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寻御蕃良策
面对吐蕃的军事压力，唐朝君臣在研讨对策时，既考虑到全局性的战与和的问题，也考虑到如何战的问题，既考虑到战争本身的问题，也考虑到战场之外的问题，可以说有宏观决策，也有微观具体对策。吐蕃方面的战和无常，战场上的灵活方式让唐朝君臣疲于应付，颇感棘手。高宗闻审礼等惨败，召侍臣问绥御之策，中书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命将兴师，相继不绝。空劳士马，虚费粮储，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烽堠，勿令侵抄。使国用丰足，人心叶同，宽之数年，可一举而灭。”给事中刘齐贤、皇甫文亮等皆言严守之便。[8]也就是说，面对吐蕃不羞遁走的用兵作战方式，唐朝缺乏以强大军事优势解决问题的能力，严守边地成为主流的观点。
《新唐书》作者记载了唐高宗时应对吐蕃的一场对策研讨，“帝既儒仁无远略，见诸将数败，乃博咨近臣，求所以御之之术。帝曰：‘朕未始擐甲履军，往者灭高丽、百济，比岁用师，中国骚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内侵，盍为我谋？’中书舍人刘祎之等具对，须家给人足可击也。或言贼险黠不可与和，或言营田严守便。惟中书侍郎薛元超谓：‘纵敌生患，不如料兵击之。’帝顾黄门侍郎来恒曰：‘自李
亡，遂无善将。’恒即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敌，但诸将不用命，故无功。’帝殊不悟，因罢议”[9]。从这里可以看出，有前车之鉴，高宗本人对战争是消极态度，群臣的意见各种各样，有认为应该先富民再用兵，有主张必须武力解决的，有主张屯田守边的，也有抱怨缺乏良将的，结果是没有形成一致共识和决定。仪凤四年（公元679年），赞普死，子器弩悉弄立，钦陵复擅政，使大臣来告丧，帝遣使者往会葬。明年，赞婆、素和贵率兵3万攻河源，屯良非川，敬玄与战湟川，败绩。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以精骑3000夜捣其营，赞婆惧，引去。遂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乃严烽逻，开屯田，虏谋稍折。[10]
唐朝君臣曾经多次就吐蕃在西域地区的攻势与应对，以及安西4镇的弃置；唐朝与吐蕃在南诏的争夺，以及如何处置藏东川西众多部落的归附问题；吐蕃在青海、河西陇右的劫掠与骚扰问题，以及双方的会盟、划界等问题进行充分研讨。在重大战役如薛仁贵、郭待封大非川战役（公元670年）、素罗汗山战役（公元696年）等大败之后，唐朝也曾就战役本身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以及唐朝的军事制度，边政方略，用人制度等进行反思，征询谋士文臣的建议。体现出唐朝解决边事的一套制度，汇集了当时知识和精英阶层的智慧与经验。
针对解决吐蕃问题而言，所获得的对策建议也不尽相同。以公元8世纪中后期而言，魏元忠（公元？～707年）认为，当时最大的问题：一是用人不当，“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夫建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言其所能，不言所藉”。“故阴阳不和，擢士为相；蛮夷不龚，拔卒为将，即更张之义也。”二是赏罚不明。认为唐高宗过于仁慈而失去原则，大非川战败，“向使早诛薛仁贵、郭待封，则自余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11]杜佑（公元735～812年）则反对边将邀功，认为“边备未实，诚宜择良将，诫之完葺，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不必兴师，即可革其奸谋。[12]陆贽（公元754～805年）分析认为，“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之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钤，艺乏矫敏。动则中国畏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13]。也就是说，军令不统一是唐朝失败的关键因素。沈亚之（公元781～832年）则认为，吐蕃“其众蚁聚，多包山川沮陆之利，其兵材虽一不能当唐人，然其策甚远，力战不患死，所守必险，所取必地。而唐人军中，以为材不能，皆易之。……闻其始下凉时（州）城，围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窘，乃令能通唐言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无少长，即能东，吾亦谨兵，无令有伤去者。’城中争号曰：‘能解围即东。’其后取他城，尽如凉城之事”。相比之下，唐朝驻守岐山、陇山的军队，大多在砍伐树木或者从事其他非军事营生，“其余兵当守烽击柝，昼夜捕候者，则皆困于饥寒，衣食或经时不帐，顾其心怨，望幸非常，尚能当戎耶？”[14]即吐蕃的谋略高出一筹。
唐朝当时存在的问题既在军事上，也在其他方面。如大非川战役中的将帅不和。“（郭）待封尝为鄯城镇守，耻在（薛）仁贵之下，多违节度。”[15]导致唐军大非川惨败。还有大臣缺乏担当。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本来唐中宗命赵彦昭担任使者护送公主到吐蕃，赵彦昭则害怕因此失宠，很不高兴。司农卿赵履温还火上浇油地对他说：“公国之宰辅，而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还给他出主意，私下贿赂安乐公主给皇帝做工作，最后唐中宗便改派左骁卫大将军杨矩前往。[16]更有甚者，唐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请以城降，负责剑南西川军事的李德裕予以接纳，而因为党争和个人恩怨之故，牛僧孺“言新与吐蕃结盟，不宜败约”，导致归附被送还后为吐蕃所杀。[17]
唐代宗李豫（公元726～779年）时期发生了吐蕃大军攻入长安，并占领15日的事件。史书记载，原来唐代宗喜欢“祠祀，未甚重佛”，而宰相元载、杜鸿渐、王缙等则“喜饭僧徒”。在诸位大臣的影响下，代宗开始信佛而且奉之过当。“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苟幸其退，则横加锡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封国公，通籍禁中，势移公卿，争权擅威，日相凌夺。”代宗认为，国家的平安长久都是由业报所致，虽然有小的灾难没有关系。因此，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他们的儿子遭遇灾祸；仆固怀恩背叛唐朝而身亡；吐蕃攻入长安，不用攻击就自动撤退。这些被认为都是非人事所能左右的明证。“帝信之愈甚”[18]。吐蕃占据长安固然与“安史之乱”爆发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唐代宗过度佞佛，靡费资财，荒于政务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