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的历史评价[1]
郭松龄是从奉系军阀中分化出来的爱国将领。他一生做过两件对中国历史有影响的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他在奉天（今沈阳）参加同盟会联合急进会领导的反清起义；另一件是一九二五年，他领导的反奉反帝的滦州起义。可惜，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他的名字在近代中国史上不甚显著，偶有提及他的事迹者，也认为他“是个雄心勃勃的野心家”[2]；他因恨“张作霖赏罚不公”，恨“杨宇霆、姜登选坐享胜利果实”[3]，在盛怒之下，一举倒戈反奉，不过是军阀内部的派系纷争、互相倾轧而已。笔者不赞成这种看法，根据所涉猎的史料，愿对郭松龄的一生做一历史评价，不当之处，恳请史学界的同志批评指教。
一 参加辛亥革命
郭松龄字茂宸，一八八三年出生于沈阳东郊渔樵寨村一个贫苦家庭，童年过着“家困窭空，往往日不举火”[4]的困苦生活。七岁给别人放猪糊口，九岁跟父亲郭复兴在塾馆读书，十一岁塾馆解散，在家自学，十三岁至十九岁时，因家室冷落，求学乏资，“不得已从事农作，亦间为人佣”[5]。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目睹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的暴行，强烈的爱国心，使他发愤图强，刻苦读书，“虽昼事垄亩，而锄头一卷，月下书声，刻刻犹耕读并重也”[6]。二十岁时，他父亲谋得职业，生活有了保障，送他到邻村常王寨董汉儒先生的塾馆就读。董老先生饱读经史，汉学根底很深，对清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怀有强烈不满情绪，他激励学主要为“复兴中华”而献身，这对郭松龄的影响是很深的。
一九○○年，沙皇俄国的士兵在中国的领土上，镇压义和团爱国运动，随意闯入民宅，逞凶施暴，奸污妇女，抢掠财物。郭松龄也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间，跟着“跑老毛子”，他亲眼看到被俄国兵惨杀的中国同胞的尸体，以及挂在城楼上数不清的血肉模糊的头颅，心如刀绞，立志要报仇雪耻。当时，爱国群众组织“忠义军”，高举“御俄寇、复国土”的旗帜，他与本村的几名青年便商议参加，后因“忠义军”转移到东边道一带，又以其年少，父母不肯让他远行，报国之志未酬。
一九○四年，日俄两国强盗为瓜分中国东北，进行一场分赃战争，他们拼死厮杀，战火波及整个辽东地区，从旅顺至铁岭大寺中国领土被日俄侵略军的铁蹄蹂躏，无数村庄毁于炮火之中，千里农田遭到破坏，数十万无辜居民惨遭屠戮，人民流离失所，转死沟壑。郭松龄面对这血迹斑斑的景象，强烈地感到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毅然决然投笔从戎。是年，清政府招考奉天故宫站岗的士兵，他去报考并被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郭松龄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小时家贫给人当雇工，没有念多少书。后来故宫招考站岗的，只要能写出姓名和住址就行，我被录取了。以后陆军武备学堂（即奉天陆军速成小学——引者注）招生，我也考上了。我没念过几年书，全靠自学，以后考陆军大学，也完全是靠自学的。一个人不学习不行。”[7]一九○五年，赵尔巽接任盛京将军职务，创办奉天陆军小学堂，郭松龄考试合格被录取。一九○六年，赵尔巽在奉天陆军小学堂院内，又办起奉天陆军速成学堂。这个学堂是为培训新军和巡防营的下级军官而办的，学员由新军和巡防营各单位选送，不足的名额则由陆军小学堂的优秀学员补充，学习期限一年。郭松龄因学习成绩优异，被推荐到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与郭松龄同期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以后在奉军中任高级将领的有刘振东、高纪毅、阎宗周等人。
一九○七年夏，郭松龄在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成绩优等，被派到北洋第二镇随军见习一年，期满回到奉天，任总督衙门卫队哨长（相当于排长）。不久又调到奉天巡防营统领朱庆澜部当哨长，郭松龄带兵严谨，军纪威壮，深为朱庆澜所赏识，被提拔为警卫连连长。
一九○九年，清政府的统治风雨飘摇。四川总督赵尔巽感到防务空虚，奏请朝廷调朱庆澜入川驻防。赵尔巽任盛京将军仍就很器重朱庆澜，他认为朱忠诚可靠，任朱为陆军第三十四协协统。朱奉调入川的命令发布后，他挑选一部分奉籍军官随同前往。郭松龄乃跟着朱庆澜一同入川。
一九一○年冬，陆军第十七镇成立，朱庆澜被授予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官职。朱在四川新军中“素有廉洁勤政之名，有虚心好善之意”[8]。朱庆澜具有爱国思想，并同情革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些同盟会会员，而且都是担当重要职务的中级军官，如程潜、方声涛、叶荃、姜登选、尹昌衡等人。郭松龄受国内革命形势的影响，在同盟会员的启发下，民主革命的觉悟日益提高。清政府腐败的政策，使他认识到“国是日非”，“清政不纲”，欲救水深火热之民众，非以武力推翻清朝不可。他在方声涛、叶荃二人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四川分会，积极投身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中。
一九一一年春，郭松龄升任第六十八标第二营营长。[9]是年秋，四川爆发了人民爱国保路风潮。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诱捕了保路同志会、谘议局和铁路公司的首领，并屠杀请愿群众数十人，制造了“成都惨案”。九月八日，同盟会员龙剑鸣、王天杰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等率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各县农民武装云集响应，围城人数达数十万。
四川总督赵尔丰坐困危城，惶恐万状。赵尔丰命令朱庆澜迅速镇压攻城的同志军。朱认为武力弹压会酿成大祸，便“以力不能胜，无计可施相推辞”[10]。于是，赵尔丰又用欺骗的手段，密令各路巡防军到成都应援，并派第六十五标防守成都东南面；第六十七标防守西北面；第六十八标驻防成都北面，由郭松龄率一营人把守北门。那时，成都东西南三面驻防的陆军和巡防军，都与持械围城的群众对战，杀伤很多群众。唯有郭松龄防守的北门未动武力。郭松龄认为“群众争路系属爱国”行为，婉言劝说巡防军不要向群众开火。[11]结果成都北门“兵不血刃，而重围以卫”[12]。郭松龄的行动为巡防军所嫉恨，因有通匪嫌疑，被赵尔丰撤销营长职务。后来在朱庆澜的恳求下，始复原职。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四川各地纷纷宣告独立，四川督赵尔丰被迫下野。十一月二十七日，成都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被推举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四川巡防军素与新军不睦，四川独立不久，两者即发生冲突。一部分川籍军人，高喊“川人治川”的口号，排斥外籍军人，他们酝酿推举川籍尹昌衡为都督，谋夺取朱庆澜的军权。十二月八日，蒲殿俊、朱庆澜在成都东校场阅兵，尹昌衡乘机煽动川军和新军借索饷为名，举行“兵变”。蒲殿俊避乱隐匿不出。朱庆澜等人，由东校场越墙而走，逃离成都，退出四川。郭松龄因与朱庆澜关系密切，无法留在四川，遂回原籍奉天。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奉天革命党人张榕、张根仁、柳大年等人，组织奉天联合急进会，选举张榕为会长，张根仁、柳大年为副会长。该会宣称：“厚集势力，近遏赵尔巽（这时赵尔巽又调到东北任东三省总督——引者注）辅清之谋，远窥北京，以促共和之成。”[13]他们计划武装占领奉天省城，其他各地可传檄而解。
郭松龄返回奉天通过韩淑秀（1891～1925，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毕业，同盟会会员，郭松龄的夫人）的介绍，与张榕领导的联合急进会接上了关系。联合急进会机关就设在“省城东关韩（韩淑秀）宅”[14]。正当革命党人聚集力量，密谋在省城发动武装起义的前夕，起义计划被清政府密探侦悉。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晚，奉天谘议局副议长袁金铠、奉天巡防军统领张作霖以宴请张榕为名，设宴于沈阳西关平康里德义楼。张作霖事先埋伏好密探，将张榕击毙[15]。同一时间，张榕的好友，满族人宝崑和国民画报社编辑田亚赟也被惨杀。随后，张作霖又派大批军警在城内按户搜查，“凡剪发易服之人，无一幸免”[16]。郭松龄准备参加起义，身上“挟有民军护照”[17]，在沈阳西关被张作霖部下逮捕。不久，清帝退位，民国建立，郭松龄获释。对张作霖这个仇恨，郭是永记不忘的。[18]郭松龄在辛亥革命运动中遭到挫折，但他并不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二 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
郭松龄从奉天革命党人起义失败的流血事件中，省悟出“欲革命，须有武力；欲统军，须有学识”[19]这个道理。因此，他决心入军校继续深造，以掌握军事科学知识，完成革命大业。
一九一二年，他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拔充为区队长。一九一三年春，他结束学业返回奉天，时张锡銮任奉天都督，经友人介绍，他当上都督府少校参谋。是年秋，中国陆军大学招生，郭松龄经考试合格被录取，与他同时在奉天考取的还有秦华、彭振国二人。他怀着改革社会的理想，入陆军大学学习，孜孜不倦，异常勤勉，除攻读军事科学之外，还如饥似渴地汲取中外哲学、政治、法律等各门科学知识。“他求学心切，夜赴北京法政大学夜班，其夫人韩淑秀则入燕京大学。”[20]韩淑秀在燕大读书时结识了李德全女士，成为莫逆之交，她们为后来的郭冯联盟的签订起了一定的作用。
