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唐蕃联姻的几点分析

唐朝和吐蕃两度联姻，建立了特殊的舅甥亲缘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如何看待呢？我们试分析如下。

（一）唐蕃联姻与汉代和亲之异同分析

中国历史上内地封建统治者和边疆民族政权之间通过政治联姻或者“和亲”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并不是唐朝才开始有的，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就采纳朝臣刘敬的建议，对当时北方地区强大的匈奴政权采取“和亲政策”。尽管后世史家对这一政策的评价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是没有人会否定它在争取安定环境，缓和汉与匈奴之间的矛盾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唐蕃联姻和汉代的和亲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其共同点是：其一，都是政治联姻，有着类似的目的和手段；其二，联姻或者和亲的对象类似，都是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其三，和亲或者联姻都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双方的关系，加强了两地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关系，起到安定边疆地区的作用。

两者也有一些不同点：第一，和亲的背景和前提存在差异，汉代和亲是在匈奴不断对汉朝施加压力，刚刚建立的汉朝难以应付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目的是求得一个安静的发展生产和稳定局势的环境；而唐蕃和亲则是在双方基本平等的条件下出现的，既不存在唐朝对吐蕃的军事压力，也不存在吐蕃对唐朝的胁迫。尽管曾经发生过松州之役。第二，和亲的主动提出者一方不同，汉代的和亲是中原王朝政权汉王朝主动提出来的，而且是消极性的和防御性的策略。而唐蕃联姻则是由吐蕃一方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和唐朝的关系，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并为自身发展获得更大机遇。第三，和亲双方的关系状况和地位不同，汉代和匈奴和亲是有附加条件的，汉朝必须向匈奴交纳一定的“贡赋”，因此双方的关系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在后来强大时，汉武帝要用兵匈奴，除了解除匈奴南下之患之外，也有为先祖报仇雪恨的用意。唐朝和吐蕃双方不存在这种情况，尽管吐蕃有求于唐朝者甚多，但是却并不是依附于唐朝，或者向唐朝纳贡称臣，当然唐朝也不对吐蕃有任何依附关系。唐朝与吐蕃的和亲更能体现友好相处，增进联系的精神。

（二）吐蕃主动联姻的动因

从唐朝和吐蕃联姻的事实来看，吐蕃总是主动、积极的一方，文成公主出嫁是在吐蕃反复求亲之后实现的。文成公主去世后，吐蕃一直派遣使者向唐朝求亲，再续姻缘，即使是在战争和敌对状态下也复如是。相比之下，唐朝则较为消极。吐蕃为什么会对联姻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其动因又如何呢？我们不妨作几点分析。第一，从政治上来看，吐蕃王朝新建立，而以军事征服为手段建立起来的吐蕃王朝，事实上是一个松散的各个部落邦国的大联盟，内部存在着很大的离心力量，都对赞普王权构成威胁。作为一个卓越的领袖，松赞干布自然知道如何利用和加强同外部的联系，特别是和强大的唐王朝之间的关系，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实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和皇室联姻则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通过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赢得外部认可，无疑是一个一举多得的策略。第二，从经济上来说，吐蕃的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比较单一的游牧经济，具有脆弱性，为了增强经济实力，稳定新的王朝的根基，就必须和作为创造了伟大的农业文明成就的中原地区发生联系，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互补，以增强其经济实力，最终达到维护王朝稳定与发展的目的。第三，新建立的吐蕃王朝在文化上所处的弱势地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这和政治上的迅猛发展不相适应，同时也与维护统治的需要存在差距。松赞干布时，借鉴印度梵文字母体系创制了藏文，但是它的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依然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要在文化上取得巨大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吸收周边地区的文明成果，而作为当时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唐朝首都长安及唐朝灿烂的文化，则是吐蕃最为向往和值得借鉴的文明成就，吐蕃对唐朝制度文明的大量吸收，即是充分证明。第四，与唐朝通过联姻建立起亲缘关系，可以使吐蕃直接参与由唐朝构建的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圈中，从而对吐蕃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等施加积极影响，使之走上新的发展道路。政治上加强赞普王权，经济上参与繁荣的丝绸之路国际贸易获得实惠，文化上与周边先进文明交相辉映，以期实现社会的全面繁荣。

对于唐朝来说，和吐蕃联姻最初主要是满足吐蕃统治者的强烈要求，并实现西部、西南部边疆地区的稳定，同时也包含着用唐朝文明化导吐蕃，规范双方关系的作用。唐朝也希望崇尚武力的吐蕃人，能够逐渐接受唐朝儒家文化的影响，放弃军事扩张的方针。

