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将军传略[1]
郭松龄将军的一生以“倒戈反奉”而见知于国人，有褒有贬，莫衷一是。笔者经数年的辛勤搜集、采访获得有关郭松龄生平事迹的资料颇为丰富，经整理写出此稿，奉献给读者，对郭松龄将军的一生有个基本了解，以期得出公正的评价。
郭松龄，字茂宸，一八八三年出生在沈阳东郊渔樵寨村一个贫苦人家，童年过着“家困窭空，往往日不举火”[2]的寒苦生活。七岁为别人放猪糊口，九岁跟父亲郭复兴在塾馆读书，十一岁他父亲的塾馆解散，遂在家自学，十三岁至十九岁时，因家室冷落，求学乏资，不得已从事农业生产，亦间为人雇佣，当短工。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目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强烈的爱国心使他奋发图强，努力读书，“虽昼事垄亩，而锄头一卷，月下书声，刻刻就耕读并重也”[3]。二十岁，他父亲谋得职业，生活有了保障，乃送他到邻村常王寨董汉儒先生塾馆就读。董老先生自幼饱读经史，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满清王朝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怀有强烈不满情绪。他激励学生要为“复兴中华”而献身，这种思想对郭松龄的影响是深刻的。
一九○○年，沙皇俄国出兵中国东北，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俄国士兵随意闯入民宅，逞凶施暴，抢掠财物，奸污妇女，闹得民不聊生，国无宁日。郭松龄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一起“跑老毛子”。当他亲眼看到被俄国兵惨杀的同胞的尸体遍地，以及挂在城楼上数不清的血肉模糊的头颅时，怒火中烧，立志报仇雪耻。当时，以刘永和（绰号刘弹子）为首的爱国群众组织“忠义军”，高举“御俄寇、复国土”的旗帜，四处打击侵略者。郭与本村几名青年商议，决心参加“忠义军”，驱逐俄寇，为死难同胞报仇。后因“忠义军”转移到东边道一带，父亲以其年少为由，不许远走，报国壮志未酬。
一九○四年，日俄两国强盗为瓜分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分赃的战争，战火波及整个辽东地区。从旅顺至铁岭，千里国土惨遭日俄侵略军的蹂躏，无数村庄被炮火摧毁，广大农田被破坏，数以万计的无辜居民横遭屠戮，人民群众流离失所。郭松龄面对这血迹斑斑的凄惨情景，强烈地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他怀着一颗火热的爱国心，不忍坐视国土沦丧，同胞被杀戮的悲剧再继续下去，便毅然决然投笔从戎。一九○四年，清政府招考奉天（今沈阳）故宫站岗的士兵，郭松龄前去报考，并被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小时家贫给人当雇工，没有念多少书。后来故宫招考站岗的，只要能写出姓名和住址就行，我被录取了。后来陆军武备学堂（奉天陆军速成小学）招生，我也考上了。我没念过几年书，全靠自学，以后考陆军大学，也完全是靠自学的。”[4]
一九○五年，赵尔巽接替增祺任盛京将军职务，创办奉天陆军小学堂，招收学员，凡是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者均可应试，郭松龄经考试合格被录取。一九○六年赵尔巽在奉天小学堂院内，又建立起奉天陆军速成学堂。该堂初设时，分第一科、第二科两个班。第一科，训练新军官弁，学员由新军各单位选送；第二科，训练巡防营官弁，学员由各巡防营选派，不足名额由陆军小学优秀学员补充，学习期限一年。郭松龄因学习成绩优异，被推荐到陆军速成学堂第二科学习。与他同期入速成乡堂的同学，后来在奉军中任高级将领的有刘振东、高纪毅、阎宗周等。
一九○七年夏，郭松龄在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成绩优等，被派到北洋陆军第二镇随军见习，为期一年，期满回到奉天，任东三省总督衙门卫队哨长（相当于排长）。不久又调到巡防营统领朱庆澜部当排长。由于郭松龄带兵严谨，军纪威壮，深得朱庆澜的赏识，乃提拔他当警卫连连长，跟随在朱庆澜身边。
一九○九年，清政府的统治风雨飘摇，赵尔巽调任为四川总督。赵尔巽感到四川防务空虚，奏请清廷调朱庆澜入川驻防，任朱为陆军第三十四协协统。朱入川命令发表后，便挑选一批奉籍军官随同前往，郭松龄乃跟随朱庆澜一同入川，任郭为第六十八团连长。
一九一○年冬，陆军第十七镇成立，朱庆澜被任命为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在新军中素有“廉洁勤政之名，虚心好善之意”[5]。他有爱国热情，并同情革命，在他周围集聚了一批同盟会会员，有程潜、方声涛、叶荃、姜登选、尹昌衡等人。郭松龄受国内革命形势的影响，在同盟会员的鼓励启发下，革命觉悟逐渐提高，并且认识到“国是日非”“清政不纲”，要救国救民，非以武力“颠覆清室”不可。他在方声涛、叶荃二人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四川分会，成为一名同盟会员。