郭松龄在陆大读书时，“凡有名家讲演，西哲杜威、罗素，中人如黄郛、徐谦、梁任公、蒋方震辈之演说，郭氏无不敬而听之”[21]。他在陆军大学攻读四年，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军事知识，而且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更加坚定，对“世界大局，社会潮流，鲜不洞明而详识焉，自是而保国卫民，改造民国，政治思想为之澎湃而不已”[22]。郭松龄在陆大毕业后思想进步很快。
一九一六年，他由中国陆军大学毕业，被北洋政府聘为北京讲武堂教官。时值袁世凯阴谋称帝。袁死后，段祺瑞积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借外债，扩军备战，蔑视国会和“约法”，专横暴戾，使中国陷入军阀横行的世界，这给郭松龄以强烈的刺激，他深感“国是仍日非”[23]，毅然决定只身南下，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投奔广州护法军政府。
一九一七年初，孙中山致电西南各省督军、省长，吁请他们誓师护法，指出“今日法律已失制裁之力，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24]。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拥护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并以广东省省长名义打电报欢迎孙中山南下来粤主持大计。当孙中山率领部分国会议员到广州时，即受到朱庆澜等各界代表人物的热烈欢迎，顿时，广州成了“护法运动”的根据地。郭松龄到达广州后，先后任粤、赣、湘边务督办公署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等职。郭在广州与老朋友方声涛、叶荃相会，又结识了国会非常会议议员李坚白。[25]
郭松龄在广州拜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并向孙中山建认：“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起。盖以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故其自身亦须革命。”[26]孙中山先生非常赞同他的言论，深感建立革命军队的必要。
广东韶关讲武堂成立，郭松龄被聘为教官，每当授课之余，他经常到广州与东三省旅粤的李坚白等人，探索改造东三省的策略，以及中国社会的前途等问题。
孙中山因为没有革命军队为后盾，在滇桂军阀的排挤下愤而辞职。在军阀操纵下改组后的护法军政府变为西南军阀的政府，孙中山无法实现革命主张，于一九一八年五月，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朱庆澜也因为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遭到军阀排斥，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去了。护法运动至此宣告结束。
郭松龄怀着改造民国，实现真正共和的愿望来到广州投奔军政府，希望有所作为，不料护法运动失败。他也无意再留在广州，于是和志同道合的老同盟会员商议返回东北徐图革命，他奋然表示：“欲谋东三省之根本改造，非推倒恶军阀不可；欲推倒恶军阀，非准备绝大牺牲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军中，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27]
三 结纳张学良掌握兵柄
一九一八年秋，郭松龄怀着改造东三省的强烈愿望，从广州返回奉天。经奉天督军署参谋长秦华（郭的陆大同学）推荐，张作霖任命郭为督军署少校参谋。一九一九年二月，张作霖为兼并吉黑两省和向关内伸展势力，积极扩编军队，急需军事人才，必定重新开办讲武堂，取名“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被聘为战术教官。事过境迁，以前的宿怨渐渐淡薄了。郭松龄气质内向，寡言少语，只有他的夫人韩淑秀深知其心情，郭最爱吟咏并教女儿背诵的一首邵雍作的五言宋诗，“月至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由此可见其心迹。郭回奉天当时就有人说：“他是同盟会员，潜入奉军中，积蓄力量培养骨干，以便伺机推翻奉系军阀。”[28]因此，张作霖不信任他，也并非无因。后来郭松龄之所以能够掌握统兵大权，盖出于张学良之力。
郭松龄任东三省讲武堂战术教官时，张学良正在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因为张学良是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长子，身份特殊，在教官中多有阿谀奉承者，独有郭松龄对他管束甚严。郭身躯魁梧，面貌严肃，生活俭朴，工作认真负责，无论冬夏，总是身穿制服，头戴军帽，整整齐齐。对长官、部下、一般社会群众，总是彬彬有礼。一般人都称他为“郭鬼子”。张学良性格豪爽、热情、富有正义感。他见郭松龄任事勤劳，生活朴素，作风严肃，学识渊博，认为郭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因教学关系，他们交往密切，感情融洽，逐渐结下友谊。
张学良以学习炮兵为惬意，郭松龄任炮兵科战术教官，由于炮兵的射击原理比较高深，非具有高中以上的数学、物理知识不易掌握。为此，郭松龄除给张学良讲授战术课程外，还就炮兵的基础理论，予以热心的教授辅导。一次，由郭松龄陪同张学良赴开原、铁岭一带参观日军的“实兵演习”十余日，时值冬季，天寒地冻，十分辛苦。“张学良仅以一毛毯度此寒夜”，“忍苦耐劳”[29]。一九二○年春，举行第一期学员毕业考试，张学良名列第一。郭松龄经过仔细观察，认为张学良器识宏远，明敏果决，乐于接受新知识，确是大有可为的优秀青年。乃“劝学良别练新军，为异日承袭乃父之地位，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于之意矣”[30]。
一九二○年春，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即接替张作相兼任巡阅署卫队旅旅长职务。张学良自感担子太重，没有统兵的经验，要求郭松龄来辅佐，请求张作霖调郭松龄到自己身边任职，张作霖委任郭为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郭治军严明，训练有方，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受官兵爱戴。
一九二○年七月，直皖战争中，张作霖派奉军入关，名为“中立调停”，暗中助直倒皖。郭松龄率所部奉军进关，在天津小站，以一团兵力击败皖系龙济光两旅之众，一战而初露头角，声名鹊起。直皖战后，吉林土匪猖獗，张学良奉命率全旅官兵开赴吉林剿匪，张、郭率部驻在一面坡。郭根据实践需要，将所部第二团变为一个支队，称为郭松龄支队。驻防在乌吉密河、一面坡、苇沙河和横道河等处，担任中东路哈绥线的防务，所部纪律严明，市井无扰。
吉林地处边陲，山深林密，道路崎岖，匪徒凭借山险，出没无常。有一股土匪占据佳木斯城，深沟高垒，凭险固守。吉林军久攻不下，郭松龄知难而进，率部攻城。佳木斯城收复后，居民财物被土匪劫掠一空，工商凋敝。张学良和郭松龄为了恢复市面，一面请各银行在佳木斯设分行，发放贷款，以事救济，另一面设立劳工介绍所，创办平民夜校，捐款倡办苇沙河国民学校。
郭松龄带队剿匪，冲锋陷阵，表现出不平凡的军事才干，不仅为张学良所倚重，也逐渐取得张作霖的信任。一九二一年夏，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乘机扩编奉军，由张学良推荐，提升郭为第八混成旅旅长，张学良任第三旅旅长，三、八两旅合署办公，并称“三八旅”。张学良虽然是长官，但“年轻贪逸，不理军事，因此，该军一切用人行政和作战计划与战术战略、训练官兵及调动一切事宜等，均揽在郭松龄一人之手，张学良概不过问”[31]。至此，郭松龄实现了掌握兵权的初步计划。
郭松龄又以奉省军事人才不敷练军之用为名，建议张学良扩充讲武堂，设立军官教育班、教导团和军士教导队，选拔优秀青年军官和有文化的士兵加以培训，郭亲自担任教官和领导训练工作，“其劳苦情形，有异于士卒者”[32]。郭松龄按照张学良的意志，多方罗致人才，凡是军事学校出身的都收到“三八旅”差遣队，储才备用，遇所属部队出缺，亲自选拔优秀者升补。“这些措施在提高奉军的素质上取得了显著成效。”[33]张对郭极为信赖，军队中连长的任用，多由郭先行酌定或派充；营长则由郭与张商量后任命；可以说张对郭推心置腹，而郭对张也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是张的灵魂”[34]，两人关系极为密切。郭松龄受到张学良的信任，引起绿林出身的旧派军官的嫉恨，有人讽刺说：“所练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35]
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出动五个师又四十二个旅，兵力达十万以上”[36]。奉军兵分三路：西路军总司令张景惠，率暂编第一师与直军在长辛店一带作线，一触即溃，中路军总司令张作相率部到达固安附近，闻西路军溃败的消息，惊慌撤退，溃兵过永定河时自相惊扰，伤亡惨重，乱不成军。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军三八旅以及蔡平本的第四旅，在胜芳镇一带获胜，但因奉军全线崩溃，东路军也被迫退却。“只有三、八两旅撤退完整，械弹毫无损失。”[37]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败退，据守山海关使直军不得长驱东进的，便是郭松龄所指挥的三、八或部队”[38]。由于奉军坚守了山海关阵地，与直军抗衡，最后达成奉直和议，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惨败，给张作霖的教训是深刻的，使他懂得“乌合不教之兵，不堪作战；而无学识之将校尤不足任指挥。乃锐意彻底革新，重用新派将领”[39]。从此，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势力，逐渐抬头。一九二二年底，张作霖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作为整顿奉军的最高指导机构，以吉林督军孙烈臣兼任统监。杨宇霆安插其亲信姜选登、韩麟春（姜、韩均是杨宇霆留日陆军士官学校同学）为副统监，乘机抓取奉军实权。张学良为陆军整理处参资长，实际工作由郭松龄代理，于是派生出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和以郭松龄为代表的陆大派的矛盾。张作霖又重新改编东三省各军为二十七个混成旅，张学良改任第二旅旅长，郭松龄任第六旅旅长，并代理陆军整理处参谋长。郭“以整理军队自任，不遗余力”[40]。各旅改编后，对于教育训练，力求严肃，铲除从前的一切积习。“经整饬后的奉军，军容日新，提倡学术，俨然成为劲旅。”[41]
