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文学研究的开辟
第一节 文学批评的发生和批评群体的涌现
新文学批评的发生与特征——新文学反对派的批评——《新青年》批评群体的贡献——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批评——语丝社和新月社的批评——革命文学派的批评
文学研究包括三大门类，分别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雷内·韦勒克曾这样界定这三大门类的分工：“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原理、范畴、标准等方面，而关于具体文艺作品的研究不是文学批评就是文学史。”[1]在这三大门类中，文学理论是文学研究的主帅，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都要以文学理论为指导，而文学批评则为文学研究的先锋，文学史为文学研究的后续部队。文学研究的通常程序是，在文学理论的指导下，文学批评先行开路，创造出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各种文体研究的成果，之后，由文学史予以整理记载。
在新文学研究中，文学批评很好地扮演了先锋的作用。一方面，设计和发动了“文学革命”，为新文学的诞生鸣锣开道；另一方面，又对新出现的文学创作成果和文学现象进行了跟踪批评和及时总结，创造出了众多成果，为后来的文学史编纂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在古代中国，批评家的数量一般来说少于作家数量，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比，相对沉寂。但在现代中国，几乎每个作家都写过文学批评文章，还出现了一些职业的批评家，不少读者也纷纷投文报刊，发表自己对作家作品的看法。这样算来，批评家数量超过了作家。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头一遭。
在古代中国，文学批评往往是个人即兴的事情，而在现代中国，批评家往往参与某一文学团体，文学批评成为一件有组织的事情。郭沫若曾说：“我们是最厌恶团体之组织的，因为一个团体便是一种暴力，依恃人多势众可以无怪不作。”[2]可事实上，郭沫若并不厌恶“团体之组织”，因为他也创建了创造社这一团体。郭沫若的这段话从另一面揭示了自己组织团体的隐秘动机，即组织团体就可以“依恃人多势众无怪不作”。这种组织起来、集团作战的思路，对于文学运动的推行是十分有效的。关于这一点，新文学的反对派学衡派看得很清楚：“故彼等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徒党，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3]不过，学衡派同样也“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由于以组织的方式推行文学运动可以产生大的影响，因此，当时掀起了一阵结社的风气。据统计，1921～1923年，全国出现文学社团40多个，而到1925年，社团突破了100个。鲁迅1930年在回忆新文学批评的发生状况时曾说：“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4]这话反过来说就是，批评家往往是属于某个文学团体的。批评家发言，往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因此，文学批评往往表现出一种与个人话语不同的宏大气势。
1917～1927年间的批评群体，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是新文学的促进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文学阵营；另一则是新文学的反对派。从研究史的角度看，无论提倡、拥护新文学，或反对、批判新文学，其具体的内容中都包含着对新文学的见解，即使是反对派的观点，也是新文学研究史的一部分，需要做一番检视。下面就先从新文学的反对派说起。
新文学的反对派，主要有四批人。
一是桐城派。
桐城派以林纾、严复为代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白话文学。一个月后，林纾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唱起了反调。但林纾讲不出古文之不当废的理由，他底气不足地哀叹：“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刘亦自有其不可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5]不能道其所以然，暴露了林纾理论修养的不足。无奈何，林纾作小说《荆生》《妖梦》，对新文化倡导者进行人身攻击，期待荆生等伟丈夫将新文化倡导者打翻在地。眼看白话文运动飞速发展，林纾知道荆生等伟丈夫难以阻挡，他先把希望寄托在北大校长蔡元培身上，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书》，指责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又“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并要求蔡元培制止这两个倾向，但结果只遭到蔡元培不冷不热的回应。林纾只好再次上阵，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坚持维护古文的地位，认为“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但这篇文章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林纾最后哀叹：“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6]
桐城派的另一大将严复曾在一封私人信札中对新文化运动提出批评。他认为，文言文较白话文更富文采是毋庸置疑的，白话文终会因其自身的不合理而自然地被淘汰，“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7]但是，白话文并没有像林纾和严复所期待的那样“自败”。“天演”的结果，是白话文取得了胜利。白话文得到了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承认，很快推广开来。由于鄙视白话文，桐城派对新文学持整体否定态度，他们对新文学的批评没有多少学理价值。
