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初现繁荣的小说批评
《新青年》批评群体的小说批评——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批评——创造社的小说批评——梁实秋批判“浪漫主义”倾向——小说批评的成绩与不足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小说是读者面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文体。新文学阵营对小说的发展也是非常关注的，小说批评数量众多，而且与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学术思潮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梳理小说批评的状况，辨析其不同的研究思路，可以从一个侧面把握住现代文学研究展开的线索。
最初的小说批评来自《新青年》批评家。《新青年》批评家对现代小说有两种设计：一是“短篇小说”，一是“问题小说”。1918年5月，胡适发表《论短篇小说》[44]，介绍了从生活中截取横断面，以经济的篇幅反映生活的写法，称之为“短篇小说”。1918年7月，周作人批评中国旧小说“对于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因此，提倡“论及人生诸问题”的问题小说。[45]《新青年》批评家主要是依据“短篇小说”和“问题小说”这两种设计对小说进行批评的。
胡适在进行小说批评时，非常关心“短篇小说”的发展状况。他看到“近一两年来，国内渐渐有人能赏识短篇小说的好处，渐渐有人能自己著作颇有文学价值的短篇小说，那些‘某生，某处人，美风姿……’的小说渐渐不大看见了。这是文学界极可乐观的一种现象”。[46]
1921年，凤兮（作者疑为黄忏华）发表《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47]，对1921年前的短篇小说进行点评：“文化运动之轩然大波，新体之小说群起，经吾所读自以为不少，而泥吾记忆者，止《狂人日记》，最为难忘。外此，若叶楚伧之《牛》，陈衡哲之《老夫妻》，某君（适忘其名）之《一个兵的家》，均令人满意者。”
还有批评家关注“问题小说”的发展。1921年《晨报小说》第一集出版，共收九位作者的小说26篇。这是新文学阵营发布的第一本小说专集。《文学旬刊》发表静观的文章，高度评价了这部小说集的思想意义：“中国以前没有一篇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两三年来，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起，于是才有人提倡人的文学，才有人著成一些人生的文学作品，但是可怜哪！——所有的只是短篇的作品，而短篇作品亦很少佳构可见。并且这些小说平常只散见在杂志报章上面。零零碎碎，不能使读者对于这些新文学作品得一点确定的，共同的观念，以判定其意义及价值。这实在是可惜的事情。现在晨报发行了这部小说集，明明给世人供献出一年来一部分的成绩，使我们能总括的统计这一部分所得的收获。”静观对这本小说专集总体上是满意的，他认为：“本书从大体上看来，差不多都富于写实的精神，人道的意味，篇篇有篇篇特别的意境，特别的色彩。”论者对集中小说的题材和主题进行了分类、概括和点评，认为止水的《诗礼人家的月亮》和冰心女士的《两个家庭》是描写中国家庭最佳的作品，而描写中国普通社会的作品中间，“《一件小事》这篇小说很合不少人道主义的精神，写得虽然不过千余字，可是那车夫的个性和‘我’的个性表现得已经异常充分，能使读者发出种同情之感来。晨曦君的《黑漆大门》‘描写乡村生活，十分透切’”。描写兵祸的作品三四篇中自以冰心女士的《一篇小说的布局》为最佳。[48]
文学研究会批评家非常重视小说批评。《小说月报》从13卷7号起增辟“评论”一栏。茅盾在13卷6号《最后一页》中向读者预告了开设这一栏目的意图：“我们觉得现在大多数看小说的人，缺乏欣赏艺术的能力，肤浅庸俗的作品奉为至宝，精妙深湛的作品以为平淡；我们又觉得现在大多数做小说的人，不免都走错了路，‘迷恋骸骨’的人尚奉传统的法式为天经地义，已经破弃旧信条的，又彷徨歧途，要努力亦无从努力。”增设“评论”一栏，就是为了“想少竭微力，补救这两层缺憾”。《小说月报》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批评文章，往往一个作家的小说发表后，同时或者连续发表几篇批评文章。文学研究会的另一刊物《文学旬刊》（后改名《文学周报》）上也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批评文章。
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批评，以茅盾为代表。茅盾以《小说月报》主编的身份写了不少批评文章，对小说创作进行跟踪评论。他以开阔的批评视野，满腔热情地扶持和肯定新生的现代小说，在小说批评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继承了《新青年》批评家的传统，但关注点偏重在“问题小说”，他的批评大大充实了“问题小说”的内涵。