郭松龄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统兵将领，而且还是个出色的军事教育家。他历任北京讲武堂、韶关讲武堂、东三省讲武堂教官，办过军官教育班和军士教导队。郭任教官期间，对学员不断进行民主爱国思想教育。他说：“当今世界军事学日新月异，武器也随之改进，东北地处两大强邻之间，时时都在窥视我们。执干戈，卫社稷是军人之职责。”[42]郭松龄这种思想对奉军青年军官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经过整顿训练后的奉军中下级军官，“几乎全部毕业于讲武堂”[43]。郭松龄改革奉军，不辞劳苦，夙兴夜寐，成效显著，“当时东北军主力掌握在以张学良与郭松龄为代表的新派手中”[44]。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奉军编成六个军，第一、第三两军驻防山海关，第二军由锦州进发朝阳；第六军由开鲁攻赤峰；第四、第五两军为援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战时一、三两军联合作战，所以又称“一三联军”。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郭松龄即赴山海关前线指挥军队。山海关正面是直军主力坚守的阵地，奉军首先向直军阵地实行强袭，经数日激战，奉军死伤甚重，在石门寨一线的奉军，也处于危急状态，战局对奉军十分不利。于是张学良、郭松龄两人协议，乘敌不备由山海关正面战线中，抽出步兵八个团、炮兵两个旅的大部，由郭松龄率领进入九门口，集中兵力增援石门寨一线的奉军。不料在此紧急时刻，姜登选、韩麟春与郭松龄大闹意见。姜、韩两人不同意郭增援九门口，认为郭在山海关进攻直军毫无进展，有跑到这里邀功之嫌。与此同时，姜、韩两人把原属郭松龄的两个炮兵营长阎宗周和关全斌撤职：郭听到阎、关两营长的申诉后，一怒之下，亲写命令把原属姜、韩的炮兵团长陈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撤职，并令阎、关两营长复职。这使姜、韩大为难堪，他们除把情况电告奉军总部外，韩麟春亲自回奉天向张作霖报告郭松龄跋扈难制，并“要东对郭松龄加以军法惩办”[45]。张作霖听了韩的密告，虽有意严惩郭松龄，但因直奉两军正在激战，郭握有兵权，若处置不当恐激成事变。苦思良久，最后下命令，叫陈琛、阎宗周、关全斌三人各复原职。
郭在姜、韩逼迫下，曾下令将所部军队撤离战场，因是夜间撤离，所以直军毫无察觉。张学良闻知郭走，疾驰追赶，经张学良挽留之后，郭才率部重返前线，冒死突击九门口，一举攻克石门寨，一直冲到海阳镇，直军溃退，彭寿莘、田维勤等部都被奉军缴械。此役，“郭松龄部掳获步枪三万余支，机关枪两千余挺，大炮二百余门”[46]。此役，奉军将领公认“郭松龄功劳最大”[47]。
郭松龄亲历军阀混战，逐渐认识到军阀之间“穷兵黩武”，“为求一己之私利”而战；“见国家毁残之状，正军人觉悟之时”[48]。从此，他发誓今后再不为军阀当炮灰，再不去打内战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致使奉系军阀获得大胜，“奉军一方面长驱南下，接连获得江苏、安徽、山东、河北，一直占领了上海，与孙传芳发生抵触；一方面强占热河，赶走了米振标，逼索保定、大名防地，使国民二、三军一时无立足之地”[49]。张作霖为了防备国民军的进攻，把张学良和郭松龄统率的几个师组成津榆驻军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司令、郭松龄为副司令，驻防天津、山海关一带。这时，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军政措施，时常表示不满；而汉卿将军则每表同情”[50]。郭“尤其在信任杨宇霆等的做法上，时时流露愤懑”[51]。
一九二四年冬，孙中山北上主持召开国民会议抵天津时，张作霖派郭松龄为欢迎代表，孙中山向郭松龄阐明召开国民会议的宗旨，郭极为赞成，因此，他“劝作霖联合北方军人以为中山之助，作霖方睦于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不从其计，至是郭倒张之志乃决”[52]。
一九二五年初，郭松龄利用津榆驻军进行考核和校阅的机会，将团长以下的旧军官悉数更换，由各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担任。这样，“一遇有事尽可指挥如意”[53]。可见郭松龄已经进行了反奉战争的准备工作。
四 滦州起义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郭松龄对帝国主义者残杀中国同胞的暴行深恶痛绝。在奉系将领中他带头捐款，声援、支持上海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郭松龄和张学良各捐助现款一千元[54]，救济受难同胞。“五卅惨案”是推动郭松龄发动反帝反奉战争的重要历史因素。
同年十月，国民军和奉军都派代表赴日本观操，国民军代表为韩复榘，奉军首席代表为郭松龄。他们在东京同住帝国旅馆。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记载：“郭松龄虽然列身奉系，为人却极是忠正而有血性，目睹国家情状、国际环境，对张作霖骄横恣纵，祸国殃民的行为，久怀不满之心。一天郭到韩复榘处密谈，郭说，到日本之后，日本参谋本部就有一位重要职员前来访问，问他这次来日本是否还兼有代表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任务。他茫然不知所谓，那位重要的职员也就跚跚地走了。他百般探听，才知道最近奉方拟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国民军。日方以为郭是奉张派来的签字代表。其实签字代表是于冲汉，迟到了数日。郭查悉了这件害国殃民的阴谋，一时激于义愤，不可遏制，便毅然把全部密约条文对韩复榘坦白说出，当时他愤慨地说道：‘国家危殆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不惜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55]郭松龄讲完这些话，要求韩复榘保密，韩当即表示：“我对郭先生的人格十分钦佩，我回去之后，一定将你的意思报告冯先生，再商量进一步的办法。今天的谈话，关系重大，我一定严守秘密，请你放心好了。”[56]
郭在日本观操期间，日本陆军部举行招待会，会上一个日本高级军官口出狂言，傲慢地说：“奉军素质太差，连孙传芳的杂牌军都打不过；若是跟大日本皇军作战，则不知道要垮到何等地步！”郭松龄听了这话极为愤慨，严厉地说：“若有我郭松龄在，日本军队同我们打仗，谁胜谁负很难断定！”[57]表现了决不屈服于日本军事压力的中国军人的气概。
郭松龄到日本没过几天，就接到张学良发的加急密电：“……目前战局紧迫，总座（指张作霖）急盼我兄克日归来，主持军事。”[58]郭复电略称：“接奉钧电，自当效命，惟以到日本以来，旧病复发，需待诊治疗养。”[59]复电拍发两日后，张学良又派人携带他的亲笔信，邀郭立即回国，信内有“望兄以大局为念，即日回沈，一切容待面谈，万勿延缓”[60]等语。郭经过缜密思考决定回国。在回国之前，他召集东北留日陆军大学学员和士官学校学生六十余人开会，他说：自从民国以来，各派首脑争权夺势，抢占地盘。外靠美、英、日等国的势力，内则横征暴敛，不顾人民死活，扩编军队，连年战争，致使中原大好之地十室九空。希望两部学生和衷共济，互信互勉，努力学业，以待他日回国作出贡献。松龄素主停止内战，建设国家，富国强兵，一致对外。此次回国当以此种主张向当局陈述利害。[61]
十月二十四日，郭松龄从日本回到奉天，张学良立即与郭松龄协商，成立第三军团（共辖三个军，即姜登选的第八军、韩麟春的第九军、郭松龄的第十军），这三个军的编组都归郭主持。“郭对人事抓得很紧，毫不放松，甚至三个军的卫队营营长人选都要经他决定。”[62]
十一月初，郭松龄把第十军司令部设在天津河北公园，郭为秘密部署反奉活动，称病住在天津意大利医院。在此，他加紧与冯玉样的国民军联络。
十一月五日，韩复榘回到包头，把郭松龄的谈话报告给冯玉祥。冯甚为高兴，对韩说：“这是件大事，我们不能轻率地乱作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东西，派一两位亲信的人来，两下里从长计议一下，方显得郑重。”[63]次日韩复榘又折回天津，向郭转达了冯玉祥欢迎合作的诚意。
十一月中旬，张学良在天津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传达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命令，郭松龄向张学良痛切地陈述不可再战的理由。“郭向张学良建议，关外一片沃野，可以经营开发，不宜在关内抢夺地盘，以致引起战争。”[64]并说，“这是他和李景林两人的共同意见，希望转达上将军多加考虑”[65]。郭最后说，我的和平主张“如不得请，只好回军关外兵谏不辞”[66]。张学良劝郭回沈阳直接向张作霖陈述自己的意见。张作霖也察觉郭的行动可疑，电召郭回奉一行。
郭松龄反奉的态度已经明朗。张学良对郭的意图也完全了解，但不置可否。他在临行时，“密函松龄，嘱勿轻动”[67]。此时，张作霖在沈阳召集军事会议，“拍案大骂主和者误我，问杨宇霆主和最力者为谁？杨答郭、李二人。张立欲召郭、李回奉。王树常等以郭、李均握有重兵，须缓图不可过急”[68]。于是张作霖发出急电，催郭、李迅速分兵进攻国民军，并对郭、李主和言论“严加申斥，令图后效”[69]。郭、李接电后，“密议竟夕，决意发难，并与国民军为开诚之磋商”[70]。
