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海、河陇边衅（公元635～733年）
一 唐蕃争夺吐谷浑
（一）吐谷浑降唐
吐谷浑原来是从辽东鲜卑慕容部分离出来的一支，最初西迁到内蒙古阴山。西晋永嘉末年（公元313年）南下，经过陇山，来到今甘肃临夏西北部地区。不久又向南向西发展，占据了今甘南、川西北和青海等地，统治原居此地的氐、羌等各族。叶延时期（公元329～351年），建立政权，并以其祖父吐谷浑为国号和部族名。最强盛时，东起甘南、川西北，西抵今新疆和田、若羌、且末；南至青海南部，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东北通秦岭。[1]后期以青海湖西的伏俟城为首府。隋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吐谷浑为隋炀帝所灭，隋朝在今青海吐谷浑故地设立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实施直接行政管辖。隋朝末年中原动乱，吐谷浑又逐渐出现恢复迹象，并控制中西交通要道，不断寇扰唐朝边境地区。
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十二月开始，唐朝在结束了对内地广大地区的统一战争后，对吐谷浑大规模用兵。八年十一月，吐谷浑入略唐朝辖下的凉州，并扣留驿传官员赵德楷，唐朝前后遣使10余次，仍不放还，太宗大怒，十二月下令出兵，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大总管，任城郡王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胶东郡公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甄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西击吐谷浑。[2]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元月，在吐谷浑煽动下，原归唐朝的党项部落叛归吐谷浑；三月，洮州羌部杀刺史孔长秀，归附吐谷浑。李靖在鄯州召集诸将商讨出兵之策，并采纳侯君集的建议，唐朝大军兵分南北两路夹击吐谷浑：北路由李靖亲自率领，李大亮、薛万均、薛万彻、契苾何力等随之出征。南路由侯君集、道宗等率领。北路军由库山（今青海日月山一带）出曼头山，逾赤水（恰卜恰河），历河源、且末，穷其西境。南路军出库山，过罗真谷（大非川东）、汉哭山（在乌海，即喀拉海之东），转战星宿川（星宿海），至柏海（鄂陵湖、札陵湖）。大败吐谷浑。唐朝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不久被杀，吐谷浑内部出现动乱。十二月，太宗命侯君集再次出兵吐谷浑平定叛乱。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3]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三月，吐谷浑主燕王诺曷钵请颁唐历，奉唐年号，并遣子弟入侍。唐朝正式册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吐谷浑可汗，为唐守边。十二月，诺曷钵亲自到长安觐见太宗皇帝，并请婚，朝廷许之。十一年（公元637年）十一月，吐谷浑献牛羊1.3万头。十二年（公元638年）十二月，诺曷钵再次亲往长安迎娶公主，宗室女弘化公主出嫁。十三年（公元639年）二月，唐太宗遣左骁卫将军、淮阳王道明送公主至吐谷浑[4]，双方的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二）吐蕃初犯吐谷浑
唐朝对吐谷浑用兵时期，也正好是吐蕃王朝建立，松赞干布不断向外扩张时期，在地理上位于唐蕃之间的吐谷浑、白兰羌等部，就首先成为争夺的目标。吐谷浑归附唐朝自然不是吐蕃希望看到的局面，他们势必要以各种理由改变这种现状，清除阻碍其向东北部扩展的这几股政治势力。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松赞干布遣使者向唐朝朝贡，唐太宗遣行人冯德遐前往吐蕃回访，松赞干布见到唐朝使者很高兴。听说突厥、吐谷浑都与唐朝结亲，娶公主为妻，便遣使随冯德遐入朝，多赍金银财宝，奉表求婚，唐太宗没有答应吐蕃的要求。吐蕃使者回去禀告赞普松赞干布，声言唐朝开始厚待他们，并许嫁公主。当时正值吐谷浑使者入朝，有相离间，唐朝因此对吐蕃使者怠慢，而且撕毁前议，不嫁公主给赞普。