一九一一年春，郭松龄升任第六十八标第二营营长。是年秋，四川爆发了人民爱国保路风潮。清政府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宣布商办川汉铁路公司收归国有，并向四国银行团贷款，把路权出卖给外国人，祸国殃民，莫此为甚，激起四川人民的强烈反抗。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清政府任命赵尔丰（赵尔巽的弟弟，此时，赵尔巽又被调回奉天任东三省总督）赴成都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对群众爱国运动采取高压政策，他下令诱捕保路同志会、咨议局以及川汉铁路公司的领导人。九月七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屠杀请愿群众数十人，激起四川人民更大的愤慨，同盟会员乘机组织保路同志会发动武装起义，各地保路同志军约二十万人围攻成都。
四川总督赵尔丰坐困危城，惊恐万状。赵尔丰命令朱庆澜迅速率队镇压攻城的同志军，朱庆澜以力不能胜，无计可施相推辞。于是，赵尔丰乃密召各路巡防军到成都应援，并派第六十五标防守成都东南面；第六十七标防守成都西北面；第六十八标防守成都北面，形成三面包围的形势，与持械围城的群众对战。唯有郭松龄负责防守的北门未动武力。郭松龄认为“群众争路，系属爱国”[6]，婉言相劝巡防军切勿动武。结果，他守卫的成都北门兵不血刃，而重围以解。郭松龄反对清政府镇压群众的爱国运动，深受群众爱戴。但郭松龄此举，却为防军所嫉恨，对他造谣中伤，赵尔丰以“通匪”嫌疑，撤销了他的营长职务。后来在朱庆澜恳切的请求下，始复原职。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四川各地纷纷宣告独立，四川总督赵尔丰被迫下野。十一月十七日，成都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被推举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四川防军素与新军不睦，四川独立不久即发生冲突。在成都，一部分川籍军人，高唱“川人治川”的论调，酝酿推举川籍军人尹昌衡为都督，策划夺取朱庆澜的军权。十二月八日，蒲殿俊、朱庆澜在成都东校场阅兵，尹昌衡乘机煽动川军和一部分新军借索饷为名，举行“兵变”。当巡防军校阅进行之际，突然从校阅的队伍里发出密集的枪声，向检阅台射击。蒲殿俊仓皇逃避，朱庆澜等人由东校场越墙而走，逃离成都，退出四川。郭松龄因为与朱庆澜关系密切，无法留在四川，遂与同盟会员商议，决定回归原籍奉天，待机策应革命。
郭松龄回到奉天之时，正是革命党人张榕、张根仁、柳大年等组织联合急进会之际，并选举张榕为会长，张根仁、柳大年为副会长。该会宣称：“厚集势力，近遏赵尔巽辅清之谋，远窥北京，以促共和之成。”[7]密谋武装起义。
郭松龄通过韩淑秀的介绍，与张榕领导的“联合急进会”接上了关系，并积极参与谋划武装起义活动。
韩淑秀，沈阳人，一九一一年春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因为家境贫寒，未能升学，遂在女师附小当教员。韩淑秀在奉天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时，思想进步，经常与杨树先（宁武先生的夫人）、段宗范（同盟会员）等进步同学接触，主张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提倡“国家兴亡，妇女有责”，反对歧视妇女的封建主义思想。她在女师毕业后，积极投入反清革命活动，并且不避杀头坐牢的风险，将其家宅提供给“联合急进会”作为秘密活动机关。由于这个缘故，郭松龄经常出入韩淑秀家宅，并经常与张榕、宝崑等同盟会员接触，秘密商议武装起义事宜。
正当张榕等人准备在奉天省城发动武装起义时，不料他们的计划被清朝密探侦悉。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晚，袁金铠、张作霖以宴请张榕为名，设宴于沈阳西关平康里德义楼。张作霖事先埋伏好密探，宴罢人散，袁金铠先行，张榕随后，两个便衣侦探连发三枪，当场将张榕击毙。同一时间，张榕的好友、满族人宝崑和国民画报社编辑田亚赟也被惨杀。随后，张作霖又派大批军警在城内按户搜查，凡剪发易服之人，无一幸免。在大南门里的城墙根、小河沿、南广场、草仓的北大坑以及风雨坛、八王寺等地，各处悬挂人头，陈尸累累，惨不忍睹。郭松龄身上带有联合急进会机关的民军护照，被张作霖的部下搜出逮捕，拟将其斩首。韩淑秀不顾风险，冒死拦截刑车，陈述郭松龄是他的未婚夫，归奉完婚，根本没有参加革命党的事。因此，郭才未遭杀害。不久，中华民国建立，郭松龄获释。郭松龄与韩淑秀经过这一段生死之缘，结成了生死与共的革命伴侣。
郭松龄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中，深刻懂得“欲革命，须有武力；欲统军，须有学识”的道理。于一九一二年，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拔充为区队长。一九一三年春，他从北京将校研究所毕业回到奉天，时张锡銮任奉天都督，经友人介绍，任他为都督府少校参谋。是年秋，中国陆军大学招生，郭经考试成绩合格被录取，旋入陆军大学学习。郭松龄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孜孜不倦，勤奋学习，除攻读军事科学之外，还如饥似渴地汲取中外哲学、政治、法律等各门科学知识。当时一家报纸曾报道：“他求学心切，夜赴北京法政大学夜班，其夫人韩淑秀则入燕京大学。凡有名家讲演，西哲杜威、罗素；中人如黄郛、徐谦、梁任公、蒋方震辈之演说，郭氏无不敬而听之。”[8]他在陆大攻读四年，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政治思想更加坚定。他对当时世界大局、社会潮流，都有较深入的考察，自是保国卫民、改造民国、革新政治的思想为之澎湃不已。
