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研究管见

张崇根

关于台湾史研究方面，除了正常的不同见解外，更多了一层“台独”意识的干扰。因此，开展这方面的讨论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一 台湾“历史时期”从什么年代开始？

任何国家、地区、民族的历史都可以分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两大部分。台湾历史同样如此。日据时期，连横编著《台湾通史》，起自隋代，终于台湾各族人民反“割台”斗争。20世纪70年代，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撰的《台湾史》，起自史前，终于台湾光复后的各项事业。从第二章“载籍中所见之古代台湾”看，这部《台湾史》是把战国时期作为台湾历史时期的开始。

在学术界，有些学者认为，台湾400年前才进入历史时期，即认为，从荷据时期开始，台湾才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把“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的分界点，放在公元1600年。考古学家臧振华教授说：台湾史起自有文献记载的时候，以台湾本岛而言，只能从明朝末年以后，才开始正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当被问及应从哪种文献开始算起？他答道：像荷兰文献《巴达维亚城日记》，已经有史可证了（奚松《从抢救十三行遗址到重寻历史的归属感》）。李光周教授认为：距今大约400年前后，也就是明末清初之际，汉民族的移入，平埔族的汉化，在文化的发展上即迈入了所谓的“历史时期”。但是，原住土著族，“迟至晚近”，在文化上的发展仍然属于“史前时期”（《垦丁史前住民与文化》）。他的观点代表了部分学者的见解。黄士强教授关于澎湖的“历史时期”是这样论述的：所谓历史时期遗址，是指澎湖见于史籍，并有汉人拓殖时期的遗址。具体时代在南宋时（约为公元12世纪）（《新发现的澎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宋文薰、连照美把公元前后铁器的导入而脱离石器时代，作为台湾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分界的年代。

历史学者的看法与此不同。有些学者举《诗经·商颂》“相土烈烈，海有外截”，《尚书》岛夷，《列子·汤问》岱舆、员峤，《越绝书》外越等为证，说商周、战国时期，台湾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但理由并不充分，故存疑而不进行讨论。至于要迟到明末，以荷兰人的《巴达维亚城日记》为有史可证之始，值得商榷。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也有1700多年。公元230年，三国吴大帝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率庞大舰队达到“夷洲”。这夷洲就是今天的台湾。这一历史事实，不仅被《三国志》记载下来（见孙权传、陆逊传、全琮传），当时吴国丹阳太守沈莹的著作《临海水土异物志》的记载也可以为证。1924年，在今新北市新店溪旁发掘出三国时代的指掌型古砖。连横在《雅言》中写道：“三十年前台北〔湾〕新店溪畔，有人掘地，得古砖数块；现藏台北博物馆，砖色黝而坚，重三斤许，长尺有三寸、宽五寸、厚二寸，底有纹，与《吴中金石录》所载赤乌砖相似；岂吴人之所遗欤？……则吴人之来也，当由淡水溯江而上至于新店（溪）流域，筑垒驻兵，以镇蛮族；故有此砖。他日倘得古书、古器而两考之，必能有所发见，唯在我辈之努力尔。”

图1 三国吴指掌型古砖

资料来源：台湾博物馆收藏（转自潘国平的邮件）。

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与台湾博物馆收藏的三国时代古砖，就是连横期待的“古书、古器而两考之”了。

民族学家凌纯声教授指出：“记载台湾的最古文献是《临海水土志》。”（《台湾先住民与土著》）1958年，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吴壮达教授，也以公元3世纪我国史籍所记载的夷洲为台湾见于历史记载之始。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台湾具体情况的第一篇详确的记述，应该属于沈莹《临海水土志》上的一段有关文字。”（《台湾的开发》）1981年，笔者发表《三国孙吴经营台湾考》，明确提出：“成书于1700多年前的《临海水土志》，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台湾历史的最早记录。”

公元607年隋炀帝经略流求，南宋驻军澎湖，元代在澎湖设巡检司，明朝军官沈有容率军等“东番”驱逐倭寇，保护今台南市一带的“夷人”和福建沿海前来捕鱼、经商的汉族人，都记载于廿四史中的《隋书》、《宋史》、《元史》、《明史》及当时人的著作中。所有这些，都比荷兰人入侵台湾后的记录要早得多。

由此可见，三国时的夷洲就是今天的台湾岛，可以定论了。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迟也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

有人说，台湾只有400年的历史，是葡萄牙人最先发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历代统治者和人民大众都不把台湾当作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把台湾历史意识形态化，妄图割断台湾史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以“亡史”的手法来实现他们的“台独”理念。“台独教父”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史明曲解台湾史实，说台湾岛是西方洋人最先发现，“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并制造所谓“台湾民族”，硬说“台湾人”的历史只有400年。他不仅一笔抹杀了人类数千年来在台湾生息繁衍的历史事实，也看不到“台湾人”先民很早就来到台湾开发的历史事实。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割出去。

社会财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就是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的活动不断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历史时期是这样，史前时期也是这样。早在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台湾岛上就留下了人类创造的“长滨文化”，在台南县发现了台湾岛最古居民“左镇人”的头骨和牙齿化石。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宋文薰指出：长滨文化“显然属于大陆系统旧石器时代的砾石器文化”，左镇人“很可能就是长滨文化期的人类遗留”（《史前时期的台湾》）。宋文薰也指出：“这些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诸文化，是从许多方向，在不同时代传入的；而且很可能为台湾土著各族群迈向台湾的民族迁移的证据。”

