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与学术批评

赵轶峰

近年中国人文学术成就不少。至于学风，浊者浊之，清者自清，不能说得过分不堪，但是无论如何不得不承认，学术风气中的不端现象颇令人担忧。而且，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学风中的问题虽有许多批评，但似乎没有显示出有效整肃的清晰思路和行为能力，因而就更令人担忧了。学术风气是由大量相似学术行为构成的，一旦出现，就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生态的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文化流变的问题。此类问题形成，必定通过长期的累积，成了趋势，故如欲有所改变，需要坚决、耐心的努力。其中必要的事情，就是整个学术界进行一些认真的讨论，促成共同正视、监督的舆论，形成一些相关的安排。所以，如今《历史学评论》辟栏目讨论学风，是顺天应人的事情。本文专为参与这一讨论而作，要提出如下一个基本看法：学术共同体守望学术的机制是学风建设的根本。申说这个看法所针对的基本事实主要是史学领域的，但史学既不可能学风独善，也不可能学风独不善，所以行文中并没有处处标明局限于历史学。

一 学风的观念根基是实事求是

讨论端正学风，需要明确什么是学风，良好学风的观念根基是什么。学风是学术从业者通过其专业行为展现的学术信念和行为倾向。学者如何看待学术，以怎样的方式从事学术活动，就会造成怎样的学术风气。现代社会尊崇学术，根本上说是因为现代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以严肃的方式探索新知的活动，把探索新知看作整个人类社会的根本诉求。要想探索新知，最起码的原则和最高的原则都是实事求是——尊重证据、逻辑谨严、分寸得当、朴素端方、去除虚饰、尊重前人等学术准则，都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延伸而来；抄袭剽窃、捉刀代笔、伪造证据、附庸权威、炒作冷饭、故弄玄虚、标榜夸饰、党同伐异等不良学术行为，则无不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端正学风，本质上就是要求学术界实事求是。学术是为人类探索新知的，虚妄的知识会带来对人类的伤害，耗费社会财富，引领诈伪风气，所以人们可以适度容忍艺术家或者政客有些许不实事求是的举动，宽容人际交往中善意的谎言，欣赏爱美者的妆容，但对学术行为中的不实事求是理所当然地不能容忍。

设有宽厚者说，任何时代都有抄袭的现象，俗语“天下文章一大抄”。此类说法混淆古今学术差别，应有以分辨。古代学者不多，著作不多，书籍难存，背诵、复述经典以为学问，以绍述古贤者为荣，是经常的事情，著述中引述前人观点、言语而不加申明，每每有之，汇编、摘编前人著述，也被视为有益之事。然而即使古代，凡传世的学术，毕竟还是以本人的创见为根基，朦胧转述他人言语，会有“剿袭”之讥，公然以他人之说为己见，还是为人不齿。现代学术比之古代学术，特别地以知识进步为目标，且又有知识产权公则约束，所以特别尊崇首创，将学术创见与教育、传播区分为不同层面的事情。故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学术性作品转述他人已发表文字而不加申明，构成抄袭；袭用他人观点、言说而不交代原委，构成剽窃。其间程度深浅，有种种差别，性质却同为学术不端。现代学者，不因古代有人抄袭而将当下的抄袭视为合理，这是人类知识探索观念和社会理念的一个进步。与学术以知识进步为目标相关，现代学术规范自然较古代为严格，这也是一个进步。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是人类共同追求新知、省查自身的事情，因而其评价有世界性的尺度。中国人完成的学术成果，可以在中国以外发表，外国人完成的学术成果，可以在中国发表，最优秀的学术成果，会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判定一项学术成果是否优秀，就看其在何等意义上增进了人类的知识和理解力。这种判定经常不是在一项学术成果公布之际就定论的，所有成果在公之于世之后都要面对长期的评价和检验。所以，一项学术成果公布的形式——发表于哪一刊物，被哪一个出版社出版，如何篇幅宏大等，并不最终决定其学术价值。学术成果价值的判定，常常是开放的过程，大幅度超出其同时代人思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常常需要在很久以后才被认可。故当一项学术成果公布的时候，公布的学术界同行实际只对该项成果进行了初步判定，认为该成果有可能增进人类知识，其研究的方法、过程符合尊重证据、遵从逻辑、表达适度的基本原则。此后的进一步判定，就成为整个学术界、整个社会，甚至是历史本身的事情了。实事求是是学风的本质，是学风的国际性原则，一点也无须过分，一点也不能打折扣。符合了实事求是的尺度，才有必要去考虑其贡献多大，水平多高，才气如何等；有违于实事求是，则无须视之为学术。