茅盾注意到当时小说创作题材不广的问题，强调要扩大题材的范围。1921年4月，茅盾发表《春季创作坛漫评》，列举了当时发表的多篇小说，认为“他们著作中的呼声都是表示对于罪恶的反抗和对于被损害者的同情”，肯定它们是“为人生而艺术的小说”。但茅盾仍不满地指出：“描写社会生活之一角的小说，现在见过很多，只不过没有描写点广阔气魄深厚的作品罢了。在那些描写社会生活一角的小说中，最多见的是恋爱小说；而描写婚姻不自由的小说，又占了一大部分。”茅盾认为，把婚姻问题看作全部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轻重失当”，且不满意“许多的婚姻描写创作中又只是一般面目”。[49]1921年8月，茅盾在《论四五六月的创作》[50]一文中分析了当时小说创作的状况。他认为，从题材上归类，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独多，竟占了半数以上，最少的是描写城市劳动者生活的，只有三篇，描写农民生活的创作也只有八篇。而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总是跳不出某种形式。这样的恋爱小说实在比旧日“某生某女”体小说高得不多。而描写劳动者的生活，显然和劳动者的实际生活不符，不但口吻不像，连举动身份都不称。1922年4月，茅盾再次把当时的创作按照题材和描写方法分类，觉得出品虽多，变化太少。认为描写男女恋爱的短篇小说，描写社会上贫富阶级不平等而寓有人道主义的小说，写来写去大致相同。[51]茅盾提出了亟待在小说中表现的一些重大问题，“青年的烦闷，烦闷后的趋向，趋向的先兆……都是现在重大的问题，应该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52]
茅盾还极重视作品的真实性，他给鲁迅的小说以高度的评价，认为鲁迅的几篇作品才是“真气扑鼻”[53]。而当时小说“把农民生活的全体做创作的背景，把他们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出来，如鲁迅去年发表的《风波》，在这三个月里是寻不出了”。[54]鲁迅的《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茅盾就敏锐地指出阿Q这一形象的真实性与典型性。“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55]茅盾肯定《呐喊》，因为《呐喊》中的大部分小说都是“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56]。
茅盾还特别重视小说的社会效果，要求小说具有教育读者和指导人生的作用，“把光明和路指导给烦闷者，使新信仰与新理想重新在他们心中震荡起来”。他肯定许地山的小说《缀网劳蛛》“很含着奋斗不懈的精神”，并大声呼吁：“现代的青年呵！如果你对于人生有悲观，对于将来有绝望么？这一篇《缀网劳蛛》就是对于你的消沉颓唐的血清注射！”[57]茅盾在《春季创作坛漫评》称道吴明的《勤工俭学生的一席话》“最好的是篇中所含有对于未来的希望”。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则盛赞鲁迅《故乡》的结尾，“作者对于将来却不曾绝望”，有着企盼“新生活”的理想。
茅盾的小说批评具有一种整体感和鸟瞰文坛的宏大气势。当时批评文章多是评论单篇作品，茅盾却善于将一个阶段小说创作情况进行排比梳理，捕捉创作中的突出倾向，发现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小说发展的方向。这不仅促进了当时的小说创作，而且推动了现代小说研究。
创造社批评家也相当重视小说批评，尤其是成仿吾写了不少小说批评的文章，如《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沉沦〉的评论》《〈残春〉的评论》《〈命命鸟〉的批评》《〈一叶〉的评论》《〈呐喊〉的评论》。创造社的小说批评，可以成仿吾为代表。他的小说批评基本上是对单篇作品的评论，而非宏观扫描式的整体批评，但依然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小说创作的大致倾向和对小说创作的全局性意见。
与茅盾相比，成仿吾对当时的小说创作评价不高，对创作的前途更为悲观。他曾经表示“轻易不看现在的新小说”，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58]与《新青年》批评家提倡短篇小说不同，成仿吾看重的是长篇小说。他说：“在我们现在这种缺乏创作力——尤其是缺少长篇的创作的文学界，除了资平的《冲积期化石》、王统照君的《一叶》要算是长篇大作了。没有长篇小说，固然不能便证明我们的创作力薄弱，而且时代的要求，也不在一口气看不完的长篇小说，而在看完了犹有低徊赏玩之余间的短篇；然而现在那些新闻杂志上的一两页或仅几行的短篇小说，大多数实在叫人看了之后，要不呕吐也不得了。”[59]
成仿吾也不看重“问题小说”，他重视的是小说能不能“自我表现”，而不是小说“再现”了多少社会现实，反映了多少社会问题。比如他把鲁迅的《呐喊》劈成两半，认为前期的作品都是“再现的记述”，给予了贬低性的评价；又主观地认定后期的作品体现了鲁迅“表现自我的努力”，“不甘拘守着写实的门户，他要进入纯艺术的宫殿”。又如，郭沫若的小说《残春》发表后，有人对这篇小说提出批评，认为“不知道全篇的climax在什么地方”成仿吾则认为，文艺的内容“纵不能说不应当有一个单独的climax，总可以说最好是没有这种东西，文艺的情绪，也可以没有最高点”。他说：“讲到技术上来，《残春》更是没有缺陷的作品，我们只看他用不到一千字，便创造了一个活泼泼的S。除此之外，贺君的跳水与作者的音容，都是很活泼泼的。”[60]在这里，成仿吾展现了一种新的小说观念和小说批评思路。