究竟是吐蕃使者的一种搪塞之词或嫁祸于人的个人作为呢？还是事实确实如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从两《唐书·吐蕃传》记载来看，似乎是吐蕃使者的搪塞之词和对吐谷浑的诬陷。《旧唐书》说得委婉点，谓：吐蕃求亲，太宗未之许。“使者既返，言于弄赞曰”云云。《新唐书·吐蕃传》则十分直接地称：“使者还，妄语曰：……”云云。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首先，唐朝对吐蕃的了解还不十分深入，当然不会在吐蕃使者第二次前来，第一次求婚时许嫁公主。其次，当时吐蕃窥视吐谷浑之心应该昭然若揭，唐朝对其支持吐谷浑内部反对势力，参与吐谷浑君臣之间的权力争夺应该也有耳闻。所以，太宗拒绝其请婚也在情理之中，是不必听由吐谷浑使者劝言，才出现由许婚到反悔如此之大的变化。至于吐谷浑是否会在其中起某种作用，我们认为也有可能，吐谷浑主更明晰吐蕃扩展的用心，但是他们的离间肯定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不管缘由如何，松赞干布都以此为借口，把武力征服的矛头指向了吐谷浑。《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弄赞（松赞干布）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5]事实上，吐蕃占有吐谷浑之心已非一日，因为它是吐蕃东北向扩张所必须越过的第一个障碍。
在击败吐谷浑后，吐蕃趁机进攻与吐谷浑临界的党项和白兰。党项和白兰都是古代羌部，党项主要活动在西平（今西宁）、赤水（青海共和）、大积石山、临洮（甘肃岷县）、宕昌（甘肃宕昌）、邓州（四川南坪）和松州（今四川松潘）等地区。唐朝初年，招抚党项各部，党项内附，唐朝拜其拓跋部首领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并赐姓李氏。白兰是汉代白狼羌、卑湳和先零后裔。其活动地域比较广泛，一般认为从今青海果洛、玉树到四川阿坝的汶川，都有白兰部落活动，其中西部主要集中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特别是都兰、巴隆一带地区。东部则主要集中在理县和汶川等地。《新唐书·党项传》记载：“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使者入朝。明年（公元624年），以其地为维（治四川汶川西北）、恭（治四川理县西北）二州。”也是唐朝编户齐民。吐蕃攻破党项和白兰后，20万大军就来到松州西境，对唐朝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三）唐朝对吐蕃和吐谷浑的政策
吐蕃在松州进攻唐朝守军，先胜后败。在求亲成功，唐蕃联姻后，吐蕃也撤出驻扎在吐谷浑的军队，双方关系重归于好。藏文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前往吐蕃途中，经过吐谷浑，在那里受到了“诺曷钵、母后和大尚论”等人的欢迎，文成公主还在该地居留，并建造宫殿。[6]
但是，吐蕃的军事介入，使吐谷浑的发展出现新的变数。最为突出的是，在以吐谷浑可汗为代表的亲唐朝势力之外，也出现了以丞相宣王为首的亲吐蕃势力。根据两《唐书·吐谷浑传》记载，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势力业已坐大的宣王，开始专擅国政，甚至暗中征兵，企图以祭山神为名，准备袭击弘化公主，挟持诺曷钵投奔吐蕃。获知宣王阴谋，诺曷钵大惊失色，立即率轻骑随弘化公主逃往鄯州城（今青海西宁），他的属下威信王在这里以兵迎接护卫。意识到局势危机，鄯州刺史杜凤举和威信王联合起来，出兵击败宣王所部，果毅都尉席君买率领120人的精锐骑兵队伍，突袭吐谷浑之丞相宣王，杀其兄弟3人，有力地打击了亲吐蕃势力。获得禀报，唐太宗命吏部尚书唐俭持节前往安抚慰问。唐太宗去世后，在昭陵墓前立属国首领刻石图像，诺曷钵像也在其中。
唐高宗时期，对吐蕃和吐谷浑采取了大体上一视同仁的政策。高宗即位后，在封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的同时，也以诺曷钵尚公主，拜其为驸马都尉。随后，吐谷浑和吐蕃之间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双方都曾经派遣使者至长安，请求唐朝出兵援助，但是唐高宗均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这种坐视不管的策略无疑是错误的，它本可以让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双方军事冲突得以化解，或者消除逐渐升级的战争隐患。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吐蕃的军事实力远远大于吐谷浑的客观现实，这种看似公平的策略或者说是坐视不管的态度，事实上助长了吐蕃的气焰，使他们决意要攻占吐谷浑，消灭这支和自己做对的力量。于是，吐蕃在危及吐谷浑存在的时候，也就威胁到唐朝西部、西南部边疆地区的稳定。
（四）白兰之战及吐蕃吞并吐谷浑