二 学风不佳的重要原因是以“行政—产业”方式管理学术

狭义的学风问题，如前例举，有抄袭剽窃、捉刀代笔、伪造证据、附庸权威、炒作冷饭、故弄玄虚、标榜夸饰、党同伐异，等等。这些现象流行成风，有使之滋生的学术和社会环境，就当下中国学术生态而言，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用“行政—产业”的思路对待学术。

所谓用“行政—产业”的思路对待学术，是指将学术过于严密地纳入行政管理体系并以管理物化工业生产同样的方式管理学术。其中包括行政权威在学术职称、地位评定中有过大权力，学术资源的过大比例由行政权威提供、分配，由行政机构设立最高学者头衔，用计量化方式统计评价学术成果、学者、学术机构，行政管理者兼挂学术头衔，等等。这是当代中国学术环境的结构性特色，也是近三十年改革在推动了学术繁荣的同时造成的一种不断产生副作用的体制。这种体制在调动学术从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方面相当有效，然而这种积极性主要是通过行政主导的报酬机制调动的，因而本质上调动起来的是一种掺杂官本位因素的学者利益追求的积极性，与当年调动起农民、私营企业家积极性的机制没有什么两样。它并未考虑学术的特殊性，根本上说不是实事求是的。它偏重鼓励学术产品的数量追求，为粗制滥造的学术成果刊布提供了动力和可行性，为通过非学术方式获得学术资源、地位留出诸多机会，调动高校和学者把太多的精神用在体制内排名高下上，也让一些不是学者的人挂起学者的头衔来宣示学术是可以混的事情。于是，在物化工业生产领域为不断出现假冒伪劣产品而焦虑的时候，学术领域不断出现学风问题和不佳学术产品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用“行政—产业”思路将学术全面纳入管理体制是官本位加泛经济观念的产物，它忽视了学术独有的特色。学术是探索新知的事情，因而需要站在人类知识、思想的前沿者去做前所未有的思考、钻研，从事这种事情的人，需有自由的心灵，需要为人类未来而探索的心胸，督责以时的管理、锱铢必较的评价，把学者变为生产定型产品的工匠，从深层否定了学术行为的独立自主性。物化产业是应用已有知识和成熟技术制作标准化产品的事情，期待中的产出物是被其他人设计出来的、确定的，因而投入产出可以预期；学术要探索未知事物，每一项学术成果都应该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投入产出之关系也是不确定的，需要允许失败、走弯路、争鸣。把学者视为生产定型产品的工匠才会迷信量化学术评估，才会流行起根据量化的统计衡量学者水平、安置学者待遇、摆布学者地位的举措。在单纯量化统计受到批评之后，管理者领悟到单纯量化评估的失误，开始补充将学术成果分为等级的质、量兼顾的评估方法，与量化之法并行。然而这并没有改变量化评估的本质。对当下学术成果学术质量的等级划分，只能靠将发表物分等来进行，将发表物分等又只能靠将出版社、期刊分为等级的方法进行。有什么确保“国家级”的出版社不出版“省级”水平的书？有什么确保“省级”的出版社不出“国家级”水平的书？有什么确保“国家级”的刊物刊发的文章永远比“省级”刊物刊发的文章更具有学术价值？没有。所以这种区分是强加于事实的，并不能改变量化评估的弊端。而且，在论著强分等级加计量的基础上进行的学术评估，只能由行政主管实施，于是又强化了行政评价学术的机制，学术更深地进入围绕行政运转的轨道。所以，学风中的不实事求是与管理体制上的不实事求是本是同源的。