二是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并不反对白话文学，反而主张白话文学，他们创作白话小说的时间比新文学更早。包天笑在其主编的《小说画报》上，就力主“小说以白话为正宗”，认为“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而变为俗语之文学”。[8]但是鸳鸯蝴蝶派创作的白话小说又不是新文学倡导者所期待的那种新文学。因为鸳鸯蝴蝶派注重文学的娱乐性、商业性和世俗性，不像新文学那样注重文学的启蒙性。鸳鸯蝴蝶派向来与新文学“井水不犯河水”，在受到《新青年》杂志的攻击时也无动于衷。但茅盾于1921年1月接任《小说月报》主编，把原属鸳鸯蝴蝶派大本营的《小说月报》变成了新文学的一个阵地，并拒发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由此鸳鸯蝴蝶派对新文学阵营产生了怨恨，开始攻击新文学。鸳鸯蝴蝶派讥嘲新文学内容高深，讽刺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只见装样，的确有革新的气象。接着就看小说，谁知越看就越不明白”[9]。郑振铎曾指出：“但当《小说月报》初改革的时间，他们却也感到自己的危机的到临。曾夺其酒色淘空了的精神，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在他们势力所及的一个圈子里，对《小说月报》下总攻击令。冷嘲热骂，延长到好几个月还未已。可惜这一类的文字，现在也搜集不到，不能将他们重刊于此。《文学旬刊》对于他们也曾以全力对付过。几乎大部分的文字都是针对了他们而发的，却都是以严正的理论来对付不大上流的诬蔑的话。”[10]鸳鸯蝴蝶派的批评没有“严正的理论”，只有一些“不大上流”的话，因此他们对新文学的批评没有多大学术价值。
三是学衡派。
学衡派成立于1922年1月，以《学衡》杂志得名。学衡派成员大都曾留学美国。他们并不反对变革中国固有文化，但认为：“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11]如果说新文学阵营代表的是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度，那么，学衡派则代表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他们提倡重视传统，重视历史，主张对传统持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反对鄙弃传统、以暴易暴的革命态度。这种态度在今天仍是有价值的。
学衡派批评文学革命论的思想基础——文学进化论，梅光迪认为，“文学进化，至难言者”，“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名家诸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12]胡先骕逐条驳斥了胡适的“八不主义”，尤其反对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认为文学没有新旧之分，无贵族平民之分，主张保存文言。[13]学衡派还批评新文化倡导者的人格，认为他们“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14]学衡派还曾批评新文学作品。胡先骕批评胡适的《尝试集》：“胡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规。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15]缪凤林认为，白话新诗是拾美国自由诗的“唾余”，“乃至于以散文名诗，直不知诗之所以为诗者何在矣”。[16]学衡派确实指出了新文学的一些缺点，但他们否定整个新文学的生存权，显得十分偏激，大为减损了自己本来可以有的思想价值。
四是甲寅派。
甲寅派以《甲寅》杂志得名，其核心人物是章士钊。章士钊本是辛亥革命中的新派人物，但1925年担任教育总长后，在《甲寅》周刊1卷9号、14号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和《评新文学运动》，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赞美文言文，攻击白话文，声称“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17]又说白话文“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18]如果说学衡派还有一些可以与新文学论辩的学理，则甲寅派又不及之，不过甲寅派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正如有人所说：“列位，不要把那老虎运动当作一件小事，这实在比‘五四’时的荆生运动更危险可怕。因为那时的清室孝廉林纾并没有实权在手。”[19]章士钊以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身份，利用职权提倡读经，压迫白话文教育，曾给新文学阵营造成一定的压力。
新文学诞生后对新文学的评论，主要是由新文学阵营中人士进行的，是新文学阵营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检讨。
首先是《新青年》批评群体，其中有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人。《新青年》批评群体的主要贡献，在于批评旧文学，扫除了新文学发展的障碍，为新文学开辟了生存空间。
《新青年》批评群体的矛头所指，一是以桐城派、选学派和江西派为代表的旧文学。陈独秀痛切地指出：“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20]钱玄同激烈地批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21]二是批判传统戏曲。1917年3月，钱玄同在《新青年》3卷1号上发表致陈独秀信中，激烈抨击传统戏曲。1918年10月《新青年》5卷4号又编发“戏剧改良号”，刊有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和《再论戏剧改良》，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这些文章都批判中国传统戏曲，而提倡新的剧种——话剧。《新青年》5卷5号又发表周作人致钱玄同的《论中国旧戏之应废》的通信，周作人认为，“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中国戏是野蛮”“有害于世道人心”，中国新剧的建设“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
