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渴望全球正义

强以华

为了更好地探讨世界文化的发展，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与社会正义、经济增长的关系，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在2013年于武汉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2013）的基础上，2014年7月18～19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托马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Thomas）与该校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2014），来自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以色列、美国、墨西哥、中国等7个国家的23位学者参与了这一论坛。这一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的主题是“经济不平等与世界公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世界公正是一个重要并且紧迫的现实问题。在世界公正的问题上，经济的不平等具有最为重要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平等和正义，甚至还进一步影响着当今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届论坛以“经济不平等与世界公正”为主题乃是主办单位精心筹划的结果。与会专家围绕“经济不平等与世界公正”这一主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广泛的交流，有效地推动了对于经济不平等和世界公正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会议发表了《推动世界走向经济公正——第二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2014）明尼苏达宣言》，并且征集了一批学术质量颇高的学术论文。为了让学界共享本次论坛的学术成果，尤其是为了让本次论坛的成果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社会，我们遴选了一些优秀论文，并且邀请了国内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撰写了相关论文，编辑成这本《文化发展论丛·世界卷（2014）》。

一 理论前沿

在栏目“理论前沿”中，论丛选择了国内学者周海春的论文《德福平衡原理视角下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公正》和国外学者Hortensia Cuéllar的论文《就业：当今世界的巨大挑战》（Employment：Today’s Big Challenge）。这两篇论文或为“经济不平等和世界公正”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创新意义的视角，或为“经济不平等和世界公正”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创新意义的内容。

其中，周海春教授的论文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探讨了经济不平等与社会公正的问题，从而为我们探讨当前国际社会“经济不平等与世界公正”的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思路。周海春教授认为，经济不平等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现代社会会碰到，在古代社会也不会缺席。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公正的呼唤，就有正义的诉求。但是，目前讨论经济不平等与社会公正的思想大多出自西方的经验，较少从中国古代的道德原理出发。他试图从一种新的经验，即中国古代道德原理的德福平衡的价值观出发来为探讨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公正的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根据作者的观点，尽管经济不平等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好像公正的呼声很弱，之所以造成了这种现象，乃是因为中国古代有某种独特的价值观念把社会公正的呼唤给默默地化解了，以至于人们形成了一套观察经济不平等乃至其他形式的不平等的视角，这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就是德福平衡的价值观念。在周海春教授看来，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国语》中包含了德福平衡的原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德福平衡原理大略包括如下内容：其一，德和福都包含丰富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二，福依存于德，德是福的基础，德可以带来福，德可以转换成福，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其三，德和福在总量确定的前提下可以互相转换；其四，福德总量的增长和二者比值的调节与人的努力有关，从中也可以体认天命。德福的平衡是天来调节的，也是人来调节的，体现了天人相因；其五，节俭是具有道德完备性的德行，而骄奢是不完备的品行。在这种德福平衡理论的基础上，周海春教授进一步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于德福平衡的自利问题。在他看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利包括“福利”（福报意义上的福利）的自利和功德的自利。福利包含财富以及对于财富的认知、价值评价、幸福感，还包含人伦情怀，例如为了家庭、朋友、团体、国家、民族而进行经济活动，此外，它还包含了个人的自由、权利、独立和个性。福利的多样化理解是公正的条件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公正不仅存在于福利多样性之间，还存在于福利和功德之间。那些专注于功德的人能够也乐于接受社会财富方面的损失，而且往往把财富施舍给他人看成美德”。“当人关注心灵的无限性自身的时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觉悟的时候，对福利的渴望下降了，福利的不平等形成的动机因素也减弱了，这一点是中国文化传统避免社会不公带来社会动荡的重要的经验”。周海春教授认为，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福一致观点，若把功德和福利的运作看成受到罗尔斯原初状态概念的启发但又有别于罗尔斯原初状态概念的一种基本的原初状态，那么，我们在改造性地借鉴罗尔斯原初状态等理论的情形下，就可以通过另一种路径探讨正义共识与社会公正的问题。我们认为，周海春教授的论文视野独特，值得一读。

二 论坛专题

在栏目《论坛专题》中，论丛选择了一组国内学者的论文和一组国外学者的论文。国内学者的论文包括昌灏和徐方平的《社会公平——中西方共同的社会理想》、孙友祥和杨杏蓉的《罗尔斯正义论视角下的中国分配公正问题研究》、张庆宗的《论中国经济发展不平等中的教育公平》（On China’s Equity in Education Against Its Inequa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文贤庆和李培超的《经济不平等与世界性的环境正义》；国外学者的论文包括菲律宾的托拉巴（Corazon T. Toralba）的《经济不平等与世界正义：自由主义教育》（Economic Inequality and World Justice：Liberal Education）。

