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外经济援助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援助理论、援助动机、援助制度、援助效果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美国是最早开始进行对外经济援助和最大的援助国，西方学界关于对外经济援助的研究产生了诸多的研究成果，但中国学界关于对外经济援助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一些。相比较西方国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鲜有这方面的研究。不过，中国学界早期也翻译了一些关于经济援助研究的著作，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商务印书馆，1962）、沃尔斯特的《美苏援助对比分析》（商务印书馆，1974）。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开始涉足经济援助领域的研究，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方面的成果也开始出现。2000年以后，这方面的成果逐渐增多，并出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就本书而言，国内外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关于援助理论的研究

目前，关于国际经济援助理论的研究，主要都是从两个学科的视角出发的，分别为国际关系学和发展经济学。其中，国际关系学的援助理论主要包括了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三种基本范式。

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秉承者主张将对外经济援助放在国家对外政策的视野里，特别是将其视为“援助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现实主义学派的奠基人爱德华·卡尔早就强调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和宣传一样，都是国际政治的权力资源和国家对外政策工具，指出美国塔夫脱总统时期的对外政策就以“金元外交”而著称。[5]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也专门论述了对外援助在外交工具中的独特地位，认为美国在海外有些国家获得的利益是通过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的，传统的外交方式也仅仅部分适用，唯有对外援助才是实现这些利益的最适宜途径。[6]对外经济援助也通常被国际关系学者纳入“经济外交”的范畴，成为“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信仰、态度、观点、预期、情绪，以及行为倾向等方面在内的对外行为。”[7]在现实主义学者看来，主权国家的对外经济援助首先服务于援助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利益，促进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往往是处于次要位置。即便是有对于受援国家经济发展的考虑，这种动机也不是居于首要地位的。[8]所以，现实主义学者有理由认为“经济援助只不过是权力政治的工具而已”。[9]

出于对国际行为中道德的力量和作用的关注，理想主义学派认为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贫穷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强调对外经济援助行为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和利他主义动机。理想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就在于对人性“善”的假设，认为人类的行为具有利他主义动机并且可以被塑造成具有高度道德意识的群体。因此，国家也可以像人一样具有国际道义观。理想主义在当代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跨国主义和全球主义等，[10]相比较现实主义关注高级政治领域，这些学派更关注所谓的低级政治领域（如减贫和发展）。由于对外经济援助直接表现为一种单向的资金和资源的跨国转移，并成为保障欠发达国家基本人权（如应对饥荒、医疗救助）的重要保障，理想主义学派认为人道主义关切构成对外援助的主要动机。[11]在大多数理想主义者看来，“国家利益应该在援助考虑中被最小化或者被剔除；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跨国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建立在日益增长的全球共同体意识上的国际利益概念”。[12]在援助观念上，理想主义者强调相互依存、相互获利的利益观和传播自由民主观念的价值观。他们认为，穷国只有靠国际共同体的援助才能够摆脱贫困；随着穷国开始发展，变为更强的贸易伙伴，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它们将给发达国家出口提供新的市场，从而使得双方获利。[13]同时，他们还认为对外援助不是简单的国家间互利行为，它还承载着增进自由、民主、人权的使命。[14]

新马克思主义也称作结构主义或激进主义，是第三世界国家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基础，主要解释贫困、国际不平等、低度发展等国际现象。在对外经济援助方面，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理论主要是依附论。依附论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了“中心-外围”的生产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援助行为则使得这种依附进一步制度化，并且进一步扩大了穷国和富国的经济差距。[15]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倾向于集中在那些具有战略性初级产品资源、较大的国内市场以及体现出投资机会的国家，其目的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一些针对前殖民地的援助不是为了补偿，而是为了保持前宗主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援助国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打交道，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受援国的贫富差距。因此，援助一直未能减轻第三世界的贫困。[16]新马克思主义主张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国际援助制度，在全球经济平等的基础上使得经济援助与援助国的私利彻底剥离。

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对经济援助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国际关系理论是从理念和原则上影响了经济援助的发展，发展经济学理论则是直接指导了经济援助行为的开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展经济学对于经济援助的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现代化理论（1950～19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与基本需求理论（20世纪70～80年代早期）、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20世纪80～90年代末）、新干预主义（2000年以来）”[17]四个阶段。

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援助的意义在于实现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这一核心目标，提出了“哈罗德-多马”和“两缺口”两种经济增长模型。前者认为资金积累（储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储蓄率就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国际经济援助的主要功能是在为受援国提供储蓄替代功能；后者则认为除了储蓄外，外汇收入也是资金积累的重要途径，储蓄和外汇都存在缺口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国际经济援助则可以弥补这两个缺口。[18]到了20世纪70年代，追求经济增长导向的国际经济援助战略在大多数受援国以失败告终，广大受援国日益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引起了人们大量的反思和理论创新，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依附论”和“满足基本需求论”。前者不再赘述，后者主要指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经济援助开始关注增长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开始成为援助的重要领域，就业、收入分配等经济指标也被陆续纳入经济援助的项目选择和效果评估体系。[19]

到了20世纪80 年代，大批受援国爆发了债务危机。这使得发展经济学从以关注投资为核心的外生增长转入到以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内生增长理论，也促成了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以市场为驱动力和以制度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政策开始推广，美国和欧洲的援助国开始对受援国推广“华盛顿共识”解决方案和进行制度化改革，强调把援助运用为对那些同意自由化改革以及依靠促进贸易和私人资本流动来发展本国经济的受援国的一种奖励。[20]然而，大量出于冷战因素而进行的经济援助随着冷战的终结而不复存在，长期的低效率和无效率援助再加上“华盛顿共识”的实践困境使得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经济援助陷入低潮，也使得发展经济学本身在发达国家出现了衰落迹象。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自1997年开始对“华盛顿共识”进行批判反思，提出了更全面的发展思想——被统称为“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以更全面的发展工具来实现更全面的发展目标，而不是仅仅依靠私有化和市场化来实现增长的目标。[21]

