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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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唐朝与吐蕃在青海与河陇的争夺

(一)青海地区的再争夺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吐蕃遣大臣论吐弥来请和,并求与吐谷浑修好,高宗不予理会。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吐蕃发兵进攻唐朝鄯(今青海西宁)、廓(青海乐都)、河(甘肃临夏)、芳(今甘肃迭部东南)4州,杀掠官员和马牛数以万计。高宗下诏以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率工部尚书刘审礼等12总管;以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鸿胪卿萧嗣业等军讨之。最终两位宗王都没有成行。而节节胜利的吐蕃,更添嚣张气焰。接着出兵进攻叠州(甘肃迭部),占领密恭、丹岭二县,又攻扶州,打败扶州守将。朝廷再选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但是依然无所建树。[14]

此时,吐蕃又与西突厥连兵进攻安西,高宗下诏命令天下猛士从军出征吐蕃,并命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西河镇抚大使、鄯州都督,代替刘仁轨的职权。事实上,两位将领之间存在矛盾。根据史书记载,在刘仁轨镇守洮河时,每次上奏,多为李敬玄所阻抑,遂产生怨恨。刘仁轨知道李敬玄并非将帅之才,为了让其现丑,就奏称朝廷“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于是才有上述任命。仪凤三年(公元678年)九月,李敬玄率刘审礼等18万人,击吐蕃军于青海湖畔,朝廷军大败。当时,刘审礼领先锋军深入,为吐蕃军所击,而李敬玄按兵不救,使刘审礼没于阵,后来在吐蕃病死。李敬玄收兵,屯扎在承风岭,困阻于山沟不敢动,而吐蕃军则据守高岗,李敬玄逃跑无路。在此危难时刻,副将左领军员外郎黑齿常之趁夜黑率领敢死队500人冲进敌营,使吐蕃军顿时大乱,自相践踏,死者300余人,吐蕃大首领拔地设抛弃部下,自己逃跑。这样,才使李敬玄得以带领其部众退还鄯州,派郎将卫山使用驿传,向皇帝奏报全军覆灭的状况。唐高宗十分恼怒,没有会见使者。[15]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八月,中书令检校鄯州都督李敬玄在打了败仗后,多次称病求还,高宗同意。但是回来后在中书省继续履行职责。高宗发现他没有病,大怒,贬其为衡州刺史。[16]边将的内部矛盾和贪生怕死,使唐朝和吐蕃的战场较量在战争未开始就没有胜算。

(二)守边策略

初唐以来,朝廷一直把兵力用在对高丽和百济的征讨上,对于吐蕃则主要采取和亲策略,以求相安无事。但是吐蕃却频繁侵扰,而唐朝多次出兵回击均以失败告终,找不到好的对策,使唐高宗十分忧心。仪凤三年(公元678年)九月召集侍臣,高宗让大家畅所欲言,出谋献策。当时与会的有给事中刘景先、皇甫文亮、杨思征,中书舍人郭正一、刘祎之和黄门侍郎来恒等。会商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首先,不能和吐蕃和好。其次,唐朝很难通过武力在军事上形成压倒优势,彻底解除吐蕃军事骚扰之患。再次,唐朝只能采取守卫边地,抚养士卒,营田积粮的方针。应该说,这样的决策也是出于无奈,显然并非上策。最后,高宗对朝廷缺乏良将可用发出感慨。[17]

