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
李扬[1]
导言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把“新常态”这个概念正式写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中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何以有旧、新之别？旧、新是如何转换的？
理解这些问题有四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来说的。从概括性的角度来看，“新常态”是以全球危机为界，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及中国的发展划分出存在系统性差别的两个不同的时间段，这两个时间段存在两种系统性差别：经济表现不同；支撑这个经济表现的实体经济体系也不同。
第二个要点是这是一个常态，常态的概念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不是周期性事件，不会很快就过去，更不会像有些人说的是所谓政策因素，调控一下就过去了。因此，我们认为旧常态在大概率上不会再回归了，我们必须迅速地适应新常态，而且要引领它的发展。这就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个任务。
第三个要点是新常态蕴含着发展的动力，但这种动力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必然导向我们希望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对旧常态下习以为常的发展方式进行壮士断腕式的改革，必须对已经被旧常态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革命性调整。当我们说进入新常态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又非常愉快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需要下更大的气力进行改革、进行结构调整的阶段。只有改革我们才能获得新常态应有的好处。
第四个要点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常态具有普遍性、全球性特征。所以，理解中国的新常态必须首先理解全球运行的新常态，理解中国的旧常态也必须理解中国的旧常态是在怎样的国际背景下运行的。也就是说，要用全球化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新常态。
既然确认新常态不是一个周期性现象，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所谓危机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次新常态从时间段上算，恰好和全球金融危机这个时间段非常接近，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新常态和危机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什么叫危机。
在我看来，危机意味着经济运行脱离了常轨，按这个思路，危机的出路就可能有两条：一条出路是经过调整回归旧轨，如此周而复始就是周期，几年一个周期，就像经济学中界定的很多周期；还有一种出路叫作另辟蹊径，即不再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了，重新寻找一条路，脱离了旧的周期循环的惯性，开始探讨新路。我们认为这一轮新常态，之所以叫作新常态，就是因为它区别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没有回归旧轨，而是在探讨新路、另辟蹊径，于是新常态就意味着革命性的转变。
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说新常态，那就意味着供应链重组、重新塑造分工体系、经济结构调整、智力体系重塑、大国关系再造。就中国的新常态而言，除了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部分具有上述共性之外，新常态还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我们要完全脱离过去的发展方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轨道；要完全调整旧的经济结构，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结构；要完全摆脱过去的动力结构，找到新的动力结构。
上述是认识新常态的一些前提条件。具体展开分析，需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旧新常态转换的根源；第二个问题，新常态意味着新飞跃。下面分别讨论。
旧新常态转换的根源
当我们要回答何以有这样的转换的时候，要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几十年何以有这么高的增长速度？今天它为什么不能继续了？为什么它又转成中低速？我们从新旧对比的角度来加以讨论。
中国新常态：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第一，从资源配置的层面上来看旧常态和新常态。在旧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结构可以用几个产业转换来加以刻画。过去三十几年的情况是，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有规则地、大规模地由第一产业（农业、种植业等）向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转移。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对应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个过程持续的三十几年中，平均每年有上千万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这个数量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
转移过程中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两个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区别，以及这个转移所造成的总体生产率的区别。如果在这个层面深入分析的话，结论很清楚：中国的第一产业，如农业、种植业的劳动率是非常低的，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概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10倍、15倍，甚至更多。因此，过去几十年里，当资源从农业、种植业等第一产业向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转移时，就意味着中国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旧常态，我们能得到实体经济层面的解释。
我们同样用这个分析框架来继续探讨，可以看到一个相反的情况正在发生。现在制造业中的劳动力已经饱和，资源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而且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也成为国家的战略。用同样的思路来分析，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比是一个什么状况？中国的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低的。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经济体，在经历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换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因为总体来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会高于制造业。这个情况在中国尤其突出，因为中国的服务业都是低端服务业。
我们在上海的一个研究显示，上海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当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70%，所以当我们推进劳动力和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问题，于是，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继而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一个较低的经济增长率。
第二，首先我们看要素供给。因为经济是靠劳动投入、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三大方式组合得到的结果，先看劳动投入，旧常态下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从闲置、半闲置的状态投入制造业，这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现在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廉价劳动工业模式已经终结，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劳动力成本随之上升。因此，在新常态下劳动投入相对下降，它已经不能成为一个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了。
其次是资本形成。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在高储蓄率的支撑下，过去30余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但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传统工业化的结束、消费力缓慢提高，特别是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呈逐渐下降之势。虽然资本形成率需要在资金流量表的基础上计算得到，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近似的指标——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来估算。在旧常态下，中国固定资产增长率为年均26%，新常态下它逐年下滑，2012年落到20%以下，2013年落到18%以下，2014年落到16%以下，2015年恐怕会落到14%甚至更低。学者普遍预计“十三五”期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10%左右，也就是说，资本形成这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也在减少。于是我们只能靠技术进步了，但非常遗憾，我们的技术进步缓慢，这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痼疾，至今没有改变。
第三，实体创新能力滞后。在中国讨论创新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只要说引进了比过去水平高的一些技术和管理，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创新，这些创新并不是严格的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世界领先的技术或管理。
当我们用这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看中国的创新的时候，可以看到在旧常态下，我们把那种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在世界上并不领先的技术引进做到了极致。30多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就是以向世界学习，缩短与世界差距为主要内容，这个行为、这个过程符合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模型。我们不必去开发新技术，打开国门让资本进来就会带来比过去高的技术，我们可以模仿和学习。