进入21世纪以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继续拉大，但对国际经济援助的宏观指导理论却开始由发展经济学理论向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理论范畴转移。这一方面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本身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善治”理论的出现，使得经济援助中的政府行为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善治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发展问题除了资金、资源、劳动力等客观因素外，还存在着“治理危机”的问题，如政府腐败、公民社会缺失、非政府组织缺位等。[22]因此，发展经济学关于援助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加强了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另一方面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具体化，开始集中在具体的援助领域和受援国的案例研究方面。[23]大部分学者放弃了对宏大理论和数量模型的构建，而是开始研究如何改进具体的援助模式和方式。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国家利益与对外援助的密切联系成为跨学科的共识，对外援助理论也形成了理论争鸣和整合的态势。

二 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研究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援助国，其对外经济援助自然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学者对马歇尔计划进行分析，研究其成功的原因、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以及对美国未来援助计划的指导等。[24]随着美国“第四点计划”和肯尼迪政府大规模开发援助的实施，美国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援外机构和规范的援外制度。学界开始对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进行细致的分析，包括援助机构的发展、援助政策的实施、援助主体的多元化等内容。[25]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学者对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援助行为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分析。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戴安·昆茨则在论述美国冷战时期经济外交的著作[26]中将经济援助视为被动的经济外交，并称其和经济制裁、贸易等手段一起成为美国赢得冷战的关键因素。综合看来，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成果基本可分为两类：一是美国为什么要进行经济援助，其动机是什么；二是美国是如何进行经济援助，其援助的过程是如何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在回答上述两个领域的问题。

关于美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动机存在着多种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美国大规模对外经济援助出于冷战的需要，同时也存在着处理剩余物资、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国内经济动因。[27]大部分人并不否认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人道主义光环和在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对其动机的解释则主要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奠基人汉斯·摩根索直言对外援助政策与外交和军事政策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28]经济资源的转移也不过是用政治上的获益来补充经济上的难以获益。此后，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解密文件支持了摩根索的判断。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C.Banfield）、米歇尔·托德洛（Michael Todaro）以及弗农·鲁坦（Vernon W.Ruttan）等人都认为美国对外援助的目的是促进自身安全，经济发展往往是次要动机。[29]还有研究证明了美国对外援助的经济动因，如“第四点计划”就为美国开发了新的出口市场。[30]近些年也有学者从援助国国内政治的视角考察了对外经济援助，认为援助即使使援助国社会福利受损，但大部分投票者依然是能够获利的[31]，援助带来的间接收益和贸易条件变化造成的损失能够影响国内收入分配，从而使中间选民获得收益，所以他们的支持成为对外经济援助的重要动力。[32]此外，经济援助所承载着的增进自由、民主、人权的使命也被认为是美国援外的一个动因。

研究美国如何进行经济援助的学者考察的范围则更为广泛，包括了对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制度、管理体系等诸多领域的研究。20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研究马歇尔计划的专著和论文，对于该计划在促进西欧经济恢复和走向合作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随着冷战期间美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化和制度化，相关研究也进一步细化，出现了关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展规划和项目管理、私人领域的对外援助等方面的研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外援助最具特色的一点就是援助的执行以私人部门为主体而不是公共部门。[33]弗农·鲁坦在1996年出版的《美国发展援助政策：对外经济援助的国内政治》一书中回顾了战后五十年内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历史，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美国援助机构的演进和美国的双边、多边援助政策。有学者指出，进入后冷战时代以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卡萝·兰开斯特在考察小布什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后，提出了美国援外机构和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各种问题。[34]在国内近两年也出现了专门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博士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夏咸军博士从霸权国家、国际体系和公共产品角度，分析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特点、目标和变化规律。复旦大学娄亚萍博士则侧重于对美国冷战后对外经济援助政策进行政治分析，探讨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与途径及其实际效果。

除了对美国国别经济援助研究外，国内外也出现了少量的关于对外经济援助的比较研究。美国学者罗伯特·沃尔特斯对冷战时期的美苏援助进行了比较分析，[35]作者认为经济援助是美苏两国实现政治干预的最有效的工具，同时也为援助国和受援国套上了无形的枷锁——援助终止极可能导致反目成仇。美国在经济资源上具有苏联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苏联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援助管理计划使其经济援助受到更少的国内制约。还有学者考察了冷战前后美国和日本关于援助政策的变化，认为美国在冷战后出现了援助疲软现象，而日本则保持了继续发展的势头。[36]复旦大学贺光辉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比较了美日两国的对外援助行为，集中论证了两个观点：第一，对外援助是美日两国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第二，战后美国的外援政策主要受到政治/安全外交目标的影响，而日本的外援政策主要受到经济/商业外交目标的影响。[37]

三 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的研究成果要比国内的研究成果丰富得多，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西方学者掌握了较多的第一手资料，甚至参与了援助政策本身的制定和执行。他们的研究更深入地揭示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历史过程，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国内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则并不是很多，特别是缺少对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整体运作模式的研究，说明国内关于经济援助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对外经济援助行为发展时间最长，援助机构的设置和援助计划的制定、实施、评估等过程也已经较为成熟。因而，研究其援助行为的整体运行过程，对于深刻理解其援助行为、为后发国家提供借鉴显得十分必要。

此外，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给中国提供了哪些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与其相比有哪些独特性，这些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和成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