在为新文学开辟道路时，《新青年》批评群体还把南社和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创作也当作了旧文学。胡适与钱玄同通信时批判了南社成员苏曼殊的小说：“《绛纱记》所记，全是兽性的肉欲。其中又硬拉入几段绝无关系的材料，以凑篇幅，盖受今日几块钱一千字之恶俗之影响者也。《焚剑记》直是一篇胡说。其书尚不可比《聊斋志异》之百一，有何价值可言耶？”[22]周作人激烈批判鸳鸯蝴蝶派的黑幕小说，认为黑幕小说传播的是“最毒妇人心”“恋爱自由之无耻”等毫无人气的古训，断定黑幕小说“文学上的价值，却是‘不值一文钱’”。[23]钱玄同批评黑幕小说“内容腐败荒谬”“简直可称做杀人放火奸淫拐骗的讲义”。[24]李大钊也指斥鸳鸯蝴蝶派小说“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25]
南社的诗文小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都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旧文学。但是，《新青年》批评群体只看重文学的启蒙作用，忽视甚至否定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把它们笼统地当作旧文学予以批判。从此，通俗文学一直遭到新文学的排挤。
对于刚刚开创的新文学，《新青年》批评群体则给予了细心呵护。他们坚决维护新文学的合法性，大力肯定新文学的成绩。其中，胡适在新诗批评、小说批评和戏剧批评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胡适提倡“白话新诗”“短篇小说”和“话剧”，制定了新文学在“形式”上的批评标准。胡适还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梳理了新文学的发生史。周作人在小说批评和散文批评中也有突出贡献，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思想革命”，制定了新文学的“思想”和“道德”的标准，并著文反驳一些封建卫道者攻击新文学作品“不道德”的言辞。由于上述贡献，《新青年》批评家很快在新文学批评中奠定了权威地位。
“五四”高潮过后，《新青年》批评群体发生了分化，一些成员淡出文学界，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些成员继续留在文学界，开宗立派。如周作人列名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后来又和鲁迅等人共同创建了语丝社，胡适创办新月社，他们在新文学研究中仍有自己的贡献。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还崛起了新潮社，其主要成员有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等北京大学学生。在批评鸳鸯蝴蝶派和传统戏曲中，新潮社批评家表现勇猛。对于新文学作品，新潮社批评家也有零星的批评，其中，傅斯年最早对鲁迅的小说发表评论，罗家伦考察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变迁。但《新潮》杂志很快停刊，新潮社也随之解散。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宣告成立。最初提议建立文学研究会的，是郑振铎、耿济之、耿式之等文学青年，他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把当时北大教授周作人、朱希祖、北洋政府总统府军事处参谋蒋百里都列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壮大了文学研究会的声势。他们还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和时事新报社取得联系，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争取到了《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两块阵地。文学研究会还在各地成立分会，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的新文学人士，原来的《新青年》、新潮社批评群体的许多成员都成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此后脱颖而出的一批作家如冰心、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庐隐、朱自清、徐志摩、朱湘等人也都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张闻天、瞿秋白等早期中共党员也曾是文学研究会会员。
文学研究会相当重视文学批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强调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西洋文艺之兴盖与文学上之批评主义相辅而进，批评主义在文艺上有极大之威权，能左右一时代之文艺思想。新进文家初发表其创作，老批评家持批评主义以相绳，初无丝毫之容情，一言之毁誉，舆论翕然从之；如是，故能互相激厉而至于至善。我国素无所谓批评主义，月旦既无不易之标准，故好恶多成于一人之私见；‘必先有批评家，然后有真文学家’此亦为同人坚信之一端。”[26]文学研究会中出现了一批职业批评家，如沈雁冰（茅盾）[27]、郑振铎、胡愈之、赵景深等人。