另外，我们又可以很轻易地把农业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使用进口技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中，持续提高生产率。过去几十年，这种“两头在外”的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两头在外”使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一度达到70%左右，非常之高。但是这种好时光已经结束了：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耗竭了；制造业就业率达到了峰值已经开始下降；经济增长越来越要依靠服务部门，而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下；过去几十年高强度的投资留下了大量的存量资本需要维护，这也需要有新的储蓄的支撑，而这些都遇到了瓶颈。
总的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以赶超为目标的学习课程，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或者说人家不让你学了，所以我们必须转向全新的、以创新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上。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时候连续说了三个创新：“创新，创新，再创新”，可见创新的极端重要性。
第四，环境资源的约束增强。资源浪费曾经是我国粗放经济发展的典型现象，进入21世纪，由于全球能源价格和其他大宗产品价格相继飙升，并始终在高位波动，使得我国这种资源消耗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此外，环境曾经被我们认为是可以粗暴“忽视”的外在要素，然而，雾霾在大部分国土上长年挥之不去；食品中重金属全面超标；饮用水严重污染等，都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硬约束。所以，现在的经济增长指标中，设计了一系列响应的指标。环境有响应，我们有蓝色、黄色、橙黄色、绿色，当环境恶化达到一个指标时，要关多少厂、停驶多少车，等等。这样，传统中国经济的增长函数中就内生地增添了资源环境约束的负面要素。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约束，北京雾霾达到重度，周边的工厂必须停产，也就是说，环境已经成为硬的负面约束。
我们从新旧常态对比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旧常态转向新常态的一些必然性，转到这个层面后，未来我们要以潜在增长率为主要根据，确定实际增长目标，这将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确定增长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基点。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率，国内外很多研究机构做了大量研究，下表展示的是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实验室预测的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到，到203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实际上是稳步下滑的。
表1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一说下滑大家心里就不舒服，但如果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仍然可以自傲于世界，我们在各方面都会成为世界强国！讲到新常态，不可回避的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新常态意味着中国新衰退，意味着中国经济硬着陆。我想说的是，在中国的新常态下，尽管外在的数据可能比过去低一些，但是从整体经济而言，尤其是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言，却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它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新飞跃。
第一，新常态有利于我们“挤水分”，同时有利于我们摆脱投资依赖，摆脱出口依赖。
我们所说的“水分”就是地方政府瞎报、瞒报、漏报的问题。我们关注中国经济的水分，主要是大量的投资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更主要的是大量的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但同时形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些都是水分。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就可以知道，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率下降，所以这样一些可能会造成无效生产率和产能过剩的投资，从一开始就被减少或者被去除，意味着我们开始摆脱对投资的依赖，意味着我们开始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我们开始从经济中挤出水分。
如果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降无非只是压缩了水分，那么这种减速就值得我们举双手欢迎。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根据统计数字分析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是因为投资下降了。如果投资同时又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另外一个痼疾，也就是说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么这个下降应该受欢迎。不断地挤出水分，正是提高质量、提高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路径，也是我们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所以这是十几年来我们孜孜以求的一个局面，我们不能叶公好龙。
第二，新常态有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行。
因为现在投资驱动、出口驱动不可依赖，我们不得不转向创新驱动的新轨道上来，没有别的出路。因为不断地投资，使得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下降，大家不愿意投资了。从出口层面来看，我们面临国际、国内环境的调整，现在中国出口的净额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几年在3%以下，从贡献率的角度，出口已经不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那我们依靠什么？只有依靠创新。但是我们创新的体制机制基础应该说是不好的。所以，推动创新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确立正向激励，同时理顺价格。我们必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一个论断落到实处，政府也要适当地发挥作用。所以，在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过程中，我们会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第三，新常态有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新常态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弱化GDP考核机制，这一点弱化之后，就意味着弱化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地方政府投资的冲动，遏制了地方政府长期的越位和缺位的问题，这样政府才会把自己真正的立场转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就业水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维护治安、环境保护这些有利于民生的项目上来。
新常态同时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以及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资源配置最大化。
第四，新常态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
在绷得不太紧的宏观环境下，我们才有可能着手整治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实质性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系列的体制机制的变化。但有一个问题需要调整，目前凡是与环境治理有关的投入，在我们的统计架构中还是成本，这是从投入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它是成本，所以违规企业就不愿意加大投入。可不可以换一种统计方式。2003年4月，美国的统计体系有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改变，就是把R&D统计为产出，把文化产业中的版税统计为产出，过去这都是成本。这种调整使得美国的GDP向上提升了3%。美国政府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目的一是鼓励企业创新，二是鼓励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这种调整方式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据我所知我们的有关部门也在考虑调整统计体系。
如果说有关环境治理的投入都算作产出，治污的投入是产出，研发投入是产出，那么企业就会有动力把资源越来越多地投入到这个领域中去，于是治污就有了希望，创新就有了基础。
第五，新常态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为了追求发展速度就要依赖投资，依赖投资就会使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就会出现在生产领域中资本统治劳动，进而出现在分配领域中利润侵蚀工资，进而会使得劳动者的收入占比过低，而且会进一步造成劳动者的社会流动性不足，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出现。这种分配不公的格局如果长期持续，会强化两极分化，使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我们觉得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依赖显然有助于弱化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从而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以上是新常态下的五个亮点，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些绝大多数都是可能，或者说是提供了一种压力、一种动力、一种可能，但是要将这些可能变成现实，需要我们加大改革力度。
最后我想说三句话。第一，新常态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而且在新条件下与时俱进地为我国战略机遇期赋予了全新的内容。第二，我们一定要调整理念，调整心态，调整战略和政策，迅速适应新常态，学会在新常态下生产生活，努力引领新常态的发展。第三，放眼全球，如果说新常态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如果新常态实际上是呼唤着改革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全球主要国家都在推行改革。因此，我们现在正式进入了改革的竞争期。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依法治国的决定，这两个《决定》作为车子的两轮一定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一轮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1]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