孙友祥和杨杏蓉在罗尔斯正义论的视角下探讨了中国的分配公正问题。他们认为，正如分配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一样，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突飞猛进，以及随着中国经济突飞猛进而带来的财富的剧增，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如何让人民群众公正地共享社会财富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如何实现分配公正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借鉴了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观，指出分配公正作为“社会基本善”，应该像罗尔斯的设想一样以正义的社会制度、正义环境和正义原则为基础。因此，化解当代中国的分配格局失衡、实现分配公正需要秉持“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以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平等；并且秉持“有差别的对待原则”，以合理地差别对待。作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面对国际经济不平等，建构国际正义不仅需要探讨国际经济不平等的原因，探讨走向国际正义的路径，还需要探讨者以及建构者具有特定的知识背景和实际能力。在这方面，菲律宾马尼拉亚洲太平洋大学的托罗巴（Corazon T. Toralba）博士的论文《经济不平等与世界正义：自由主义教育》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他在论文中重点探讨了通过自由主义教育来解决经济不平等并且走向国际正义的问题。他运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正义观念并把菲律宾作为一个案例来对经济不平等的原因和结果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研究中，他指出仅仅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自由主义教育来解决经济不平等从而走向国际正义。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教育是一种学习增强个体能力和让他们准备处理复杂性、多样性和变动性的方法。它给学生提供广阔的世界性知识以及帮助学生在特殊的兴趣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自由主义教育帮助学生发展社会责任感，并且帮助他们加强智力和实践技巧，例如传播技巧、分析技巧和解决问题的技巧，展示他们把知识和技巧应用与现实世界的能力”。他详细分析了自由主义教育对于建构国际经济正义的具体作用。我们相信，他的论文能给读者以十分有益的启迪。

三 问题探讨

在栏目《问题探讨》中，论丛也选择了一组国内学者的论文和一组国外学者的论文。国内学者的论文包括彭定光和李桂梅的《考察正义的两种方法》、李家莲的《人类情感与经济正义》、郭熙煌的《论语言意识形态与语言秩序》、陈俊的《强“魂”健“体”：建设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关键》；国外学者的论文包括萨米尔（A. L.Samian）的《哈马克论经济不平等与世界正义》（Hamka’s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World Justice）和斯威夫特（Paul A. Swift）的《无灌输的教育：全球公民理想与伦理挑战》（Education without Indoctrination：The Ideal and Challenge of Ethical Training for Global Citizenship）。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的彭定光和李桂梅的论文《考察正义的两种方法》探讨了分析正义的“方法论”问题。文章认为，分析正义问题具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个体、差异、局部或者个别现象考察正义的个体论方法；另一种是从整体、全体或者总体考察正义的整体论方法。不同的方法决定着对于正义社会（包括国际正义社会）的不同的理解和不同设计。个体论方法虽然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观点，但是，从总体上说，它包含了抽象化（抽象出整体的现实生活的某一方面或因素来解释整体现实生活）、还原论（把对于整体社会的正义的考察还原为对于个人或者个体的道德把握）和非历史性（脱离社会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理解正义，并且脱离社会固有的整体性质和历史变化来考察、理解正义）三种缺陷。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的结果是：在什么是真正的正义问题上争论不休，并难以达成正义共识。整体性方法主要具有三重分析维度。其一，结构，它把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看成不同要素组成的层层递进的结构，主张从结构整体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同时兼顾“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认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是正义的行为；其二，过程，它把人类社会生活看成有所区别的从过去来到现在再走向未来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主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同时兼顾差异性和整体性，认为只有超越了以往历史阶段并且体现了社会历史整体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社会；其三，目标，它把社会整体的最终目标和具体目标统一起来，主张在最终目标的引导下看待具体目标，同时兼顾最终目标和具体目标，认为“真正的正义”总是与最终目标密切关联的正义。文章指出，整体论的方法克服了个体论方法的上述缺陷，它把结构、过程和目标统一起来，是依据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考察正义的正确方法。因此，若要探讨社会正义，我们应该采取整体论的方法。我们认为，探讨社会正义，其中包括从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正义关系的角度探讨国际社会正义，不仅涉及内容的探讨，也会涉及方法的探讨，采用正确的方法来考察社会正义，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正义设计，是探讨国际正义的必要条件之一。

围绕经济不平等和国际正义问题，除了方法的探讨之外，还有一些论文探讨了其他问题，其中，美国布莱恩特大学（Bryant University）斯威夫特教授的论文《无灌输的教育：全球公民理想与伦理挑战》探讨了全球公民伦理培训的理想和挑战的问题。这篇文章首先介绍了五种已经存在过的伦理教育，包括神正论、实用主义、道义论、义务论、基于美德的伦理和大同主义。文章指出，这五种伦理教育都有自己的缺陷，但是后者都比前者更加进步。在此基础上，这篇文章重点分析了大同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经济不平等以及公正问题的启示以及教育公民成为国际公民的意义。在作者看来，不仅前大同主义的几种伦理教育存在缺陷，而且大同主义的伦理教育也同样存在缺陷。但是，尽管如此，大同主义理想对于建立世界公正来说依然十分有意义。为了贯彻大同主义，训练人们像国际公民那样来思考和行动，就必须克服一系列的相关困难。这些困难包括以下几点。其一，知识要求上的严格性。大同主义的方法比其他四种伦理教育的方法更加苛刻。它要求人们学习的不仅仅是自己社团的东西，它还要求人们对人类的历史和文化有高度的敏感度和适应力。其实，正因为大同主义伦理教育与其他伦理教育相比有对知识的这种特殊要求，因此，若要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世界的一员或自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一员是不现实的。其二，对种族和性别的包容性。为了培养世界公民，需要知道种族和性别的重要性。大同主义应该能够包容他人的不同观点，而不是狭隘地敌对地看待他人。其三，理论可行性检查的艰难性。对于整体来说是合理的但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单独的人的理论通常是无法通过检测的不现实的理论。那么，我们究竟经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理论呢？文章虽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但是在结尾处作者指出可以充分发挥联合国这个国际机构的作用。毫无疑问，斯威夫特教授的大同主义理论有助于人们在全球公民伦理培训中接受挑战，并且促进通过伦理培训培养全球公民，也就是说，大同主义观点不是唯一有用的观点，但却是值得借鉴的观点。