既然吞并吐谷浑是既定之策，那么何时及以何种理由与方式发动进攻，只是一个时间和具体战略问题。而在解决吐谷浑之前，中间还有一个白兰部落。这个白兰应该是活动在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地区一带的白兰部落，吐谷浑是其北部邻邦。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吐蕃大相禄东赞率兵12万北攻白兰，苦战3日。吐蕃军初战失败，后来扭转局面，获得胜利，杀白兰千余人，屯军其境，大肆掠夺。白兰的军队大多为吐蕃所收编，作为吐蕃军事扩张的工具。
接着，吐蕃以不满唐朝没有帮助出兵攻打吐谷浑为由，出兵强攻吐谷浑。关于吐蕃入犯吐谷浑，藏文史书也有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T.1288号文书就记，羊年（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va zha，阿豺）。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如（stong ru），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7]《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条记，“八月，吐蕃禄东赞遣子起政将军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也”。[8]这里的“起政”应该是禄东赞的次子“钦陵”（khri vbring）。
面对吐蕃对吐谷浑的武装掠夺，唐朝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并产生了某种效果，如苏定方出征并获胜应是其证。但是，唐朝在吐蕃与吐谷浑相互争执之初期所采取的错误的不介入政策，导致吐蕃与吐谷浑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以及吐蕃对吐谷浑的大肆进攻。而当吐蕃入据吐谷浑辖土后，唐朝的军事支持力度明显不够，这也许与唐朝对吐蕃的最终用心估计不足有关。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来看，吐蕃大论禄东赞从唐高宗显庆四年到乾封元年（公元659～666年）每年都前往吐谷浑督战，于此可见其对吐谷浑志在必得的决心。[9]其中在龙朔二年（公元662年）还在象雄征收赋税以为进攻吐谷浑之战争准备。由于吐蕃在吐谷浑的用心经营，使吐谷浑内部的亲吐蕃势力也逐渐强大起来。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谷浑内部亲吐蕃的大臣素和贵逃奔吐蕃，尽言吐谷浑内部虚实。胸有成竹的吐蕃大论禄东赞率大军进攻吐谷浑。吐蕃军队自然很顺利地推进到吐谷浑境内，并在黄河边上击溃了吐谷浑的主力部队。诺曷钵无力应对，只好走为上策，与唐朝弘化公主一起随带数千骑投奔凉州（今甘肃武威）。此时，唐高宗皇帝回过神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不得不改变策略。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高宗立即诏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独孤卿云等屯守凉州、鄯州，左武候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为诸军节度，“以定其乱”。但是，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郑仁泰病卒军中。而唐高宗依然怀抱着侥幸心理，出兵的目的也只是试图抑制一下吐蕃的霸气，使其归还吐谷浑故土，双方重归于好，这自然是唐朝高层决策者的一厢情愿。苏定方遵照唐高宗的旨意，采取了“平两国怨”“以安集吐谷浑”的消极退缩方针，注定要导致在处理吐谷浑问题上的全面失败。就这样，自西晋永嘉之乱在群羌之中建立政权、立国350年的吐谷浑被吐蕃灭亡了。
占领了吐谷浑后，大论禄东赞亲自驻兵青海之地，并在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派遣使者论仲琮入朝，一方面论列吐谷浑的“罪状”，另一方面又提出和吐谷浑和好，并求赤水之地牧马。其目的自然是希望唐朝承认吐蕃占领吐谷浑的事实，遭到唐朝的拒绝。唐高宗遣使者左卫郎将刘文祥前往吐蕃，斥责其吞并吐谷浑的行径。
吐谷浑灭亡后，唐朝的广阔土地直接暴露在吐蕃面前，吐蕃的北向军事扩展活动，对唐朝在西域、河西和陇右地区的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唐朝与西方保持经济联系的经济大动脉——丝绸之路的畅通。因此，使唐朝在西部地区的经营面临重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