十一月十九日，“郭松龄派其亲信李坚白与乃弟郭大鸣由王乃模陪同来到包头，他们带来郭的亲笔信，提出冯、郭合作密约的初步意见，彻夜与冯洽商。冯得知李景林亦参加这个举动，更是喜出望外，惟对于将直隶、热河两省划归李景林的问题颇有难色”[71]。郭的代表说：“李参加我们共同行动，关系很大，事成之后，防地问题还可以从长计议，现在不宜过事计较”[72]。冯玉样同意郭方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日，冯郭双方签署了合作“密约”，冯玉祥签字后，亲笔写了“严纪律、爱百姓、就是真同志”几个字。“密约”的内容是：（1）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2）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3）实行强迫普及教育；（4）开发边境，保存国土。此外还规定了势力范围：直隶、热河归李景林治理；郭松龄开发东三省，经营东北和内蒙古，使国民生活愉快，消除隐患，拥护中央，促进国家统一，改造东三省政府；冯玉祥开发西北。“密约”又规定，两军如违犯了下列三条，条约就无效。（1）为抢夺权利，向内地各省战争；（2）为达前项战争目的，订立卖国条约，向外国借款；（3）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密约”还有个附件，关于实行什么主义由郭松龄决定。如有违犯前项协定时，由两方予以适当之处置。[73]从郭、冯“密约”的内容来看，这是一个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特色的纲领性文献，它与军阀之间互相签订的所谓“联盟”、“密约”有本质的不同。
十月二十一日，郭、冯签订“密约”后，郭松龄就开始部署军事行动。“郭松龄将部队和军团部均行东撤，至于因何撤退官兵均不知晓。军团部撤到滦州的次日，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召开了军事会议。”[74]会场戒备森严，郭偕夫人韩淑秀出席了这次会议。郭松龄首先发言说：“自民十（1921年）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又说：“在老将（指张作霖）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骄纵专横，长君之恶，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至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开垦，效赵充国的屯田，岂不远胜于阋墙的战争吗？现在拟好两个方案，写在两张纸上，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随己愿：（一）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战争到底，武力统一。这时会场十分紧张，也分外肃静，面面相觑，无一人发言。旋由在场的赵恩臻、齐恩铭、裴春生、高维岳四位军长首先签名，其余官佐也都随着签在第一张纸上。”[75]签名后，郭松龄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唯有一死而已。”[76]其夫人韩淑秀也应声说：“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着。”[77]出席会议的军官都默默无言。接着，郭松龄宣布人事任免命令，以刘振东、刘伟、范浦江、霁云、魏益三为军长，拟好讨张通电，即行誓师反奉。初，郭以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名义发号施令；迨出关后，则用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一切命令。二十二日当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三个电报，均署“养电”。郭在“养电”中，阐明了他反奉的原因及改革东北的政治主长。一再申明“松龄等为国家之元气计，为东三省之安全计，请愿倡导和平，班师出关。要求万恶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为司令，以巩固三省之根本，发达三省之实业，保卫三省人民为职志”[78]。
郭松龄倒戈反奉，张作霖事前毫无防备，事后不免惊慌失措。急令张学良速去滦州会见郭松龄，劝郭罢兵。张学良带领秘书朱光沐、参谋姜化南与日本顾问仪峨等，于二十四日夜由沈阳乘火车到达连山时，受阻不能通行。二十五日，张学良等由葫芦岛乘军舰前往秦皇岛。二十六日，张学良一行到秦皇岛。张学良通过日本顾问仪峨给正在为郭治病的守田福松医生打电话，要求和郭松龄见一面，郭在电话中向仪峨说：“我要说的话，都已在宣言中讲过。现在再没有会见张学良、听他劝说改变主意的任何余地了。”[79]郭拒绝了和张学良的会见。后来张学良又求守田福松联络与郭会面，也遭到拒绝。此时张与郭之间虽然有感情至深、动人心弦的信函往来，但毕竟成为诀别。郭松龄致函张学良劝其“应忠于国家人民”，“决非忠于一人”；愿张学良“为新世界之伟大”，“不为旧时代之枭桀”，“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80]。并恳请张学良回奉天主持一切。张学良亲笔写信复郭松龄，大意是：“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云云。”[81]郭松龄态度很坚定，三次拒绝与张学良会见。张学良在给郭的信中曾悲痛地说：“倘吾沦为天涯客，相逢之日难有期。”[82]郭松龄见信后“也有断肠之感”[83]，但他并未改变主意。至此，张郭两人由于政见相左，而各择其所。
二十五日，郭松龄命令主力部队向山海关进发，奉军望风披靡，不战自溃，郭军当日占领昌黎；二十六日占领秦皇岛，郭松龄在离开滦州的前夕，将杨宇霆的亲信姜登选枪杀。姜登选在第二次直奉战后任安徽督办，杨宇霆任江苏督办。苏、皖两省地盘，尽归士官派所得，他们上任不久，就相继被驱逐，丢掉了地盘还要发兵去争夺。因而“激起陆大军官派系郭松龄的愤懑不平”[84]。郭在滦州倒戈的通电中声言“清君侧”，即指清除杨宇霆而言；姜登选虽属士官派，但他对杨宇霆的作风也不满意，姜曾说：“我与麟阁（杨宇霆字）结交有年，今始识其无能。”[85]杨宇霆督苏被逐，弃师而逃，仓皇回奉，仍任总参议职务，时人多鄙视之。
由于张学良对郭松龄信任不疑，委以军旅实权，“引起杨的不满，千方百计阻挠张、郭的发展”[86]。杨对郭的崛起，尤为嫉视。张学良也曾说过：“事事受杨阻碍”[87]。可见，士官派与陆大派的矛盾，由来已久，越演越烈。
当郭在滦州誓师反奉时，姜登选乘专车回沈阳，路过滦州，知道郭要反奉，想面见郭，进行劝阻，郭竟下令将其枪杀。这件事很不得人心，对团结奉系将领很不利，是郭松龄的失策。奉军将领纷纷议论说：“超六（姜登选字——引者注）为人和平，郭犹不能相容；一旦获胜，吾辈安能保其首领乎？”[88]可见此事产生的后果，对郭是十分不利的。
二十七日，郭军总司令部撤离滦州东进，二十八日占领了山海关，二十九日先锋部队夺取绥中。三十日郭军总司令部移驻山海关，从此，郭松龄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他自己也以东北国民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
十二月五日，郭军占领锦州，张作霖的军队遭到突然袭击，节节败退，郭军紧逼奉天。
十二月五日晨，锦州被郭军占领的消息传入奉天，张作霖惊恐不知所措，慌忙把贵重物品和家眷送到奉天南满火车站，一旦情况紧急，好携带家眷到大连避难，将大帅府付之一炬。那时，“张作霖的命运真可以说犹如风中残烛”[89]，奄奄一息了。当日张作霖召开各要员紧急会议，他情绪沮丧地说：“顷接探报，锦州已失守。现在四外业已无兵可调，只可听之而已。如果前线退出新民，予亦不免一走。言罢泣数行泪下，与会各要员亦唏嘘不置。”[90]
东北国民军在向奉天进军的途中，纪律严明。郭松龄要求各级官兵严格执行“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誓言。在行军中所经过的村镇，“百姓都安静如常，没有惊慌的样子，有的烧开水，煮稀饭摆在路旁，供士兵领用”[91]。郭军的严明纪律与奉军溃败时扰民、害民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
郭松龄领导的反帝反军阀的战争，得到全国各进步团体的热烈声援和支持。李大钊对这次反奉战争十分关注。当时党领导北方的革命策略是：“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92]李大钊充分运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式，派遣共产党员任国祯和国民党员钱公来、朱霁青到奉天，声援和支持郭松龄领导的反奉战争。“任国祯和朱霁青管财政”[93]，为郭松龄的反奉战争募捐。东北国民军广大官兵，在各界进步人民的支持下，斗志昂扬，英勇奋战。
五 日本插手干涉
郭松龄在滦州发出反奉通电，日本关东军派代表浦（澄江）中佐乘军舰由旅顺到秦皇岛，要求见郭传达关东军照会，郭派盛世才代见。关东军的照会提出：“日本在东三省按签订的条约，有既得权益，不能默认东三省发生内战，使日本政府及民间权益遭受损失。日本关东军依照协议宣称，不允许郭军在南满铁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作战，并不允许郭军越过南满铁路，违犯此项照会，日军将以实力对付之。”[94]郭松龄认识到反奉也就是间接地反对日本侵略东北，因此，对此照会未予理睬，关东军的代表未得要领而乘舰离去。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外务省报告说：“既然郭松龄称张作霖为卖国贼，那么郭松龄一旦爬上东三省实权人物这一地位，日本对满洲的政策必将一筹莫展。”[95]
郭松龄深知反对奉张必然会引起日本的干涉，因此他发表致日本驻华公使的声明，说：“此次敝军回奉，本意在顺从民意，主持和平。对于外侨生命财产以及条约上之权利予以尊重。”还指出：“惟在本军举兵以后，抵省以前，其军事期间，各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订之新约，均不能承认为有效。”[96]要求日本政府“严守中立”。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郭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又派浦中佐赴绥中会晤郭松龄，浦中佐向郭提出三个问题：“（一）阁下举兵扰乱南满，乃至破坏极东和平，是否考虑过责任问题？（二）阁下此举对南满影响甚大，帝国政府和关东军特别关注。（三）奉天如有和平解决的诚意，阁下是否乐从？”[97]
