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长庆会盟

（一）长庆会盟的背景

唐蕃长庆会盟同样是在长期的战争之后出现的，在激烈的战争中，双方人员伤亡十分惨重，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厌战情绪不断显露出来，渴望和平成为唐朝和吐蕃两地人民共同的愿望。从唐朝和吐蕃双方事实上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来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朝由盛转衰，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连续出现反叛朝廷的暴力活动，加剧了唐朝的危机，社会经济日趋走上崩溃的边缘。而随着唐朝的衰落，以掠夺唐朝物质财富，或者通过与唐朝贸易来强化自身经济实力的吐蕃，也就失去了一个赖以发展的重要条件。

唐玄宗时期的中兴之势，很快就被“安史之乱”的渔阳鼙鼓所淹没，在这次武装动乱的剧烈冲击之下，唐朝内部的诸多矛盾纷纷显露出来，民不聊生，军阀叛乱，逐渐动摇了唐王朝赖以强大的基础。尽管在与吐蕃的争夺中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消极被动的防御局面。与此同时，吐蕃王朝也踏上了衰落的途程，最根本的原因也与长期的对唐战争和内部矛盾有关。绝大多数百姓举部参与了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战争，使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频繁的战争征发，也加重了农牧民的负担。吐蕃赞普和贵族之间的矛盾、佛教和苯教之间的矛盾，以及贵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吐蕃对唐朝的掠夺，随着其自身力量减弱和唐朝经济的衰退而变得艰难。于是，两个同样走向衰落的王朝，在内外形势的制约下，再次共同选择了妥协的措施。唐朝和吐蕃之间最后一次也是最有实际效益的一次会盟就产生了。

（二）长安盟誓和拉萨盟誓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六月，吐蕃因为唐朝改变对待回鹘的态度，并与回鹘和亲，遂派兵入犯唐境，被唐将击退。面对唐朝和回鹘结盟，吐蕃也十分担忧。九月，吐蕃遣使者至长安请盟，穆宗许可。朝廷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为西蕃会盟使，以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刘师老为副使，尚舍奉御兼监察御史李武、京兆府奉先县丞兼监察御史李公度为判官。十月十日，与吐蕃会盟使论讷罗盟于京师西郊。唐朝方面参加会盟的还有宰相崔植、杜元颖、王播及尚书右仆射、御史中丞、六曹尚书、中执法、太常、司农卿、京兆尹、右金吾大将军等，足见声势浩大。嗣后在长安西郊立碑以记其事。

在长安盟誓活动结束后，唐朝会盟使刘元鼎等与吐蕃论讷罗共同前往吐蕃拉萨举行会盟仪式。朝廷提醒刘元鼎到吐蕃后，也要求吐蕃宰相以下官员都在盟文后各自署上名字。刘元鼎经过长途跋涉，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四月二十四日到达拉萨，五月六日完成会盟活动。双方同样在吐蕃首府拉萨树立会盟碑，以记其事。^[10]这块石碑至今犹在，真实地记录了这次会盟的详细情况，实为研究这段历史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三）长庆会盟碑文分析及会盟的意义

唐蕃长庆会盟是唐朝和吐蕃之间的最后一次会盟，和清水会盟有所区别的是：长庆会盟的主要内容不是划分界限，而是相约世代和好。

碑文的第一部分对立碑的宗旨做了明确的交代：“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圣神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文节目题之于碑也。”接着，对唐德宗与赤祖德赞舅甥二主“睿哲鸿被，晓今永之屯，享矜愍之情，恩覆无内外，商议叶同，务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喜，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为此大好矣”。说明立碑是为了继续前好，永葆和平。

第二部分是和约的核心部分，它强调唐朝、吐蕃双方要“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或有猜阻，捉生问事讫，给以衣粮放归。今社稷如一，为此大和，然舅甥相好之义，善谊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往一来，悉遵曩昔旧路，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已东，大唐祗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须合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于万代，称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合其大业耳”。即约定互不侵扰，互不猜疑，各于本界招待对方来使，让边界变为安宁的土地。

最后一部分是誓言，双方约定：“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日月星辰，请为知证如此盟约，各自契陈刑牲为盟，设此大约。倘不依此誓，蕃汉君臣任何一方先为祸也，仍须雠报及为阴谋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汉君臣并稽告立誓，周细为文，二君之验证以官印，登坛之臣，亲署姓名，如斯誓文藏于玉府焉。”在这里，除了按照宗教仪式乞求神灵做证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双方君臣共同签署印信，作为信物凭证。同时，我们也看到，吐蕃和唐朝盟誓的方式既采用佛教仪轨，也沿袭苯教仪轨。这一点和清水会盟只杀牲盟誓略有分别。

藏文盟文和汉文盟文主要内容基本相同，但是也有一些差别。藏文盟文显然是由吐蕃方面提供的，其中大肆宣扬了吐蕃赞普的伟业和吐蕃王朝的显赫。宣称，吐蕃赤祖德赞普时“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可争胜于疆埸，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差遣也”。同时也赞美唐朝地域广阔，不同于蛮陌诸国，“教善德深，典籍丰闳，足以与吐蕃相颉颃”。接着历述唐贞观年间和景龙年间与吐蕃两次联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出嫁，双方舅甥恩情之重。“中间彼此边将开衅，弃却姻好，代以兵争，虽已如此，但值国内政情孔急之时，仍发援军相助（讨贼），彼此虽有怨隙，问聘之礼，从未间断，且有延续也。”父王赤德松赞“深沉谋广，教兴政举”。“与唐主圣神文武皇帝结大和盟约，旧恨消泯，更续新好。此后，赞普甥一代，唐主舅又传三叶。嫌怨碍难未生，欢好诚忱不绝，亲爱使者，通传书翰，珍宝美货，馈遗频频，然未结大和盟约也。”今赞普赤祖德赞，为杜绝双方兵戎相见，和唐朝结为永好，“乃与唐主文武孝德皇帝舅甥和叶社稷如一统，情谊绵长，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约于唐之京师西隅兴唐寺前”。对双方联姻和会盟的情形做了更加详尽的叙述，可以补充汉文盟文的不足。

对于此次会盟立碑的时间、地点、主持仪式的官员等情况，藏文盟文同样做了比汉文盟文更详细的交代。藏文盟文说明初盟于唐朝京师长安西郊兴唐寺之外，还记明，其“时大蕃彝泰（skyid stag）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辛丑）冬十月十日，双方登坛，唐廷主盟；又盟于吐蕃逻些东哲堆园（shar phyogs sbra stod tshal），时大蕃彝泰八年，大唐长庆二年，即阳水虎年（壬寅）夏五月六日也。双方登坛，吐蕃主盟；其立石镌碑于此，为大蕃彝泰九年，大唐长庆三年，即阴水兔年（癸卯）春二月十四日事也。树碑之日，观察使为唐之御史中丞杜载与赞善大夫高□□等参与告成之礼。同一盟文之碑亦树于唐之京师云”^[11]。如此详细的记述，在吐蕃时期的藏文史书中，几乎是很难看到的，它对于研究本次会盟的相关史事极为重要。

汉文盟文也有藏文盟文中所缺少的部分，这就是对双方约定的内容做了更明确的交代。藏汉文碑文相互补充，是研究本次会盟活动十分重要的途径。

通过这款碑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经过长期友好交往和战场争锋之后，唐朝和吐蕃都意识到安定和友好相处的珍贵，双方决心化干戈为玉帛，要重续唐初以来结下的舅甥之好，使两地百姓普皆安宁，使社稷如一的局面长期保持下去。这才是这次会盟及该碑文最实质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