一九一六年，郭松龄中国陆军大学毕业，被聘为北京讲武堂教官。那时，北洋军阀统治中国，袁世凯阴谋称帝失败后，中国陷入军阀纷争的混乱局面。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实权操纵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民族危机日甚一日。郭松龄痛恨军阀统治，深感国将不国，人民没有享受共和之乐。为了救国救民，他毅然决定只身南下，投奔广州护法军政府。广东省长朱庆澜，拥护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以广东省长名义打电报欢迎孙中山先生来粤主持大计。当孙中山先生率部分国会议员到广州时，即受到朱庆澜等各界代表人物的热烈欢迎，顿时，广州成了“护法运动”的根据地。
郭松龄到达广州后，先后任粤、赣、湘边务督办公署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等职务。郭在广州与老朋友方声涛、叶荃相会，又结识了国会非常会议议员李坚白。[9]
郭松龄在广州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并向孙中山建议：“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起。盖以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须革命。”[10]孙中山对郭松龄的言行非常赞许。广东韶关讲武堂成立，郭被聘为教官，每当授课之余，经常到广州与东三省旅粤的李坚白等人，研究改造东三省的策略。他曾坚定地说：“要使东三省得到改造，非推倒万恶军阀不可；要想推倒军阀，非准备绝大牺牲不可。我要回奉天投身军队，谋取兵权，潜蓄实力，以图根本改造。”[11]
一 掌握兵权
一九一八年，郭松龄怀着改造东三省的强烈愿望和决心，从广州回到奉天。经奉天督军署参谋长秦华（郭的陆大同学）推荐，张作霖任郭为督军署少校参谋。
一九一九年二月，奉天督军张作霖为了扩张势力，决定重新开办讲武堂，郭松龄被聘为战术教官。当开学之日，张作霖看到郭松龄厉声问道：“汝曾作革命党，今日来此何为？”[12]郭默然以对，张作霖也未再追问。郭气质内向，寡言少语，只有他的夫人韩淑秀知其底蕴。郭最喜欢吟咏，并教女儿背诵的一首五言诗曰：“月至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诗言志，由此可见其心迹。
郭回到奉天，当时就有人说，他是同盟会员，潜入奉军，培养骨干，积蓄力量，推翻军阀的统治。因此，张作霖并不信任他。后来郭松龄之所以能够掌握统兵大权，盖出于张学良之力也。
郭松龄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时，张学良正在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因为张学良身份特殊，在教官中多有阿谀奉承者，独有郭松龄对他管束甚严；张也自觉遵守纪律，绝不以身份特殊而自居。郭松龄身躯魁梧，面貌严肃，生活俭朴，无论冬夏，总是穿着制服，头戴军帽，整整齐齐。他对长官，对部下，对一般社会群众，严肃而有礼貌。张学良性格豪爽，富有感情，见郭松龄办事勤劳，生活朴素，作风严整，学识渊博，颇为赞许，事事予以支持。张学良在讲武堂期间，遵守校规，勤于学、术两科的学习，刻苦训练。郭松龄认为张学良是大有可为的青年，力劝张学良锐意训练新军，为他日承袭乃父地位，大有用武之地。
一九二○年春，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后，即接替张作相兼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职务。张学良自感担子太重，自己没有统兵的经验，全靠郭松龄来相助，遂请求父亲将郭松龄调到自己身边任职。张作霖同意委任郭为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从此郭松龄开始了领兵作战的戎马生涯。郭治军严明，训练有方，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受官兵爱戴。
一九二○年七月，直系军阀利用全国人民反日、反段祺瑞的情绪，联合奉系军阀，进行直皖战争。张作霖从个人利害上考虑，决定调奉军入关，助直倒皖。郭松龄奉命率部入关，在天津附近的小站，以一团兵力击败龙济光两旅之众，锋芒初试，郭名鹊起。
直皖战后，张学良奉命率全旅官兵开赴吉林剿匪。张学良和郭松龄带领的军队驻在一面坡。郭松龄根据剿匪实战的需要，将所部第二团改为一个支队，称为郭松龄支队，驻守乌吉密河、一面坡、苇沙河和横道河等处，担任中东路哈绥线的防务。该部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市井无扰，商民咸庆，颂声载道。
吉林地处边陲，山深林密，道路崎岖，匪徒凭借山势险要，出没无常，为害人民。郭松龄身着全副武装，率领士兵蹈险入深，不畏劳苦，日夜与士兵同甘共苦，常常日行百里，士兵无不佩服。当时有一股匪帮占据佳木斯，深沟高垒，凭险固守，吉林军久攻不下。郭松龄知难而进，身先士卒，指挥若定。他率士兵向匪巢进攻，猛扑其一隅，当即夺门而入，首先登城。友军见势乘胜追击，城内土匪迅速溃败，弃城夺路而逃。有一连长入城后，抢劫财物，被郭松龄遇见。郭问该连长：“这些财物从何处掠来？”该连长答道：“是土匪所遗弃的。”郭厉声说道：“匪遗私取，亦违军法。”[13]下令立即枪毙，军士怵然，自是不敢妄掠民间一物者。