郭松龄回答：“（一）本人矢志和平，必求贯彻到底，如张氏不知反省，欲以兵民生命财产，供一己私利之牺牲，则破坏和平之责任，应由张氏负之。（二）中日国交素笃，本人主张，意在救国救民。如果日本乘人之危，欲利用南满铁路干涉中国内政，则抵拒强暴，惟力是视。（三）和平解决，本所祈祷，无如张氏无诚意，势难听从。”[98]当郭的专用列车由锦州开到沟帮子站时，关东军又派代表见郭，态度强硬地提出：“阁下的军队要进入沈阳，必须承认大日本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利。”郭答：“东北国民军与奉军之战，纯系中国内政，贵国不要干涉。我不知什么是日本的特殊权利。”日本代表威胁地说：“阁下如不承认日本帝国特殊权利，日本可就要对阁下不便了。”郭气愤地说：“岂有此理。日本如果不讲理硬要干涉中国内政，你们把我拖进水里，我也要把你们拖进泥里。”[99]郭拍案站起，谈判至此决裂。
东北国民军的反奉纲领，触犯了日本和张作霖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联合起来，抵挡郭军前进。日本驻奉总领事向日本政府建议：“鉴于满洲问题的前途和目前的当地形势，只得维持张的势力。”[100]在此期间，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加紧与张作霖的智囊杨宇霆联系，日方表示只要张作霖答应日本提出的要求，日本不惜出兵“援张压郭”。
十二月八日，关东军司令官发出警告说：“本司令官遵照帝国政府方针，在邻国发生动乱时，严格采取绝对不干涉的态度……但在满洲居住有几十万帝国臣民，各自经营和平事业，日本投资亦达巨额，帝国在当地的权益颇为重大。因此，在南满铁道附属地及其附近发生战斗，也会损害或危及帝国的重大权益。如上述危险迫在眉睫时，本司令官当然不得不采取措施。”[101]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警告顿时使“张作霖精神振作起来”[102]。由于日本的支持，张作霖取消了下野的念头，表示全力以赴与郭军决战。郭松龄的部队进攻奉天的速度受到日军的阻挠而延迟下来。张作霖急调黑龙江督军吴俊陞的骑兵军南下，迂回郭松龄军队的后方，调吉林督军张作相率军南下参加巨流河防线。十二月十四日，郭松龄派马忠诚旅长率部准备渡辽河，进入营口市区时，遭到日本驻营口守备队的强硬阻挠。经交涉无效，郭军为了避免同日军冲突，将部队调回，沿京奉路两侧向奉天挺进。
日本政府乘张作霖处境危急，与其签订一项密约，密约内容是：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103]交换条件是：日本关东军答应对郭松龄发出警告，警告郭军不得在满铁沿线二十里内落下一枚炮弹，并在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可出兵保护张作霖和担当维持奉天省城治安等。[104]张作霖为了解救燃眉之急，不顾一切后果“即在日方准备好的草约上签了字”[105]。
张日密约草签后，日本政府立即撕掉了“严守中立”的假面具。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二次警告，略谓：“国、奉两军在南满铁路两侧和两端的十二公里以内，不得有军事行动，违者即解除武装。”[106]这个警告表面上是限制双方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只是阻止郭军进攻沈阳，不让郭军越过南满铁路沿线，显然这是维护张作霖的。
十二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决定“以维持南满治安，保护侨民”的名义，向南满大量增兵。“从朝鲜紧急调动步兵两个大队，野炮两个中队；从久留米第十二师团抽调了一个混成旅。”[107]据中国报刊披露：“日本出一师团之陆军，百门大炮，加入贼军（指奉军）之防线。凡巨流河、兴隆店、塔湾一带，无处不有日本兵。”[108]日本通讯社报道：“日本以附属地资于危险，警备队全部出动。附属地周围车站，均挖战壕，配置机关枪，以备万一。关东军司令部，已移该处，白川司令官已入奉天”[109]。据当时统计，日本正规军有“八千六百人”[110]协助奉军作战。由于日本军队出动干涉，使这场战争的性质发生转变，东北国民军不仅与奉军作战，而且也是与日本关东军作战。
郭松龄和全体国民军的官兵反帝反奉的立场是坚定的。郭松龄向日本政府声明：“在此敝军旋省，如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加挞伐。”[111]由于日本插手干涉，给郭军占领奉天造成极大困难。东北国民军从滦州起兵，经过长途跋涉，屡次激战，官兵疲惫。减员得不到及时补充，物资供应缺乏；在滦州出发时郭率精兵六万五千人，到达沟帮时战斗人员已不足五万，由优势转为劣势。
郭军作战计划原定分兵两路，一路渡过辽河，占领营口；一路沿京奉路前进，实行南北夹击奉天的作战部署。由于日军的干涉，郭军不得已，只有集中兵力在巨流河一线与奉军决战。十二月十七日，郭军占领白旗堡，翌日攻占柳河沟；二十一日上午，夺取了辽河西岸军事重镇新民县城，距奉天只有一百二十华里，把奉军压迫到辽河东岸。时值隆冬，河水封冻，奉军已无险可守。日本通讯社报道：“郭军已确定占领新民府，入城备受市民之欢迎。此后战局已逼近奉天！”[112]张作霖惊慌失措，危在旦夕；日本十分害怕郭军占领奉天，张作霖的统治垮台，“张日密约”付诸东流。为此日本政府急忙制定一个武力“仲裁”方案，声称：“为了东三省，日本可以用武力干涉来仲裁。至少在辽河一战以后，为了保护日本权利，可以断然令其停止战争，如有不听从者，非加以制裁不可。”[113]在此危急日刻，以日本势力为后盾的张作霖决定破釜沉舟与郭松龄决一死战，他说：“只要东三省尚存一兵一卒，则非将郭击溃消灭不可。”[114]张作霖集合吉林、黑龙江的军队及自前线逃回的奉军约有五万之众，并将存在兵工厂中的机关枪及各种大炮约百门全部拿出来，武装残余部队又把省城的警察，各地保甲团、护路军集合起来编成作战部队，总共编成三个方面军，沿巨流河东岸构筑阵地，抵抗郭军的进击。奉军的防线南起大民屯，北至公主屯。张作霖命令黑龙江军防卫左翼由吴俊陞指挥；右翼是张作相指挥的吉林军队；中路是张学良指挥的残余奉军。
郭松龄命令东北国民军按一、二、三、四军序列，沿辽河西岸从北至南列成斜面阵地战斗前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郭松龄发布总攻击命令：“从是日夜起，开始攻击奉军在辽河左岸之阵地。从公主屯、大民屯一线，均进行极猛烈之攻击。”[115]二十三日，郭军以霁云指挥的部队为主力军，经过激战，突破奉军防线，占领了大民屯，对兴隆店奉军司令部形成包抄之势，奉军岌岌可危。在此成败关头，日本驻新民领事分馆领事出面帮助张作霖收买郭军的高级将领，郭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邹作华通过日本驻新民领事分馆和张学良通了电话，表示一部将领不愿为郭松龄作战，愿意归顺奉军。张学良答复的大意是，只要停止战斗，一律不追究个人责任。你们是郭松龄的部下，也就是学良的部下，不要自家人打自家人了。[116]张学良的话，通过邹作华传达到郭军司令部，起到很大的瓦解作用。
邹作华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生，直皖战后投归奉军，历任炮兵团长、旅长等职，“平素不服郭的领导”[117]，滦州起义前邹任炮兵司令，郭为了笼络炮兵部队，任邹为参谋长。“邹身在郭方，心在奉张，曾多次把郭军情况秘密报告奉方。”[118]在巨流河会战的关键时刻，邹作华叛郭，是东北国民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 功败垂成
在巨流河会战的紧张时刻，郭松龄亲临前线指挥。但由于参谋长邹作华“突然间将所部炮兵旅撤回，并停止前线子弹供应，郭军遂大溃”[119]。二十三日晚，郭松龄在新民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会上参谋长邹作华旅长陈再新等表示“不愿再战”；主张“停战议和”。邹作华还背着郭松龄，给张作霖发电报：“承认失败，请求宽恕。”[120]二十四日一点左右，邹作华等接到张作霖的回电，大意是“除郭松龄一人外，其他将领均属无罪”[121]。郭松龄见部下不愿效命，知部下暗通奉军，即下最后决心，率三百名卫士，偕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林长民、饶汉祥等人，由新民出走。拟向右翼与第四军军长霁云所部的大民屯阵地靠拢，“亲自指挥，以击敌军之背”[122]，力挽危局。
邹作华见郭松龄已出走，立即发报给张作霖，谓：“万火急，盛京上将军鉴：茂宸今早逃走，已令各军停止攻击，集中新民，听候解决，不胜惶恐待命之至。邹作华率全体官佐同叩敬（二十四日）。”[123]
郭松龄等一行，走出新民二十余里，刚到小苏家屯时，遭到黑龙江军穆春骑兵旅王永清骑兵团的袭击。郭松龄指挥卫队与敌军接仗三小时，“直至午后四时，弹丸已罄，无可奈何，含泪而罢”[124]。郭氏夫妇由卫士关庆忠等将其扶入农家菜窖内藏匿。郭的卫队是由青年学生组成，缺乏实战经验，多被奉军缴械，奉军进行严密搜索，在菜窖中将郭松龄夫妇逮捕。其幕僚林长民中流弹身亡，饶汉祥化装逃走。
二十四日晚，王永清将获郭的消息报告穆春，并将郭氏夫妇押到辽中县老达房一家烧锅院内，电告奉天张作霖等待发落，张作霖得到获郭的电话后，“欣喜若狂”，在电话中对穆春说：“可把郭鬼子捉住了！把他给我送沈阳来，我亲自枪毙他。”[125]放下电话，一想不放心，又给穆春打电话说：“把郭鬼子给我看好，我这边派人去取他。”[126]
二十五日晨，张派卫队团少将团长高金山从沈阳出发，杨宇霆亲下密令，要高“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127]。高金山带卫队乘六辆汽车到老达房子后，即接到张作霖的训令，内称：“该逆犯上作乱，……电饬在老达房就地枪决。其妻附逆最力，在滦州独立时，当众演说，摇惑军心，当饬一并正法。张作霖有印。”[128]当日上午十时，高金山奉命将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押至“距老达房五里许地方枪杀”[129]。临刑前，郭松龄向在场的奉军官兵演说：“我倡大义，不济而死，死固分也；后死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130]韩淑秀也从容地说：“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夫妇死而无憾！望汝辈各择死所。”[131]郭松龄和韩淑秀曾留遗嘱说：“余死后遗产不多，请全部捐与奉天教育会。”[132]
