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
让新常态变为新机遇
蔡昉[1]
我们讲新常态的时候，它的逻辑起点和事实起点都是中国经济的减速。也就是说，过去十几个季度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都在35年来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之下，并呈现继续下行的趋势，经济增长减速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很多讨论也都集中在经济增长减速这件事情上。
什么因素造成经济增长减速？
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首先就要认识“减速”，即经济减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唯有认识清楚这个问题，才可以帮助我们从新常态中寻找机会，才能不犯错误。目前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是需求的因素，是周期性的减速，不是长期的，增长速度还会因为一些周期因素的改变而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另一种则认为是供给因素造成经济增长减速。
与认为是需求因素造成经济增长减速相对应，预测未来经济增长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传统的外推的方法，尽管人们不一定会用外推的方法去做具体预测，但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会受此支配。
外推法的一种变形叫作趋同法，就是说后起国家仍然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相对的人均GDP水平有关。比如，相对于美国，中国内地现在人均GDP只是美国的21%，依此推设，大体上日本在1950年、韩国在1977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4年，在这些时间段内，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曾是美国的21%，在这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从百分之九到百分之七点几不等，延续了20年。如果从这一点看，即便中国以新的经济增长常态为起点，较高的增长速度也应该能够持续20年。这是一种看法。
现在还有一个纯统计因素，比如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某一个水平后必然要减速，大家都在寻找减速的原因，尽管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原因可能不尽相同。萨默斯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之为“趋中律”，也就是说，经济高速增长终究要回到一个平均值上去，而这个平均值就是世界平均水平，我们期待他的后续研究，希望他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减速，为什么要回归到均值。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是供给方的因素造成的，是因为我们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如人口红利消失以后所带来的增长速度的下降，那么用潜在增长率的方法来预测未来经济增长可能就更好。
刺激需求政策后患无穷
如何判断减速就决定了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应对，不同的政策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当认为减速是需求因素造成的话，那很自然地就要采取一系列的刺激需求的办法，这却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过度使用刺激需求的举措，可能会带来以下几种后果。
第一，会进一步软化企业预算约束。国有企业，甚至一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也会因为刺激政策而导致预算约束被软化，竞争力缺乏，在极端的情况下企业会半死不活，成为僵尸企业。这是日本的惨痛教训。
第二，可能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很多研究显示中国现在的杠杆率非常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尽管我们经常说风险可控，但是风险可控的前提是风险已经存在。
第三，从制造产品到基础设施的全面产能过剩。我们都知道制造业产能过剩，对于基础设施来说，并不是基础设施造好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些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其实也是一种产能过剩。
除此之外，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过度刺激也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风险。刺激政策看上去对就业很有好处，而事实上，当把这些半熟练或者非熟练的劳动力都吸引到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行业中，这些行业又会形成产能过剩，将面对未来巨大的风险，甚至可能成为泡沫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将来某个时候这些行业一旦遭遇冲击，这些劳动力就会处于周期性的失业状态。根据欧洲的经验，比如说西班牙的许多工人不想读书，也不学技术了，最终使周期性失业转化成长期的结构性失业。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看上去非常乐观，但若过度刺激需求，就可能陷入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阶段。
因此，如果一味采取刺激需求的政策，将会导致一系列错误的结果，会令经济增长减速变成停滞，导致中国经济滑向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
改革——建立创造性破坏的新环境
正确认识和主动应对新常态，则可以把新常态变成新的机遇，从而延长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认识到这种新常态以后，有助于我们通过改革来赢得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获得改革红利。我们的一些研究发现，可以通过若干领域的改革，立竿见影地得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传统的刺激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刺激的结果就是让企业的预算约束进一步软化，在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况下，政府给企业补贴，给它非常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企业就没有动力从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驱动经济增长，这是刺激政策无法做到的，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做到，但是要想改革，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
第二，从投入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转变，其实是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相连接的。传统理论认为产业升级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了，用资本替代劳动。就企业来说，如果外部环境是一个硬的，那么用资本替代劳动是很合理的。但如果在实施刺激政策的条件下，政府还要替企业预测未来的比较优势，这个时候所实现的资本替代劳动、机器替代人的情况，很可能是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事实上会造成资本回报率下降，也就是说，必然发生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真正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仍然应该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核心。
企业可以有各种办法提高生产率，但从宏观的层面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就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旧常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如，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意味着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提高了。
资源进入第二产业后，不同行业之间的盈利机会也不同。比如说，在旧常态下，房地产行业被看好，很多资源都会进入，从宏观角度看，这也是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但是，在新常态下这种机会将大大减少，就要进入第三个层次的资源重新配置——在一个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进行资源重新配置，哪个企业生产率高，哪个企业就应该得到发展、得到扩大，进而可以把别人的生产要素拿来使用；如果企业的生产率没有提高，缺乏竞争力，就将被淘汰出局。因此，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新环境将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常态要求。
这个时候，政府既不能用传统的体制去保护企业，也不能用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去保护，或者过于主观地通过产业政策去保护。只有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投入驱动向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以，改革是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1]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