佳木斯城收复后，居民财物被土匪劫掠一空，工商均呈凋敝。张学良与郭松龄为恢复市面，一面调查商民损失情形，急请赈济灾民；另一面请各银行在佳木斯设立分行，发放贷款，以事救济工作，并设立劳工介绍所，创办平民夜校，捐款倡办苇沙河国民学校。
郭松龄带兵剿匪，冲锋陷阵，表现出不平凡的军事才能，赫赫战功，有口皆碑，不但为张学良所倚重，而且渐为张作霖所信任。
一九二一年夏，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计划征蒙，扩编军队，提升郭松龄任第八混成旅旅长，张学良任第三旅混成旅旅长，两旅合署办公，并称“三八旅”，一切军务都由郭松龄主持。张学良对郭极为信赖，从此，郭握有两旅实权。
郭松龄认为奉省军事人才缺乏，不敷练军之用，建议张学良扩充东三省讲武堂，设立军官教育班、教导团和军士教导队等，选拔优秀青年军官与有文化的补兵加以培训，使其接受必要的军事教育，提高奉军的战斗素质。张学良同意郭的主张，并尽力促其完成。郭亲自担任教官和实际领导练军工作。他多方罗致人才，不论校、尉军官，凡是军校出身者，悉数收到三八旅差遣队；遇有所属部队出缺，亲自选拔优秀者升补。郭的这些做法，受到部属的爱戴，并获张学良进一步信任。但不容于绿林出身的旧官佐，有讽刺说“所练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14]云云。
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出动五个师又四十二个旅，兵力达十万人以上，兵分两路，西路军总司令张景惠，率领暂编第一师与直军一触即溃；东路军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也遭败北；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东路第二梯队，在河北省胜芳镇一带获胜。但因奉军全线崩溃，最后第二梯队也被迫撤退。这一仗奉军失败，突出地说明了旧军队“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腐败习气，不是节制之师，每以匹夫之勇，轻进易退，不能胜任大规模作战的任务。
郭松龄率队有秩序地撤到山海关，稍事休整，旋即投入战斗，战况异常激烈，虽然迫使直军不能前进，但因奉军伤亡巨大，经双方同意，终于签订了停战协议，第一次直奉战争宣告结束。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给予张作霖的教训是深刻的。这使他懂得“乌合不教之兵，不堪作战；而无学识之将校，尤不足任指挥”[15]。从此，锐意革新，重整旗鼓，起用新的将领。张作霖于一九二二年底设立陆军整理处，对旧军队加以整顿改造，缩小编制，师改为旅，以旅为单位，计编二十七个旅（每旅三个团）。张学良任第二旅旅长，郭松龄任第六旅旅长，并兼陆军整理处参谋长，以整顿军队为己任，不遗余力。
郭松龄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统兵将领，而且还是个出色的军事教育家，历任北京讲武堂、韶关讲武堂、东三省讲武堂教官；还办过教导队和军官教育班。郭任教官期间，对学员不断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他说：“当今世界军事学日新月异，武器也随之改进，东北地处两大强邻之间，时时都在窥视我们，执干戈，卫社稷是军人之职责。”[16]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夕，奉军编成六个军。第一、第三两军驻防山海关；第二军由锦州进发朝阳；第六军由开鲁进攻赤峰；第四、第五两军为援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战时第一、第三两军联合作战，又称“一三联军”。战争开始，郭松龄在山海关前线指挥，张学良驻前所。山海关方面是直军主力所在之地，奉军向直军阵地多次实行强袭，经数日激战，奉军死伤甚重；石门寨一线奉军，也处于危急状态。最后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协议，秘密地从山海关正面的主力军中抽调步兵八个团、炮兵两个旅，由郭松龄率领加入九门口的战斗。这时姜登选、韩麟春的第一军正与直军激烈对战，久攻不下。郭松龄不愿意担任总预备队，要求给他一个正面战线，往出打。并很自信地对张学良说：“我自己练的兵，我有把握。”[17]郭松龄率队由九门口出击，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直军溃退。彭寿莘、田维勤等部都被奉军缴械投降。郭松龄打了胜仗，缴获步枪三万余支，机关枪两千余挺，大炮两百余门。奉军官兵公认郭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将领，然而郭却感到内疚，“执干戈，卫社稷”是军人职责，为军阀争地盘而卖命，胜亦不为荣。他看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国家被摧毁的惨状，发誓今后再不为军阀当“炮头”了。