郭松龄夫妇虽死，张作霖、杨宇霆余恨未消，下令将他们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体育场曝尸示众。又将郭氏夫妇尸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之死，十分惋惜。“张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消息，一再询问郭的情况，他已预料到在杨宇霆等人的操纵下郭已绝无生还的可能。他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押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郭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133]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夫妇遇害了。他看完总部的电报后，跺了跺脚，叹息地说：“完了！”并将总部送来的照片和文件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见郭氏夫妇的惨状。可见，张学良对郭松龄深表同情，而对杨宇霆等人的做法极为愤慨。[134]
郭松龄夫妇死后，北京各界群众举行追悼大会，会场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横额写着“北京国民追悼郭松龄将军大会”，两侧书有“扩大反奉战线；继续抗日精神”的条幅。冯玉祥和国民军将领送了花圈。后来冯玉样将军在泰山脚下修建“五贤祠”，把郭松龄列为五贤之一，碑文中有“郭松龄将军为吾辈军人树立了榜样，为举国抗日播下了火种”[135]的词句。
七 历史评价
郭松龄的生活年代，是从一八八三年到一九二五年，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激烈的时代。他出生于沈阳东郊渔樵寨村，离省城只有几十华里，自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这里的人民就不能安生，他从小就在苦难中生长，目睹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制造的种种暴行，从而激发起他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和仇恨。他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南奔北走，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他在四川加入同盟会，在奉天参加反清起义，又到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受挫不馁，百折不挠。最后，他又回到奉天，潜蓄实力，掌握兵权，其目的是推倒万恶的旧军阀，彻底改造东三省。一九二五年，郭松龄领导东北国民军进行的反奉战争，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然而不幸的是，这场战争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联合围剿下失败了。
郭松龄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主张和平救国，不再为军阀卖命，敢于向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的“最有势力的军阀张作霖打第一枪”[136]，这是英勇的壮举，影响是很深远的。
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发表通电宣称：“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顿金融，开发利源。”[137]这些政策都是切中时弊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无疑是进步的。列宁说过：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138]。毛泽东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39]按这个标准衡量，郭松龄应当得到肯定评价。郭松龄提出的这些方针、政策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与军阀所实行的反动政策，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他不能和一般军阀等量齐观。郭松龄和冯玉祥签订“密约”中提出“反对订立卖国条约、向外国借债、引外国兵残杀中国同胞”[140]。郭松龄在向奉天进军的途中严厉拒绝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要求，不屈服于日本的武装干涉，宁可失败而死，也要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难道不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吗？郭松龄领导的反奉战争，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虽然失败了，可是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并未就此中断。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书》严正指出：“奉系军阀，为反奉大运动的打击，即将崩溃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直接用武力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奉运动。这是全民族目前生死问题，全国人民，都应该起来，参加此次由反奉到反日的运动，以保全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与民族的自由。”[141]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奉反帝运动，迫使张作霖与日本签订的“密约”不敢公布和实行。“郭松龄之倒戈反奉，那时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地位，实有些根本动摇。”[142]在绚丽多彩的中国近代历史画卷中，应当给郭松龄一定的位置。
郭松龄的反帝反军阀的爱国思想和行动，在广大的东北军官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跟随郭松龄一起参加过反奉战争的东北军官兵，他们极力拥护郭松龄的政治主张，英勇奋战。抗日战争时期率部起义参加共产党的东北军将领常恩多将军，郭军反奉时任东北国民军营长，战前他向全营官兵讲话说：“弟兄们，从今天起，我们要打倒贻害人民的旧军阀，建立自由、民主的新制度！打到奉天占领东北以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分到土地，以后的日子就不会这样苦了。”[143]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留以后，决定把东北军调离西北开赴豫皖时，常恩多愤慨地说：“我不相信东北军中没有第二个郭松龄。”[144]郭松龄的爱国思想在东北军中的影响可见一斑。“影响社会心理，也就是影响历史事变。”[145]郭松龄的思想对张学良的影响更是深刻的，张学良在郭松龄生前曾说过：“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146]郭松龄死后，张学良经常对他的部下说：“如果郭松龄在，我就不会这样为难了。”[147]在郭松龄的影响下，张学良的爱国思想日益强烈，他给胞弟张学铭的信中说：“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148]并勉励他的弟弟说：“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149]张学良将军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实践了他的誓言。
郭松龄起兵反奉时，张学良只有二十四岁，那时，他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忠孝观念。他的思想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同情郭的意见，而不同情他的行动”[150]，这也是郭松龄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郭松龄对“忠孝”二字做过解释说：“我公对上将军，固应忠孝兼尽。然孝道莫大于贻亲以安，导亲于义；若徒以顺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至危，实非圣人无违义。且尽孝应尽己力所能及，不应以数十万官兵生命，东三省国民膏血。我公明达，当思及此。至于忠之界说，现在国体共和，主权在民，故吾辈之忠，应忠于国家人民，即狭言之，亦当忠于地方乡里，决非忠于一人。”[151]然而可惜的是，张学良没有接受郭松龄的意见，终于做出“义不背父”的选择，竟在巨流河与郭松龄决战，致使郭松龄兵败遇害。历史的进程，又遇到了挫折和障碍。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之际，张学良回首这段往事，曾无限感慨地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152]
综上所述，郭松龄将军是一位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物；他的一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领导的反奉战争虽然没有成功，却掀起了一场革命风暴。
[1] 原载《近代中国人物》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部编《近代史研究》，重庆出版社，1986。
[2] 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辽宁文史资料》第十六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89页。
[3] 张佑之：《张作霖击败郭松龄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58页。
[4]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
[5]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