以“行政—产业”方式管理学术的另一个表现是将项目作成就。高校评定学术职称、学术荣誉、学术奖励，或者选择学术成绩突出者授予行政职位的时候，都将获得过哪一品级的项目作为学术成就。然而项目获批，虽然涉及资质，但主要意味着接受了学术研究的任务，实施的结果，可能是圆满完成，可能敷衍结项，也可能失败，甚至有因舞弊而撤项者。如此不确定的事情，至多在为所在单位争取到学术资源的意义上是值得肯定的学术活动，却不应作为学术成就，更不是学术成果。不是学术成果的被视为学术成果，就使真的学术成果贬值。而且，项目资源常从非学术机构来，也常被教育、学术单位中具有行政地位的人优先获得。所以项目驱动学术，本质上是行政与财富支配学术；学术发展需要行政支持和财富资助，但是如果行政、财富强力支配学术，就会扭曲学术。

学风不佳的一个相关现象是学者做官。中国古代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那时学者所学的儒学本来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所以读书人以出仕为目标，还有其合理性。现代知识早已扩展，包括自然科学、技术、人文、艺术等，知识分子因而专业化，不再与“出仕”单线挂钩，从而学而优则仕比以往的合理性降低。20世纪80年代以来较多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学术管理，本意应是尊重内行、尊重知识分子。但奇妙的是，几十年下来，大批学者入仕，降低教育、学术机构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之效甚微，官僚主义却改造了许多入仕的知识分子。一些学术与做官两栖的人，因为自己有学术权威的名目，不比专业的官员更尊重一般知识分子，而常凌驾于一般知识分子之上。学者被此机制吸引，常为仕途而治学，力争两栖。两栖之后，胃口加大，精力不逮，就多虚浮之作、帮闲代笔之作，且常垄断学术资源，从而影响学术生态。有学者由学术经营仕途，就会有官员由官位兼求学衔。国家公务官员，身负重任，本来不以学术为其一生专注追求的事业，却要到高校兼上教授、博导头衔，似乎学者所为，不过是官员茶余饭后之事，让那些将一生献给学术的人自惭形秽。有权势者可以有教授头衔，就使教授头衔说明不了学术水平，学者的地位和尊严也就被蹂躏，如此学风如何不坏？所以，治理学风的一个必须解决而且很可以解决的事情是，由主管部门制定规则，使学者与官僚区分。学者如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做官，应不再兼职为教授；教育、科研机构学者出任本单位领导者，应是本人学术高峰期已过但眼界见识足以调动后学向更宏大深邃境界推进的学术长者，而不应当是处于学术高峰期的中青年学者；官员如欲做学者，要搁置官员职务。除极其特殊情况外，非教育、学术机构中官员兼大学教授名目，应引为羞耻。

以“行政—产业”方式管理学术会造成的行政量化评价体系成为基本规制以后，学术界自己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就会因为零散、非系统性、随机化、相互争鸣、缺乏行政权威性而逐渐淡出学术环境，从而使行政评价成为唯一的评价。行政评价是外在的评价，虽于管理未必无用，但无法替代学术界常规性学术批评在守望学风方面的作用。常规性学术批评的生态一旦隐没，严肃的学术批评或学者间相互监督的言论即使发生，也会成为另类现象，学术界漠然视之，或者坐等管理机构干预，而管理机构常常不干预。无结论、不了了之的学风争端发生几次之后，纯学术批评就死亡了。在缺乏纯学术批评的环境中，学术界永远会存在的分歧、矛盾、冲突仍然会透露于社会，于是就会变成关于学术但又夹杂人身攻击的“丑闻”，或者是个别勇猛者的“打假”。“丑闻”或者“打假”其实本身做不出结论，都还期待管理机构做“处理”，而管理机构虽然对行政化学术评估热衷不已，对于学风问题却只做笼统表态，很少处理具体的学术不端案例。这样，大多数关于学风的争议会不了了之，极少数矛盾尖锐化的案例则会对簿公堂。法律的尺度与学术的尺度并不相同，很明确的学风不良问题可能根本不违法，故学风问题退到法律底线时，学风就已经板荡陵夷了。同样，如果学术界和社会寄望于媒体揭露“丑闻”或者个别人的学术“打假”来维系学风，那就意味着学者作为群体已经放弃了自律和相互监督的责任，经常化的学术批评已经死亡。这种学术生态连续一两代人下去，年轻的学者们就会趋于共识：学术有成败而无是非。于是，功利主义就深入人心了。然而学术，是需要一点理想主义的。