（三）甥舅关系分析与定位

唐朝和吐蕃联姻后，在唐朝和吐蕃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这个就是“甥舅关系”。这种关系原本是中国传统的、通过血缘联系的人们之间的亲戚关系的延伸，对于中原统治者来说，这是长期以来在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政策，即和亲政策。它的主旨就是希望通过血缘关系建立一种或疏或密的政治隶属关系。

在初期，吐蕃出于获得利益的需要默认了这种关系，也就是承认了唐朝对吐蕃的经济、文化，从而也是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吐蕃不断地派遣使者到唐朝首都长安，请求科技人员和技术、经典文献等，也派贵族子弟前往长安国子学学习先进知识与文化。但是，随着吐蕃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军事上不断走向强盛，他们开始不满这种现状，并提出了改变关系状态的要求。

唐玄宗开元年间，“吐蕃自恃兵强，每通表疏，求敌国礼，言词悖慢”。玄宗也无可奈何。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唐朝使者常鲁与崔汉衡前往吐蕃，至列馆，赞普令止之，先命取国信敕，既而谓汉衡曰：“来敕云：‘所贡献物，并领讫；今赐外甥少信物，至领取。’我大蕃与唐舅甥国耳，何得以臣礼见处？……”乃邀崔汉衡遣使奏定。常鲁返回长安奏于皇帝，朝廷为改敕书，“以‘贡献’为‘进’，以‘赐’为‘寄’，以‘领取’为‘领之’”，并且告诉吐蕃赞普，导致这一误会的原因是前任宰相杨炎没有遵循过去的惯例。^[28]

这其实是唐朝承认吐蕃已经强大起来的这一客观现实的产物。经过长期的征战，唐朝认识到原先的一些观念需要调整，吐蕃不是唐朝的属国，双方的关系不是宗藩关系，而是甥舅关系。这种甥舅关系的内容显然前后有变化，在早期吐蕃一直以“子婿”自称，其内涵吐蕃赞普清楚，唐朝自然也十分明白。也就是说，事实上存在着政治上的不平等，唐朝具有优势地位。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都存在着中原政权和边疆地区民族政权分治的情况，他们相互争雄，强者为主。因此，总是会出现势力消长的情况。当吐蕃强大，而唐朝极盛而衰时，吐蕃自然会提出调整双方关系的问题。此后唐蕃的关系无疑是相互对等的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

（四）唐蕃联姻对双方关系的影响

应该说，唐蕃联姻对双方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第一，吐蕃和唐朝联姻，加强了西南边疆地区和内地之间的联系，为消除民族和地区间的壁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联姻增进了青藏高原地区和内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与进步，也逐渐改变了西南边疆地区的政治格局。第三，联姻为双方的文化交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繁荣的唐文化源源不断地进入青藏高原地区，为吐蕃文化在短短的二百年间产生质的飞跃给予了巨大的助力。吐蕃一方面邀请唐朝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另一方面又派贵族子弟至长安入国子学学习技术与文化。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后，唐中宗下诏：谓“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29]为吐蕃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第四，随着唐蕃联姻，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逐渐增加，为吐蕃与唐朝之间文化心理认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后来吐蕃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的行政管辖之下做了必要的准备。第五，唐蕃联姻在增进了解、促进吐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吐蕃上层贵族统治者掠夺唐朝财富、攻占唐朝领土的欲望，吐蕃不断对唐朝发动旨在掠夺财富的战争，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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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恰白·次旦平措：《聂尺赞普本人是蕃人——悉补野世系起源考略》，敏学译，《西藏研究》1987年第1期。

[2]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第173～175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第136～138页。

[3] 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民族出版社，1981，刘立千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第35页；陈庆英、仁庆扎西汉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46～47页。

[4] 札巴孟兰洛卓：《奈巴教法史》，王尧、陈践译，《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

[5] 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民族出版社，1981，刘立千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第37页；陈庆英、仁庆扎西汉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49页。

[6]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第161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第179页。

[7]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第162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第193页。

[8]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第165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第208～210页。

[9] 王忠：《松赞干布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2页。

[10] 杜佑：《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

[11]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第244页。

[12]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第244页；韦·赛囊：《〈韦协〉译注》，巴擦·巴桑旺堆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第2页。

[13]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本，民族出版社，1986，第185～188页。

[14]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上。

[15]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16] 韦·赛囊：《〈韦协〉译注》，巴擦·巴桑旺堆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第3页。

[17]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党项羌”。

[18]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19]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20] 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又作《西藏王统记》），民族出版社，1981，刘立千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第62～64页；陈庆英、仁庆扎西汉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81～83页。

[21]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22]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23] 《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二。

[24]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

[25]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26]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27] 《全唐文》卷一〇〇。

[28]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29] 《唐会要》卷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