[6]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
[7] 彭景文：《对郭松龄将军的一些回忆》，《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40页。
[8] 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270页。
[9] 杨天择：《郭旅长松龄茂宸公略历》，自刊稿，1923。
[10] 刘石渠：《清末民初川军沿革》，四川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1] 杨天择：《郭旅长松龄茂宸公略历》，自刊稿，第2页。
[12] 杨天择：《郭旅长松龄茂宸公略历》，自刊稿，第2页。
[13] 《张榕事略》，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1981。
[14] 李坚白：《郭松龄反奉起因》，《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10页。
[15] 赵复：《张作霖进奉天前后》，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53页。
[16] 《辛亥革命》第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97页。
[17] 《郭松龄氏此次倒戈反奉之真因》，《满洲报》1925年12月1日。
[18] 王之佑：《张作霖击败郭松龄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30页。
[19]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五八卷，文海出版社出版，第269页。
[20] 《郭松龄氏此次倒戈反奉之真因》，《满洲报》1925年12月1日第4版。
[21] 《郭松龄氏此次倒戈反奉之真因》，《满洲报》1925年12月1日第4版。
[22] 《郭松龄氏此次倒戈反奉之真因》，《满洲报》1925年12月1日第4版。
[23]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郭鸿志家存稿，后经过金毓黼修订，刊载在《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
[24] 《国父全集》第三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451～452页。
[25] 李坚白（1882～1937），号愈三，字绍白，辽宁省辽阳县人。国会议员，1917年南下到广州参加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与郭松龄结识，成为莫逆之交。1925年参加郭松龄反奉活动，郭反奉失败后，他退出政界，1937年在北京病故。
[26]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
[27]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郭鸿志家存稿。
[28] 彭景文：《对郭松龄将军的一些回忆》，《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38页。
[29] 傅仲云：《张学良与东北军》，未刊稿。
[30] 李坚白：《郭松龄反奉起因》，《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11页。
[31] 郭希璞：《郭松龄倒戈概况》，未刊稿。
[32] 《郭松龄致张学良书》，《益世报》1925年12月3日。
[33] 鲁穆庭：《郭松龄反奉的片断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一辑，1962，第15页。
[34] 鲁穆庭：《郭松龄反奉的片断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一辑，1962，第15页。
[35] 李坚白：《郭松龄反奉起因》，沈阳市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11页。
[36]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军事史》第二编，太平洋书店，1930，第53页。
[37] 鲁穆庭：《郭松龄反奉的片断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一辑，1962，第16页。
[38] 鲁穆庭：《郭松龄反奉的片断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一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62，第16页。
[39]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军事史》第二编，太平洋书店，1930，第53页。
[40]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
[41] 夏时：《张作霖父子统治东北时的陆军沿革》，《吉林文史资料》第四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第161页。
[42] 姜明文：《对郭松龄夫妇的回忆》，《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第152页。
[43]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441～433页。
[44]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41～433页。
[45] 王之佑：《张作霖击败郭松龄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30页。
[46] 魏益三：《郭松龄反奉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20页。
[47] 魏益三：《郭松龄反奉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20页。
[48] 孙曜：《中华民国史料》第七卷，《段氏临时政府之始末》，文明书局，1923。
[49] 吴锡祺：《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68页。
[50] 王化一：《张作霖二三事》，《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99页。
[51] 王化一：《张作霖二三事》，《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99页。
[52]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
[53]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
[54] 《东北各界声援五卅惨案》，《盛京时报》1925年6月15日。
[55]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第434～435页。
[56] 吴锡祺：《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70页。
[57] 荆有岩先生回忆郭松龄口碑史料。
[58]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24～125页。
[59]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24～125页。
[60]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24～125页。
[61]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24～125页。
[62] 魏益三：《郭松龄反奉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20页。
[63] 吴锡祺：《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70页。
[64]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七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9，第213页。
[65]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七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9，第213页。
[66] 《京报》1925年11月27日。
[67] 《京报》1925年11月27日。
[68]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第273页。
[69] 《京报》1925年11月26日。
[70] 《郭大鸣在记者招会上的演说词》，《京报》1925年12月24日。
[71] 吴锡祺：《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71～172页。
[72] 吴锡祺：《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71～172页。
[73]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第67～68页。
[74] 鲁穆庭：《郭松龄反奉的片断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一辑，1962，第18页。
[75] 鲁穆庭：《郭松龄反奉的片断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一辑，1962，第19页。
[76] 鲁穆庭：《郭松龄反奉的片断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一辑，1962，第19页。