奉军之所以取胜，是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分不开的。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自古北口率部倒戈，兵不血刃占领北京，软禁了直系头领伪总统曹锟，向全国发出主和通电。吴佩孚闻讯，回救北京，直军山海关前线顷刻瓦解。此时，李景林、张宗昌所率领的第二军沿滦河南下，攻取滦州，直向天津。奉军骑兵集团，也迅速突破喜峰口。吴佩孚无力挽回败局，于十一月二日率残部两千人，由塘沽登上“华里号”运输船，痛哭浮海南逃。历时一个半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至此宣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立即下令组织京榆驻军司令部，任命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正副司令，将奉军集结在天津至山海关一线待命。郭松龄看出张作霖的政治野心，意在夺取北京政权，进而席卷中原，威慑全国，内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郭松龄有心阻止张作霖的扩张野心，但苦于力量不足，乃派代表与冯玉祥国民军秘密联络，探询冯玉祥对收拾时局的看法，商讨联合反奉的具体措施。与此同时，郭利用统率津榆驻军的职权，把部队实权控制在手里，先将团长以下军官逐步更换，选派具有革命思想的军官代替那些效忠张作霖个人的旧军官，遇事尽可指挥如意。他加紧整顿军队，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反奉的准备。团长以上军官多为张作霖旧人，急于变动恐引起张作霖的疑忌，暂未变动。郭松龄还利用各种办法，向部下灌输，不参加内战，屯垦边疆，巩固国防等爱国爱民主张。郭松龄在滦州誓师反奉，能够获得广大官兵的拥护，说明他率领的军队，是有一定爱国思想的。
一九二四年冬，孙中山北上主持召开国民会议，抵达天津。张作霖派郭松龄为代表欢迎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向郭松龄说明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和宗旨，郭松龄极为赞成，并劝张作霖联合北方军人，支持孙中山的主张。但张作霖却与段祺瑞联合，迷信武力统一政策，不从其言，至此，郭松龄倒张之志乃决。
二 倒戈反奉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郭松龄对帝国主义者残杀中国同胞的暴行极为痛恨。在奉系将领中，他带头捐款，声援、支持上海群众的爱国运动。郭松龄和张学良各捐助现款一千元。[18]
一九二五年十月，国民军和奉军都派代表赴日本观操。国民军的代表为韩复榘，奉军首席代表为郭松龄。他们到日本东京同住帝国旅馆内。冯玉祥将军在《我的生活》一书中，有一段关于郭松龄的绘声绘色的介绍，“郭松龄虽然列身奉系，为人却极是忠正而有血性，目睹国家情状，国际处境，对张作霖骄横恣纵，祸国殃民的行为，久怀不满之心。一天郭到韩复榘处密谈，他说，日本参谋本部有一位重要职员来访问，问他这次来日本是否还兼有代表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任务。他茫然不知所谓。那位重要职员，也就姗姗地走了。但郭却把此事放在心上，百般探听，才知道最近奉方拟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国民军。日方以为郭是奉张派来的签字代表。其实签字代表是于冲汉，迟到了数日。郭松龄查悉了这件害国殃民的阴谋，一时于激义愤，不可遏制，便毅然把全部密约条文对韩复榘坦白说出。当时他愤慨地说道：‘国家危殆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不惜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19]郭松龄讲完这些话以后，要求韩复榘严守秘密，并请韩把这些意思转达冯玉祥先生。韩当即表示，对郭先生的人格十分钦佩，回去后，一定将你的意思报告冯先生，再商量进一步的办法。
郭松龄访日是十月六日起程的，到日本没有几天，就接到张学良的加急密电：“……目前战局紧迫，总座（指张作霖）急盼我兄即日归来，主持军事。”郭复电略称：“接奉钧电，自当效命，唯以到日以来，旧病复发，需待诊治疗养。”复电发出两日后，张学良又派人携带他的亲笔信，邀郭立即回国，信内有“望兄以大局为念，即日回沈，一切容待面谈，万勿延缓”[20]等语，郭经过缜密思考决定回国。在回国之前，他召集东北留日的陆军大学学员和士官学校学生共六十余人开会，郭讲话大意是：“自从民国以来各派首脑争权夺势，抢占地盘。外靠美、英、日等国的势力，内则横征暴敛，不顾人民死活，扩编军队，连年战争，致使中原大好之地十室九空。……希望两部学生，和衷共济，互信互勉，努力学业，以待他日回国作出贡献。松龄素主停止内战，建设国家，富国强兵，一致对外。此次回国当以此种主张向当局陈述利害。”[21]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郭松龄从日本回到沈阳后，张学良与郭松龄协商，成立第三军团（共辖三个军，即姜登选的第八军、韩麟春的第九军、郭松龄的第十军），这三个军的编组都归郭松龄主持。郭对人事抓得很紧，毫不放松，甚至三个军的卫队营营长人选都要经他决定。
十一月初，郭松龄将第十军司令部设在天津河北公园，郭为秘密进行反奉活动，称病住在天津意大利医院。在此期间他加紧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络。十一月五日，韩复榘回到包头，把郭松龄在日本的谈话，报告给冯玉祥。冯大为高兴，当即告韩说：“这是件大事，我们不能轻率地乱做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东西，派一两位亲信来，两下从长计议一下，方显得郑重。”[22]六日，韩又折回天津，向郭松龄转达了冯欢迎合作的诚意。