由于以“行政—产业”方式管理学术是当下学风出现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所以，在未就如何弱化行政—产业化学术管理方式采取有效措施之前，教育、学术管理机构发出的端正学风的通知、文件等，虽具有提倡良好学风的意义和纯粹管理方面的功能，却不会根本改善学风，整肃学风的规章制度安排需与弱化行政化学术评价体系并行才有实际意义。

三 学术批评的主体应是学术共同体

行政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学风不佳的主要根源，应该弱化这种机制，使之仅仅供教育、学术管理机关掌握情况及履行一般管理职责之用，而不替代学术界本身的内在化的学术评价。内在化的从学术内容层面进行的学术评价必定需由学术界本身为主体展开，其核心是常规化的学术批评，这与行政化的即外部的仅仅依据成果发表形式进行的学术评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只有内在化的学术评价成为机制，才可能形成学者的学风自觉，而没有学者的学风自觉，无论是管理机构还是媒体的曝光打假都不会造就可持续性的良好学风。

学术评价是社会性的互动，不能由固定的人来从事，需要所有学者参与。特定领域的学术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相关学者共同参与经常化交流而形成的学术网络就是学术共同体，与之相关的学术从业组织包括学会、专业期刊、沙龙、论坛、网站等——永远不要用统一的、层级化的严密组织体系作为尺度来想象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应该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专业公共空间，一旦学术共同体被搞成统一的机构或组织，行政架构的所有弊端就都会被复制出来，从而失去其独立的意义。不过，良好状态的学术共同体应包含一个起中坚作用的专业学会，这个学会要设立一个以同行学术自律为主要事务的委员会，如“学术仲裁委员会”，负责对引起社会性反响的涉嫌学术不端的行为、现象进行审查，并向学术共同体公布审查结果。这种审查，应该是学者经常化的学术评论的补充机制，只在相当数量学者要求时才进行，以解决不解决就会危害学术社会信誉的突出争议问题为限。

学者之间经常性的学术评价，包括批评和评论，是学术生态的源源活水。所有学术从业者，尤其是具有一定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成熟学者有责任对本专业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和争议性学术成果做出公开评价；所有学术期刊，都应该鼓励深度评价性的文章，杜绝单纯鼓吹性的书评；所有的综述，都不应该再做开列书、文目录式的罗列，而应该以分析进展与问题为基本目标。这种事情，是学术界自己的责任，如其不能彰明，需自谋改善，即使有些不利的社会条件因素，仍然不能推诿、期待于他者。同时要了解，学术界对学术成果的评价就特质而言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不统一、无时限，评价所注意的，其实在于两端，即最优秀、最前沿的成果，以及涉嫌违规的成果与行为。

经常化的学术批评会保持较好的学术风气，专业学会进行的对特殊事例的审查判断可以护持学术严肃性的底线。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评价应该只针对成果、行为，避免针对个人，以保持纯学术立场，故并不负责对违规者作任何惩罚性处置。只要学术评价是清楚的，学术界与公众就了解了真相与是非，学术的尊严就得以保持，是否处置相关个人已不重要，是其服务的机构的事情。专业学会无须主动对所有疑似学术不端现象进行监督审查，以免成为处理大量巨细不等事情和无端纠纷的机构，但如果发生实名郑重举报或公开争议，则学会成为公众瞩目之地，应及时作为。如果学术共同体能够认真承担学术评价的责任，学者自律就会养成传统，各种学术不端都将趋于止息。

学术共同体既然要承担学术评价的责任，就不应只评价负面的现象，还应该对优秀成果进行评价、褒扬。故各专业学会，都应设立以辨识、表彰典范性学术成果为目的的荣誉，公诸于世，铭于史册，以为后人榜样。至于是否给予物质奖励，并不要紧。学术共同体切不可做的事情是，模仿行政管理部门去做大范围覆盖性评定等级的事情。那一定会导致物议纷纭，无可收拾。

对学术的行政化管理退一步，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进一步，大家都更实事求是一些，让学术批评活跃起来，学风就会好转。

2013年2月16日

〔作者赵轶峰，1953年生，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收稿日期：2013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