[77] 鲁穆庭：《郭松龄反奉的片断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一辑，1962，第19页。
[78] 《郭松龄反张通电之原文》，《京报》1925年11月27日。
[79] 〔日〕林正和：《郭松龄事件一日本人——守田福松日记》，第133页；又见张锦堂、任松译《守田福松三谏郭松龄》，《沈阳文史资料》第九辑，1985，第154页。
[80] 《郭松龄致张学良函》，《满洲报》1925年11月29日。
[81] 《张学良冒险疏通郭氏》，《申报》1925年12月7日。
[82] 〔日〕林正和：《守田福松三谏郭松龄》，张锦堂、任松译，《沈阳文史资料》第九辑，1985，第156页。
[83] 〔日〕林正和：《守田福松三谏郭松龄》，张锦堂、任松译，《沈阳文史资料》第九辑，1985，第156页。
[84] 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轶事》，《文史资料》，1982，第192页。
[85] 邢赞亭：《姜登选之死》，《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33页。
[86] 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轶事》，《文史资料》，1982，第192页。
[87] 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轶事》，《文史资料》，1982，第192页。
[88] 刑赞亭：《姜登选之死》，《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35页。
[89]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吴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291页。
[90] 《锦州陷落后之奉天状况》，《申报》1925年12月15日。
[91] 彭景文：《对郭松龄将军的一些回忆》，《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44页。
[92] 《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第170页。
[93] 廖华：《任国桢同志传略》，沈阳市地方党史研究室调查资料。
[94]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第129页。
[95]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吴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293页。
[96] 《郭松龄对日使宣言》，《盛京时报》1925年12月2日。
[97] 《郭松龄和浦参谋的会谈要旨》，1925年外务省记录，MT，第627页。
[98] 《绥中归客谈》，《京报》1925年12月8日。
[99]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第132页。
[100]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吴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294页。
[101]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吴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03页。
[102]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吴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03页。
[103] 阮振铎：《郭松龄反奉期间张作霖与日本勾结》，《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63页。
[104] 阮振铎：《郭松龄反奉期间张作霖与日本勾结》，《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63页。
[105] 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第29页。
[106] 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第29页。
[107]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吴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04页。
[108] 《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1日。
[109] 《向导》周报第140期。
[110] 《中国青年》第111期，第320页。
[111] 《郭松龄对日公使芳泽之宣言》，1925年12月3日。
[112] 《向导》周报第140期。
[113] 〔日〕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第389～390页。
[114] 〔日〕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第389～390页。
[115] 《申报》1925年12月24日。
[116] 刘鸣九、荆有岩：《回忆张学良将军》，口述史料。
[117]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30页。
[118]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30页。
[119] 《益世报》1925年12月29日。
[120] 薛景平：《关于郭松龄夫妇被捕被杀害的时间与地点问题》，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1982，第53页。
[121] 薛景平：《关于郭松龄夫妇被捕被杀害的时间与地点问题》，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1982，第53页。
[122] 殷汝耕：《逃出重围之半载回顾录》，《满洲报》1926年7～8月第一版连载。
[123] 吉林省档案馆藏：《洮南县公署档》。
[124] 殷汝耕：《逃出重围之半载回顾录》，《满洲报》1926年7～8月第一版连载。
[125] 姜明文：《对郭松龄夫妇的回忆》，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第161页。
[126] 姜明文：《对郭松龄夫妇的回忆》，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第161页。
[127] 刘鸣九：《郭松龄反奉及其他》，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第27页。
[128] 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县行政公署训令》。
[129] 黑龙江省档案馆：《吴督办艳（二十九日）电》。
[130]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自刊稿。
[131]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自刊稿。
[132] 殷汝耕：《逃出重围之半载回顾录》，《满洲报》1926年7～8月第一版连载。
[133]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35页。
[134]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36～137页。
[135]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36～137页。
[136] 彭景文口述，王曾整理《对郭松龄将军的一些回忆》，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47页。
[137] 《郭松龄告东北耆宿电》，《盛京时报》1925年12月8日。
[138]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23页。
[139]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1079页。
[140]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第67页。
[141] 《向导》周报第139期。
[142]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向导》周报第163期。
[143] 刘唱凯等：《回忆常恩多将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3、10页。
[144] 刘唱凯等：《回忆常恩多将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3、10页。
[145] 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商务印书馆，2010，第38页。
[146]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七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211～212页。
[147] 刘鸣九等：《回忆张学良将军》，口碑史料。
[148] 《张学良致张学铭信》，《盛京时报》1927年6月16日。
[149] 《张学良致张学铭信》，《盛京时报》1927年6月16日。
[150] 王化一：《张作霖二三事》，《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99页。
[151] 《郭松龄在滦州致张学良书》，《北京日报》1925年12月1日。
[152] 于衡：《和中国现代史相关的张学良访问记》，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