十一月十六日，张作霖派张学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龄、李景林等高级将领举行会议，在传达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密令时，郭痛切地向张学良陈述不可再战的理由，他说：“关外一片沃土，可以经营开发，不可在关内抢夺地盘，以致引起战争。”他说这是和李景林两个人的意见，希望转达上将军复加考虑”[23]。最后，郭松龄再次向张学良表示主和的意见，甚至强烈地提出：“如不得请，只好回军关外兵谏不辞。”[24]张学良犹豫不决，只得回奉向张作霖请示。张临行时劝告郭松龄不要轻举妄动。此时，张作霖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国民军方案。在会上拍案大骂：“主和者误我。”问杨宇霆主和最力者是谁？杨答：郭、李（指李景林）二人。张作霖欲召郭、李回奉问罪。王树常等认为郭、李均握有重兵，必须缓图，不可过急，以防激变。张作霖改变主张，发出急电，催促郭、李迅速分兵抵御国民军，并对郭、李主和言论，严加申斥，令图后效。郭松龄、李景林接电后，“密议竟夕，决意发难，并与国民军为开诚之磋商”[25]。
十一月十七日夜，郭松龄在意大利医院召集胞弟郭大鸣和亲信李坚白密商反奉机要事宜。决定立即派郭大鸣与李坚白赴包头与冯玉祥接洽。
十九日，郭松龄派其亲信李坚白与郭大鸣由冯玉祥的代表王乃模陪同到达包头。他们带来郭的亲笔信，信中“提出冯、郭合作密约的初步意见，彻夜与冯洽商。冯得知李景林亦参加这个举动，更是喜从望外，惟对于将直隶、热河两省划归李景林的问题颇有难色”[26]。郭方代表说：“李参加我们共同行动，关系很大，事成之后，防地问题还可从长计议，现在不宜过事计较。”[27]冯玉祥完全同意郭方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日，冯郭双方签署了“密约”，缮写两份，冯签字后，亲笔写了“严纪律、爱百姓就是真同志”几个字。“密约”的内容是：（1）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2）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3）实行强迫普及教育；（4）开发边境，保存国土。此外，还规定了势力范围：直隶、热河归李景林治理。郭松龄开发东三省，经营东三省和内蒙古，使国民生活愉快，消除隐患，拥护中央，促进国家统一，改造东三省政府。冯玉祥开发西北。“密约”又规定：两军如违犯了下列三条，条约就无效。（1）为抢夺权利，向内地各省战争；（2）为达前项战争目的，订立卖国条约，向外国借款；（3）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密约”还有一个附件，关于实行什么主义由郭松龄决定。如有违犯前项协定时，由两方予以适当之处置。[28]
十一月二十一日，郭冯“密约”签订的同时，郭松龄开始布置军事行动。他命令部队和军团部均行东撤，至于因何撤退官兵都不知内幕。当军团司令部撤到滦州的次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的火柴公司楼上，郭召开了军事会议。会场戒备森严，郭夫人韩淑秀也出席了会议。郭松龄在公上首先发言说：“自民十（年）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又说：“在老将（指张作霖）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骄纵专横，长君之恶；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开垦，效赵充国的屯田，岂不远胜于阋墙的战争吗？现在拟好两个方案，写在两张纸上，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随己愿：（一）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战争到底，武力统一。这时会场十分紧张，也分外肃静，面面相觑，无一人发言。赵恩臻、齐思铭、裴春生、高维岳四位军长首先签名，其余官佐也都随着签在第一张上。”签名后，郭松龄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也应声说：“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着。”[29]
出席会议的军官都默默无言。然后，郭松龄宣布人事任免命令，发布刘振东、刘伟、范浦江、霁云、魏益三为各军军长，以及各处长名单。拟好讨伐张作霖的通电，宣布誓师反奉，郭松龄自任总司令。起初，郭以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名义发号施令；迨出关后，则用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一切命令。