当时有一个人提出了真知灼见,他就是太学生、宋城的魏真宰(元忠)。他针对当时唐朝对吐蕃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这样几点建议:第一,要杜绝浮夸之风气,解决武士只识弓马,不知权略;文人只会作文,而不懂经纶的问题。第二,解决用人问题。现在朝廷用人一般都取将门子弟,或者曾为朝廷事而壮烈牺牲者的家人,他们可能忠心耿耿,但是未必是干略之才,赢得战争胜利。天下不乏卓越人士,重在不拘一格,选贤与能。第三,要明赏罚,所谓“礼崇则谋士竭其能,赏厚则义士轻其死,刑正则君子勖其心,罚重则小人惩其过”。如果以大非川战败之过,“早诛薛仁贵、郭待封,则自余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第四,吐蕃军队勇敢,前队死尽,后对方进,而且衣甲坚厚,人马众多。兵法许敌能斗,当以智算取之。必须尽力杀敌,重振军威,方可使敌胆寒。第五,要赢得对吐蕃的军事胜利,必须解决粮食和马匹的后勤保障问题。他认为,不用太府之钱,太仓之粟,就可以办得20万众两年资粮和50万匹马,以供出兵吐蕃之用。国家已经和平发展了50余年,计算现在的户口,其数倍少于隋朝,而资材则倍多于隋朝。可以征天下税,上自王公,下至百姓,以供军用。又开天下百姓乘马之禁,马多则可解决军马之需。这一番建言,也得到了唐高宗的赞赏,他把这份建议书交给秘书省正字,命中书省作为参考。[18]魏元忠所论也许切中时弊,但是要解决长期积累的问题,振作士气,并非易事。接下来的对蕃用兵大失败,令唐朝的军事形势如雪上加霜。

(三)良非川之战和素罗汗山之役

在吐蕃灵活机动的军事进攻面前,唐朝显得力不从心,依然要重复战败的命运。但是,也有少数将领出奇制胜,能够给吐蕃军队以有力打击者,黑齿长之、娄师德等即属此例。调露二年(公元680年)七月,吐蕃大将赞婆(btsan pa)及归降吐蕃的吐谷浑大臣素和贵等率众3万进寇河源,屯兵于良非川(即古赤水,今青海共和西南恰卜恰河)。藏文史书《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也记载,这一年,论钦陵召集各翼军旅,清查库氏(khu)和若桑王(ra sang rje)之财产。大约是为出兵青海做必要的物资上的准备。接着,大论赞聂(btsan snya)于札之穆尔格(sprags gyi mur gas)开会议事。[19]都与这次出兵青海有关。战争初期,唐朝河西镇抚大使李敬玄统领部众与吐蕃军战于湟川,唐朝军队大败。接着,作为河源军副使的黑齿常之,率领精骑3000,在深夜偷袭吐蕃军营帐,斩首级3000余,获得羊马数万头,吐蕃的主帅赞婆单骑逃跑。唐朝军在良非川之战中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由于战功,黑齿常之被任命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并获得400匹丝绸的赏赐。在战争中惨败的李敬玄则受命镇守鄯州。黑齿常之命令属部远置烽燧,开屯田5000余顷,做到战守有备,稍微舒缓了吐蕃对青海地区的压力。另一位有所作为的将领是娄师德。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吐蕃入寇河源军,当时担任河源军使的娄师德率兵出击,在白水涧与吐蕃战,八战八捷。被高宗授以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20]

唐朝和吐蕃在青海地区发生的另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事是素罗汗山之战。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三月,唐朝肃边道大总管王孝杰及副总管御史大夫、知政事娄师德和吐蕃首领论钦陵、赞婆兄弟战于素罗汗山(今甘肃临洮界),唐朝军以失败而告终。王孝杰被免职,娄师德被贬为原州员外司马,后来担任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陇右诸军大使,专门掌管怀抚吐蕃归降者事宜。

关于这次激烈的战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也有记载,不过该书系其年代于羊年,也就是公元695年。“大论钦陵赴吐谷浑,于达拉甲都尔(stag la rgya dur,虎山汉人坟,即素罗汗山)与唐将王尚书(孝杰)作战,杀死很多唐人。”更为珍贵的是,在该文书中的P.T.1287号中,还保留下论钦陵和王孝杰之间的战场往来对答。大意是互相贬低对方,包括对方的君主。最后谈到唐朝军队被打败,很多士兵魂断沙场,从而出现了所谓的“虎山唐人坟”和“黄河唐人坟”等。[21]吐蕃得以控制广大地区,并在这里设立五部防守论,上部和南边的许多小邦国都被纳入吐蕃统治之下。可以说,这次战役,唐朝再次遭受惨重损失。唐朝西部边疆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将军们的指挥作战能力,受到巨大的挑战。

这个时候的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嶲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22]。也可以说,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吐蕃通过成功的军事扩张,把它的辖区扩大到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亚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