文学研究会批评家大力批判鸳鸯蝴蝶派。一是批判其人生观，茅盾指出，近来的通俗刊物之流行，“是潜伏在中国国民性里的病菌得了机会而作最后一次的发泄罢了”“这病菌就是‘污毁一切的玩世的纵欲的人生观’”“简直是中了拜金主义的毒，是真艺术的仇敌”。[28]郑振铎指出：“‘礼拜六’的诸位作者的思想本来是纯粹中国旧式的，却也时时冒充新式，做几首游戏的新诗，在陈陈相因小说中，砌上几个‘解放’，‘家庭问题’的现成名词，同时却又大肆提倡‘节’、‘孝’。”[29]二是批评其写作技巧。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30]中指出，鸳鸯蝴蝶派作家不懂小说重在描写，而以记账式的叙述法来做小说，不懂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即使名为“实事”，也无力再现于读者之前。文学研究会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确实也击中了鸳鸯蝴蝶派的某些痛处，但也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
文学研究会还对学衡派发起反击。学衡派攻击新文学之时，周作人发表《〈评尝试集〉匡谬》[31]，认为学衡派在文学上是无知荒谬和自相矛盾的。茅盾发表了《评梅光迪之所评》[32]、《近代文明与近代文学》[33]、《驳反对白话诗者》[34]等文，反驳学衡派的观点。
文学研究会最主要的批评工作，还是对新文学的评论。文学研究会批评家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后改名《文学周报》）上发表了大量的短评、杂谈、通信和论文，评论新文学作家作品。他们比较深入地阐述了鲁迅的价值，发掘了冰心、叶圣陶、许地山、朱自清、王统照等作家的价值，扩大了他们的影响。文学研究会批评家的批评，往往从社会人生方面挖掘作品的思想意义，立论求稳健，为后来的作家作品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1921年6月，由留日学生组成的创造社“异军苍头突起”。[35]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王独清等人。创造社非常重视文学批评，其核心成员都发表过批评文章，在当时曾造成广泛的影响，声势一度盖过文学研究会。
创造社批评群体参与了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郭沫若在《致西谛先生信》中说：“先生攻击《礼拜六》那一类的文丐是我所愿尽力声援的，那些流氓的文人不攻倒，不说可以夺新文学的朱，更还可以乱旧文学的雅。”[36]成仿吾严斥鸳鸯蝴蝶派，“他们是赞美恶浊社会的，他们阻碍社会的进步与改造”“他们专以鼓吹骄奢淫佚为事，他们破坏我们的教育”“他们专以丑恶的文章，把人类往地狱中诱惑，他们是我们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奇耻”。[37]
和文学研究会一样，创造社的评论对象主要是新文学。创造社批评家在《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作周报》《洪水》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批评文章。与文学研究会相对稳健的批评风格相比，创造社的文学批评极为个性化。创造社的成员，有着青年人自视甚高的傲气和过度的自尊，有着遭受社会压迫的被虐想象和反抗社会的激情，有着对文学前辈不屑一顾的自信和打倒文学权威的冲动，他们鄙视其他社团的文学创作，但对中国的社会人生却有着相当程度的隔膜。创造社的批评，不少是论争性的，言语尖刻，嘲讽辛辣，气势咄咄逼人，缺乏温柔敦厚之风。创造社的文学批评有自己的独到发现和见解，但又往往欠思考，不成熟。
1923年3月，新月社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陈西滢、叶公超、徐志摩、朱湘、梁实秋和闻一多等人。新月社以《晨报》副刊、《现代评论》杂志为阵地，发表新文学作品和批评。新月社的成员大都是曾经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和浓厚的“绅士气”，注重人伦道德的修养。他们的批评强调文学的理性与规则，强调作家人格的健全与平和。其中，陈西滢对鲁迅和郁达夫的批评有一定代表性，梁实秋对新文学的整体批评以及闻一多的新诗批评和戏剧批评，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朱湘的新诗批评也有一定特色。
1924年成立的语丝社，主要成员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孙伏园、章廷谦等人，他们以《语丝》杂志为阵地，主要致力于新文学的创作，但也从事新文学批评。语丝社成员有着周作人所说的“流氓气”“说着流氓式的土匪式的话”“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38]语丝社的文学批评注重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他们注重的是文学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批判意义。语丝社在散文批评中作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
创造社、新月社和语丝社等批评群体，各有各的文学理想，但在捍卫新文学的合法性上则态度一致。在反击甲寅派时，创造社的成仿吾发表《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郁达夫发表《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新月社的胡适发表《老章又反叛了》、徐志摩发表《守旧与玩旧》，语丝社的鲁迅发表《答KS君》，三个社团结成了统一战线。
在这一时期的新文学研究中，还有一些由青年文学爱好者组成的文学社团。如狂飙社，浅草—沉钟社、湖畔诗社等。其中，狂飙社较多地涉足文学批评，主要成员有高长虹、向培良、尚钺等人。他们对鲁迅的批评，颇值得注意。向培良还发表了《中国戏剧概评》，这是新文学研究史中最早的一篇话剧史论。
在这一时期的新文学研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批评群体。这一群体的主要成员有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沈泽民、瞿秋白等人。他们都是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主要从事实际政治活动，但也曾关注新文学，希望新文学能够成为政治革命的武器。1925年之后，郭沫若、成仿吾、蒋光赤等人也转而倡导革命文学，引领新文学“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这一批评群体后来形成左翼阵营，成为新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