十一月二十二日当晚，郭军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三个通电，均署“养电”（即二十二日）。郭松龄在“养电”中，阐述了他反奉的原因及改革政治的主张。一再申明“松龄等为国家之元气计，为东三省之安全计，请愿倡导和平，班师出关。要求万恶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为司令，以巩固三省之根本。发达三省之实业，保卫三省人民为职志”[30]。
郭松龄倒戈反奉，张作霖事前没有料到，事发后不免惊慌失措。急令张学良赴滦州会见郭松龄，劝郭罢兵。张学良率领秘书朱光沐、参谋姜化南与日本顾问仪峨等，二十四日夜乘车到达连山，受阻不能通行。二十五日张学良等由葫芦岛乘军舰前往秦皇岛。二十六日，张学良一行到达秦皇岛。张学良通过日本顾问仪峨，给正在为郭治病的日本守田福松医生打电话，要求让张学良和郭松龄见一面。郭在电话中向仪峨说：“我要说的话，都已在宣言中讲过。现在再没有会见张学良、听他劝说改变主意的任何余地了。”[31]郭谢绝了张学良的会见。后来张学良又恳切地要求守田福松再次联系与郭会面，又遭拒绝。此时，张学良与郭松龄之间虽然有感情至深、动人心弦的信函往来，但终竟成为诀别。郭松龄曾致函张学良，劝其“应忠于国家人民”，“决非忠于一人”；愿张学良“为新世界之伟人”，“不为旧时代之枭桀”；“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32]并表示功成之日，请张学良回奉天主持一切。张学良也写一封情深意挚的信复郭松龄，大意是：“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云云。”[33]至此，张、郭两人由于政治态度不同而各择其所，分道扬镳。
十一月二十五日，郭军自滦州出发东进，奉军望风披靡，不战自退。当日郭军占领昌黎，二十六日占领秦皇岛，二十八日占领山海关，二十九日先锋部队夺取绥中。三十日郭军总司令部移驻山海关。此时，郭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士气高涨，郭率部东进。
十二月五日，郭军占领锦州。奉军遭到郭军的突然袭击纷纷溃退，东北国民军则步步逼近奉天。这时，“张作霖的命运真可以说犹如风中残烛”[34]。东北国民军在进军途中，向官兵们严申纪律，不断强调“各守岗位，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爱护百姓”[35]。严格遵守“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36]的誓言，在行军中所经过的村镇，“百姓都安静如常，没有惊慌的样子，有的烧开水、煮稀饭摆在路旁，供士兵饮用”[37]。郭军的严明纪律与奉军溃败时扰民、害民形成鲜明对照。郭松龄领导的反奉战争，得到全国各进步团体的热烈支持和援助，广大官兵斗志昂扬。
张作霖在奉军被挫败后，自知自身难保，处境岌岌可危，曾一度想烧大帅府，逃往大连避难。后来获悉日本将出兵援助，精神顿时振作起来，派杨宇霆与日本顾问松井去大连，与日本方面勾结。由日本政府发表“派兵护侨声明”；[38]日本关东军则威胁说，“在满的驻军，必要时作适宜之调动”[39]。日本驻华公使方泽，则为其出兵辩护：“在满之日本侨民达于十万，而经营各般平和之事业，其投资亦巨额，而有重大之权利利益，故日本官宪为保护此日本之重大权利利益起见，其职责不得已而采取必要措置。”[40]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尤甚，竟对郭松龄发出警告，谓：“满铁附属地及其附近不可有战争之发生，无论何方军队，苟侵入附属地一带，即解除其武装云云。”[41]日本政府咄咄逼人之势，实质上都是支持张作霖的。
十二月二日，郭松龄对日本驻华公使声明说：“此次鄙军回奉，本意在顺从民意，主持和平。对于外侨生命财产以及条约上之权利予以尊重。”又指出：“唯在本军举兵以后抵奉以前，其军事期间各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订一切新条约、契约，均不承认为有效；此次鄙军旋省，如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加挞伐，此种作战行为，亦纯系鄙国内政问题，应请转达贵国政府通知所部官吏，严守中立，不得有供给金钱、军械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为。”[42]
在郭松龄发表强硬对日声明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立即派参谋浦中佐赴绥中会晤郭松龄，对郭进一步施加军事压力，浦参谋向郭松龄提出三个问题：“（一）阁下举兵扰乱南满，乃至破坏极东和平，是否考虑过责任问题？（二）阁下此举对南满影响甚大，帝国政府和关东军特别关注。（三）奉天如有和平解决的诚意，阁下是否乐从？”[43]
郭松龄义愤填膺，做了针锋相对的回答：“（一）本人矢志和平，必求贯彻到底，如张氏不知反省，欲以兵民生命财产，供一己私利之牺牲，则破坏和平之责任，应由张氏负之。（二）中日国交素笃，本人主张，意在救国救民。如果日本乘人之危，欲利用南满铁路干涉中国内政，则抵拒强暴，惟力是视。（三）和平解决，本所祈祷，无如张氏无诚意，势难听从。”[44]日本关东军的浦参谋虽然作了“许多恫吓之词，郭屹不为动”[45]。
郭松龄反奉的政治纲领，触犯了日本和张作霖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互相勾结起来，共同抵挡郭军前进。当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判断：“既然郭松龄称张作霖为卖国贼，那么郭松龄一旦爬上东三省实权人物这一地位，日本对满洲的政策必将一筹莫展。”[46]因此，吉田茂向日本政府报告说：“鉴于满洲问题的前途和目前的当地形势，只得维持张的势力。”[47]
