有一部分转化为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以及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力市场，增加了那里已有的供资本随意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19]
为了说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工人阶级的影响，马克思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从两重意义上来分析资本构成。马克思认为，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即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比率决定；从物质方面来看，资本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决定的。前者被称为资本的价值构成，后者被称为资本的技术构成。为了表达二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20]。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反映的是生产关系性质；资本的技术构成，即一定比例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又体现资本的生产力属性。如果用C表示不变成本，V表示可变成本，U表示资本的有机构成，按定义可得到U=C/V[21]。
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有重要地位和意义。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发展趋势，揭示了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影响。马克思首先指出如果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条件也不变，这时对劳动的需求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来增长[22]。这种假定下资本积累的增加对工人的就业是有利的。马克思接着考察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资本构成质的变化，指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认为，“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杠杆”[23]。“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24]“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增加。”[25]最后，马克思分析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起（不变）资本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形成相对过剩人口。马克思指出，“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26]。他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27]。
这就阐明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必然引起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一是追加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二是原有资本更新对劳动力需求绝对减少。另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操作简单化，对工人技能的要求大大降低，大量的女工、童工加入雇用工人队伍；破产的资本家、小商品生产者、农民也都涌向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的供给大幅度增加。这就必然出现劳动力供过于求，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形成相对过剩人口。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上述理论的正确性[28]。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相伴随的、脱离本国要素禀赋条件和发展阶段的技术进步，是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所分析的这种现象仍然存在。
三 新古典主义研究思路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经济思想史中的“边际革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New Classical）经济学演变的标志。新古典主义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三分法”和自由竞争思想，将收入分配视为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因素，用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解释劳动力需求，用杰文斯等人的边际效用理论解释劳动力的供给，利用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方法，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和工资的形成。根据市场特点，新古典劳动力市场理论分为新古典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理论和新古典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理论。新古典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理论主要由马歇尔（Marshall）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及威克斯蒂德（P.Wicsteed）对其的数量化表述、克拉克（J.B.Clark）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理论和庇古（Pigou，A.C.）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理论构成；新古典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理论由罗宾逊（Joan Robinson）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理论和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垄断竞争劳动力市场理论构成。
1.劳动成为稀缺性的生产要素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与资本一样，劳动要素也具有稀缺性，劳动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了劳动供给缺乏弹性。
在劳动供给中，劳动的稀缺性首先体现在个人特有天赋是稀缺的，因此具有特有天赋的个人得到的额外报酬应当看作一种生产者剩余或准地租。
除了具有个人天赋的劳动要素稀缺之外，劳动供给的稀缺性还体现在需要后天长期培养的才能。比如具有经营才能和管理能力的企业家，因为经营才能和管理能力是要经过后天长期的培养、教育和训练才能形成，这决定了这类劳动供给的稀缺性。
另外，劳动的投资限制也是劳动供给稀缺的一个原因，马歇尔（1981）认为，劳动的投资首先要取决于父母的资产、见识和无私精神，这种投资的限制对上层阶级来说较小，对下层阶级来说较大，而且这种来自家庭的限制是一代一代累加的。
此外，工人在工厂所接受的技术训练则取决于雇主的利他心，虽然雇主日后只能得到部分的回报。而且，培养和训练有工作能力的劳动力所需要的时间很长，这种训练产生回报也是很慢的（晏智杰，2004）。因此，劳动投资这些特点决定劳动供给并非随工资提高迅速增加，因此，劳动供给是稀缺的。
最后，影响劳动供给的非工资因素使得劳动供给缺乏弹性。马歇尔认为生产要素的供给“首先取决于它的现有存量，其次取决于它的所有者把它运用到生产上的意向。而这种意向不纯粹是由预期的眼前报酬来决定的”[29]。一般来说，报酬增加会刺激劳动供给量，但工作的愉悦程度同样重要，因为工人和他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他必须亲临服务现场。这样工人对工作现场的环境、同事关系和雇主的脾气之类必然非常关心。因此，工资提高部分程度上增加劳动供给，由于劳动供给还取决于非工资因素，劳动供给缺乏弹性。
总之，特殊天赋、后天培养的长期性和人力投资的限制等原因造成劳动要素的稀缺性，又由于劳动供给还取决于非工资因素，使得劳动供给缺乏弹性。
因此，与古典主义的生存工资假说、收入分配的剩余原则和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分析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理论主要由工资的市场竞争均衡理论、边际原则和劳动供给的稀缺性与供给弹性三个部分构成。
2.“边际原则”
与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剩余原则”相对应，新古典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遵循“边际原则”。新古典主义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从供给和需求看，劳动和资本都按照“边际原则”参与收入分配。通过市场竞争和边际调整，要素的边际收益和要素的边际成本的均衡点决定了要素的价格或收入。因此，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之间的相互作用。
新古典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马歇尔认为，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是“边际需求”，取决于该要素的边际使用及其边际效率，或者称为边际生产要素的纯产品。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由于“替代原则”的作用，某一生产要素边际使用的价值或边际效率会趋于均等。企业家为使利润最大化，总要运用替代原理即用效率最高的生产要素及其最恰当的数量，以使支出最少。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理论的代表人物罗宾逊（1933）认为，无论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还是垄断市场，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都是由边际原则决定的。
马歇尔认为实际的工资决定于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价格的均衡，进一步证明，在这个均衡点上，工资倾向于和劳动的纯生产物相等。因为在存在劳资关系的现实世界中，各种生产要素都会被利用到尽可能有利的边际，使之所得报酬同其边际生产率相一致。在这种条件下，边际生产率和需求决定报酬。
马歇尔收入分配的边际原则思想后来得到威克斯蒂德更为数量化的表述：“如果被分配的某种产品（P）看作各种生产要素（A，B，C…）的函数，那么，每个要素的（边际）重要性应取决于该要素的微小增量对该产品的影响（假定其他变量不变）。这就暗示着，任何要素（K）能够坚持共享（否则就有撤回的危险）该产品的比例将是dp/dk（每单位），它的总份额将是dp/dk·K。”[30]他进一步证明了如果每个要素按其边际产品支付报酬，那么各生产要素的价值等于总产品的价值，即
另一位新古典经济学家克拉克（1898）根据边际生产力决定厂商内部各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认为工资不仅包括雇用劳动者的收入，而且包括企业家协调和管理生产所得到的平均利润。因此，工资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
3.劳动市场的均衡和充分就业
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收入分配问题看成是由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的，因此收入分配被纳入微观经济学的价格体系的研究框架，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为市场均衡从局部均衡向一般均衡发展奠定了基础。用于分析产品市场的供求均衡和市场出清的理论，同样可以运用于生产要素市场。只要价格变动富有弹性，价格机制能够发挥作用，长期的生产过剩危机和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
马歇尔认为，工资是劳动这个要素的价值或价格，工资决定于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他认为，影响生产要素供给的诸原因和影响需求的诸原因对分配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各种生产要素“名义价值，如同拱门的拱心石一样，是靠两边相反的压力来维持自己的均衡的；即一方面是需求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供给的压力”[31]。
马歇尔供求关系决定工资的市场竞争均衡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如后来的庇古（1933）在论述“公平工资”的决定标准的时候，就是依据马歇尔理论，将工资定义为劳动的边际纯产品的价格，认为它是由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力量的均衡决定的。他还进一步认为均衡就业量可满足：工资等于边际劳动产品，等于边际劳动负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