这说明，早在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揭开了台湾岛史的帷幕。那么，是什么样的人群首先登上了台湾岛的历史舞台？台湾的社会历史是如何一步步向前发展的？又有哪些新的人群或民族也走上了台湾历史的舞台？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及占台湾绝大多数人口的汉族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日本考古学者鹿野忠雄认为：“台湾先史文化的基层是中国大陆的文化，此种文化曾分数次波及于台湾。”（《台湾考古学民族学概观》）

二 台湾史的分期

台湾作为中国的第一大岛的社会历史发展，与大陆既有共性——中国历史的—个组成部分，也有其特殊性——曾两度被外国殖民者非法侵占。不仅社会文化留下了外国文化的印迹，也使台湾的历史进程与大陆不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台湾史应当分为七个时期；史前史、古代史（或“早期史”）、荷据时期、明郑时期、清代、日据时期、光复以后。

有些秉持“台独史观”的学者，却把台湾史分为“原住民时期、荷西时期、郑氏王朝（东宁王朝）时期、清领时期、日治时期、终战以后（或战后）”。台湾有过“郑氏王朝（东宁王朝）”吗？答案是明确的——“没有”。“延平郡王”是南明永历皇帝赐给的封号。郑成功写给荷兰殖民者的信中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使用的是“大明招讨大将军”印，奉明正朔称“永历”，坚持“反清复明”理念。至于“东宁”，不过是一个地名而已。郑成功在厦门时，改称为“思明”。而台湾的名称当时并没有出现。因此，郑成功统称为“东都”，将“热兰遮城”改为其家乡的名称“安平”。郑成功“凡所便宜封拜，辄朝服北向稽首，望永历帝坐，疏而焚在”。郑经主政后，才改“东都”为“东宁”。不仅如此，郑成功的部属杨英编写《先王实录》，开头就写自己是“明户部主事”。种种事实证明，在郑成功父子那里，毫无“郑氏王朝（东宁王朝）”的踪影。

至于我们把1895～1945年这段时间称作“日据时期”，那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攫取中国领土，明治政府有预谋地挑起“甲午战争”，清政府在被打败之后，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得知清廷将台湾及澎湖等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台湾军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割台”斗争。在日本殖民者登陆台湾的那一刻起，即遭到台湾军民的武装抗击。50年中，台湾各族人民为了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斗争，数十万人献出了宝贵生命。日本殖民者占领台湾，每一寸土地都是凭借枪炮和刺刀得来的。关于这一点，当年在台湾总督府任职的中村纯九郎承认：“实际上并非接收割台，而是以武力征服之。”（写于1926年）此前一年，木村匡记写道：《马关条约》之后，桦山资纪到达台湾时，“奉天皇之命讨伐以武力反抗者”（《台湾史与桦山大将——日本侵台始末》序二、序三）。日本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就因此死在台湾抗日健儿的枪口之下。称为“日据时期”，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正确写照。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诏书。10月25日，台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大会，向全世界宣告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秉持“台独史观”的学者，坚持使用“日治时期”，无非是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台湾实行的殖民统治合法化。把日本战败美化为“终战”，真是居心叵测。今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讲话，也称为“终战”，真是无独有偶，遥相呼应。

台湾史学家曹永和教授也提出了“台湾早期史”的观点。他说，孙吴、隋、元政府都曾经略台湾，是可以考证的。有明一代，台湾南部为福建沿海渔民的渔业根据地，亦兼营“番产交易”。至天启四年（1624），明朝军队迫使荷兰自澎湖撤退，荷兰人转据台湾（《台湾早期历史研究》）。这古代史或早期史的下限年代即公元1624年。这一分期是以中国政府的经略与汉族人民移殖澎湖为标志。至于居住在台湾本岛及其附属岛屿小琉球、兰屿等的世居少数民族，在公元前后，仍处于铁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二者在社会进程上是不一致的。

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处理中国史与台湾史的国家与地方、共性与特殊性、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研究台湾历史必须坚持的指导原则。因为自旧石器时代起，台湾的古人类和文化就与大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早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鹿野忠雄博士就提出，台湾先史文化的基层是中国大陆的文化，此种文化曾分数次波及台湾（《台湾考古学民族学概观》）。笔者的这一课题研究成果（《台湾四百年前史》），进一步验证了他的假说是正确的。例如，台湾旧石器文化的“砾石石片器”和“小石器传统”；新石器文化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长方形石刀、半月形带孔石刀、靴形石刀；以黑彩为主的彩陶、黑皮陶，罐、钵、鼎、豆等器形，特别是以罐和陶支脚（金字塔形、窝头形）二者组合成为炊煮器，罐、钵组合；骨角器中的鹿角锄、两端尖器；遗迹中的石板棺；社会生活中的拔牙习俗；种植粟、稻的生业形态，特别是粟的种植，等等，与华北的史前文化特质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纪元以后，特别是公元3世纪后，中原王朝的政治势力也数度达到台湾本岛，如三国孙吴和隋炀帝的经略台湾，南宋驻军澎湖，将澎湖划归福建行省泉州晋江县管辖，元设澎湖巡检司，以及1624年前东南沿海汉族人已移居台湾进行开发，种种事实说明，台湾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李登辉鼓吹“台湾应该‘脱离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在文化上‘与中国脱钩’”。台湾当局又企图在编订高中历史课程大纲时做手脚，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抽出，把明末以来的中国史变成外国史。岛内有识之士责问道：“与中国划清界限，我们是凭空窜出来的？”有的斥责这种做法“荒谬”，是“司马昭之心，其恶昭然”，“更加令人痛心发指”。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