但当时，很少有小说符合成仿吾的期待与想象。所以，他的小说批评主要以挑剔和批判为主调。与茅盾喜欢宏观扫描不同，成仿吾喜欢“单打独斗”，哪部小说有名，就向哪部小说开火。比如，成仿吾看到《呐喊》出版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他就唱反调，向《呐喊》挑战。冰心的《超人》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成仿吾就挑《超人》的毛病，认为“一个作品的戏剧的效能，不能靠抽象的记述，动作action是顶要紧的，最好是把抽象的记述投映project在动作里。我们的旧小说多被动作（实事）胀坏了，然而被抽象的记述胀坏，也是过犹不及。这许是冰心偏重想象而不重观察的结果”。[61]许地山的《命命鸟》发表后得到好评，成仿吾又向《命命鸟》叫板。成仿吾从小说的第一段“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脸上，照得她的身体全然变成黄金的颜色”，批评许地山的观察“未免太不准确了”，因为“早晨很微弱的阳光，并且只照在脸上，就能照得全身全然变成黄色——这种现象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62]成仿吾并不推崇写实主义，他对小说细节描写的挑剔主要针对以写实主义为标榜的文学研究会作家，颇有揭文学研究会“强项”的真面目以暴其短的意图。不过，成仿吾对许地山写实主义的挑剔，恰好暴露了自己“少见多怪”的弱点。梁宗岱针对成仿吾的批评特地指出：“读完这么一大段，我起初也不由得怀疑许君起来。但是我再三想过，这篇是以缅甸作背景的。或者这成君所谓‘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的现象，在缅甸有可能亦未可定。适同房的同学萧道康君自外来，他是缅甸土生的。我便质诸于他，他说：‘怎么不可能？缅甸的墙壁多是黄色的，就映以最微弱的日光，也自然会变成黄金色了。况且缅甸是在热带，就是在清晨也很烈呢！’我于是恍然大悟！忽然想起古人所谓‘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言马肿背！’我们只恨许君不曾像舆地教员般，先将缅甸的风俗习惯详细解释一番！”[63]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到了1926年小说批评出现了新的动向，梁实秋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64]，尖锐批评“五四”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梁实秋认为，“五四”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倾向首先表现为“抒情倾向”：“在现今中国文学里，抒情的小说比较讲故事的小说要多多了。抒情的小说通常都是以自己为主人公，专事抒发自己的情绪，至于布局与人物描绘则均为次要。所以近来小说之用第一位代名词——我——的，几成惯例。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有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在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青年男女，谁没有一两段往事可写？再加上感情的渲染，无事不可写成小说。至于小说的体裁是宜于叙事，抑是宜于抒情，浪漫主义者是不过问的。心里觉得抑郁，便把情感发泄出来，若没有真挚的情感，临时自己暗示，制造情感亦非难事；至于写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当他未写之前，自己也未曾料到。”
梁实秋认为，“五四”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倾向还表现为“印象主义的趋势”：“小说本来的任务是叙述一个故事，但自浪漫主义得势以来，韵文和散文实际上等于结了婚，诗和小说很难分开，文学的型类完全混乱，很少人能维持小说的本务。现今中国小说，什九就没有什么故事可说，里面没有布局，也没有人物描写，只是一些零碎的感想和印象。散文往往是很美丽的，但你很难说他是小说。这一类的印象小说最常用的体裁，便是书翰体和日记体。书翰和日记是随时随事的段落的记述，既可随意抒发心里的感慨，复可不必要紧凑的结构，所以浪漫主义者把这体裁当做几乎唯一的工具。短篇小说，当然是无首无尾的片断的记载，即是现今的几部长篇小说，实际上也只是许多许多的印象串凑而成。肯在章法上用功的很少很少。历史小说是极少见，因为有历史的故事做骨子，作者要受相当的束缚，不能完全自由的东摭西拾。现今小说作者最常用的题旨是：母亲的爱，祖母的爱，三角的爱，学校生活，青春的悲哀，情场失意，疯人笔记，狂人手札，绝命书等等。”
梁实秋这篇小说批评，捕捉到了“五四”时期小说浪漫倾向这一历史现象，提出了新的创作“路线图”，这是他的贡献。但梁实秋从古典主义立场出发，对“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浪漫倾向进行了轻率的嘲笑和否定，有失公允。
概而言之，1917～1927年间的小说批评初现繁荣，并取得不小的成绩：一是提出了“短篇小说”和“问题小说”这两个指导小说创作的概念；二是发现了当时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题材问题、写实技术问题和艺术效果问题；三是初步概括了当时小说的整体风格。这些成绩为后来的小说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关于新小说的发展线索、小说的现代转型等问题，基本上还未能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