四 学术争鸣

在栏目《学术争鸣》中，论丛既选择了国内学者强以华的论文《国际经济正义中的几个问题辨析》，也选择了国外学者麦伦帕拉姆派尔（Thomas Menamparampil）的论文《伟业呼唤正义：经济不平等与世界正义对正义的呼唤》（When Great Achievements Fail to Combine with Fairness：A Plea for Fairness by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World Justice）、艾米尔（Lydia Amir）的论文《全球不平等与正义：遥远的门扉》（Inequality and Justice in a Global World：The Distant Poor）和阿巴诺（G.J.M. Abbarno）的论文《反思全球正义和道德责任》（Re-thinking Global Justice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强以华教授的论文《国际经济正义中的几个问题辨析》探讨了国际正义中几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问题、国际分工问题和经济秩序问题。文章认为，这些问题虽然包含了国际经济的不正义，但也无须夸大它所包含的国际经济不正义。例如，就贫富差距而言，在当今世界上，东西方的国家之间特别是南北方的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还有扩大化的趋势。贫富差距不等于国际不正义，若要判断国际贫富差距是否包含了国际不正义的现象，就必须深入分析造成国际贫富差距的原因。若这些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是这些国家自身的努力程度不同所致，也就是说，若当今世界中发达国家的富仅仅是由它们自身的努力所致而发展中国家的穷仅仅是由于它们的努力不够所致，那么，它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就不包含国际经济的不正义，它们也不构成国际经济正义的研究对象；若是这些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是由“与它们自身努力与否”无关的某些外在的偶然性所致，那么，它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就包含了国际经济的不正义，它们也就构成了国际经济正义的研究对象。围绕这样的标准，文章通过分析造成当今世界不同国家贫富的国内原因、国外原因和自然原因后指出，当今世界的贫富差距毫无疑问包含了不正义的现象，但是，一些贫穷国家自身努力不够也或多或少是造成它们贫穷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也无须过分夸大当今世界贫富差距所包含了的不正义现象。文章认为，“只有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才能在如何消除这种不公正性的问题上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即：发展中国家若要彻底消除自己在国际经济领域中遭遇的不公正性，最终还是应该依赖发展中国家提升自己的内在能力，包括提升经济发展的水平，完善自己的制度，发展自己的科技，等等。这就是说，不要等到有了公正的国际经济环境之后再去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应在发展之中争取更为公正的国际经济环境。为此，发展中国家应在坚持不懈地反对各种不公正性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提升自己的内在能力方面。”此文的落脚点在于如何才能更为有效地消除各种国际不正义的现象。

面对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这一国际不正义现象，阿巴诺在《反思全球正义和道德责任》中探讨了如何承担道德责任以便消除这一不正义的现象的问题。根据阿巴诺的观点，尽管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组织都提出要消灭贫富差距，指出国家无论贫富都应公平地进行贸易往来，甚至通过贷款帮助贫困国家，但是，由于它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最后受益的都是那些发达国家，这样，这些国际机构的措施最终拉大了贫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例如，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来说，表面看来，这些贷款似在帮助贫困国家增长出口货物，并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叫作“不平等交换”的开发利用。这些贫穷的出口国家尽管在用原材料和未被开发利用的资源来获得财政收入，但它们在进口成品（其价格更加昂贵）时就会失去这些收入。这种货物和服务的资金流入就是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之一，这种方式会加大贫富差距。因此，本文作者提出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合同来改善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这种社会合同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之间的行为，而非单个公民的行为（因为公民还是受到国家的政策和行为的影响）。根据本文作者的新的社会合同计划，应该重新建设公正公平的国际组织，并且以是否有利于国家进步为标准来建立新的五年计划，通过鼓励当地居民出国学习深造最后回到自己国家帮助经济发展和振兴等措施来帮助发展中的国家。同时由一个世界组织作为国家间国际公正的裁判人，评定哪些行为违背合同，并在国际法院的裁定下，让违约者对于损失者进行补偿。我们认为，作者在力图消除国际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上，给了我们新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