郭松龄起事倒戈反奉，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加紧与张作霖的左膀右臂杨宇霆联系。十二月八日，关东军司令官发出最后通牒：“禁止在南满铁道附属地附近进行战斗”，给张作霖打了一针“强心剂”。张作霖得到日本的支持，“取消了下野的决心，表示全力奋战”[48]。十二月十五日，日本内阁决定，以“补充派兵”为名，“向满洲驻军增派兵力”[49]。
据传，郭军占领锦州，郭松龄曾派殷汝耕为代表，去旅顺和日本关东军相互交涉关于郭军通过南满铁路线的问题。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沉不住气了，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自己同日本军事顾问到沈阳日本站满铁地方事务所的楼上，旅顺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的日本军官签订了一项密约。密约内容主要是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交换条件是：日本关东军答应对郭松龄发出最后通牒，警告郭军不得在满铁沿线二十里内落下一枚炮弹；并在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可出兵保护张作霖和担当维持奉天省城治安等。[50]后来，张作霖感到条件太苛刻了，不愿履行，因而张作霖与日本矛盾日益尖锐，最后竟被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其源盖出于斯也。
张作霖和日本商订密约后，日本政府立即撕掉了“严守中立”的假面具。从朝鲜紧急调动了步兵两个大队、野炮两个中队，从久留米第十二师团抽调了一个混成旅，即步兵四个大队，骑兵、野炮、山炮各一个中队，以及近卫师团无线电通信队，共派遣了两千五百名。[51]同时，关东军奉命发出第二次警告，禁止郭军在南满铁路及附属地二十华里以内，进行战斗或有军事行动。日本还将一个师团兵力，乔装奉军，直接参加对郭军作战。据报刊披露：“日本出一师团之陆军，百门大炮。加入贼军（指奉军——引者注）之防线，凡巨流河、兴隆店、塔湾一带，无处不有日本兵。”[52]日本关东军还在南满铁路及其附近村庄遍插日本旗，以标明不得介入地带。日本通讯社报道：“日本以附属地领于危险，警备队全部出动。附属地周围车站，均挖战壕配置机关枪，以防万一。关东军司令部已移该处，白川司令官已入奉天。”[53]据当时统计资料，日本正规部队有“八千六百人”参加对郭军作战，约占奉军六分之一。由于日军参战，使这场战争的性质发生转变，郭松龄的国民军不仅与张作霖的奉军作战，而且也与日本军队作战，因此这场战争具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
由于日本政府的强硬干涉，致使郭松龄领导的东北国民军占领奉天的时间拖长，给张作霖以重整军队进行反击的有利时机。战争的时间延长，对郭军十分不利，使武器、弹药、棉军装的供给都发生极大的困难。时值隆冬，战士还穿单衣，条件十分艰苦。经过长途跋涉，屡经激战，过度疲劳，伤亡人员来不及补充，战斗力逐渐削弱，战斗人员在滦州举事时为六万五千人，到锦州时已不足五万人。
东北国民军作战计划，原定渡过辽河，占领营口，实行南北夹击奉天的作战部署。由于日军的干涉，不准郭军占领营口。郭军不得已，只有在巨流河一线正面与奉军作战。十二月十七日，郭军占领白旗堡，翌日攻入柳河沟，二十一日上午郭军夺取辽河西岸军事重镇新民县城，把奉军赶到辽河东岸。时值严冬，河水结冻，奉军无险可守，郭军进逼奉天。日本通讯社披露：“郭军已确定占领新民府，入城备受市民之欢迎。此后战局已逼近奉天！”[54]张作霖统治集团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日本也害怕郭军占领奉天。如果张作霖垮台，张日《密约》就无法兑现。因此，日本政府制定出一个武力“制裁”郭军的方案：“至少在辽河一战以后，为了保护日本权利，可以断然令其停止战争。如有不听者，非加以制裁不可。”[55]在此危急关头，张作霖将奉军残余部队和吉林、黑龙江省的军队，编成三个方面军，沿巨流河东岸布防：南起大民屯，北至公主屯，修筑一条防御工事。张作霖命令吴俊陞指挥第六方面军，防守左翼；中路是张学良指挥的第三方面军；右翼是张作相指挥的第五方面军。
郭松龄指挥的东北国民军按一、二、三、四军的序列，沿辽河西岸从北至南，列成斜面阵势战斗前进。
二十二日晚，郭松龄发布总攻击命令。自是日半夜起，开始攻击奉军在辽河左岸的阵地。从公主屯、大民屯一线，均进行极猛烈的攻击。
二十三日，东北国民军第四军军长霁云指挥的部队，经过激战后，突破奉军防线，占领了大民屯，对兴隆店奉军司令部形成包抄之势，奉军危在旦夕。恰在此时，日本驻新民领事馆帮助张作霖分化瓦解郭军高级将领。郭松龄总司令部的参谋长邹作华，通过日本驻新民领事分馆和张学良通了电话，表示不愿意为郭松龄作战。郭军一些将领，以及总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被张学良所收买。邹作华暗中投降张学良以后，盗用郭松龄将军的名义，将应向左翼绕进的总预备队三旅，调往右翼；同时，又向正面前线发出停战命令。“彼时正面之部队，受敌军之猛烈攻击，与敌军交战，已继续四十小时，突闻停止命令，乃发生非常之困难，前线之旅团长，丝毫不知因何骤发停战命令。某旅长策马急驰司令部询问：‘我们若再稍稍供给一些弹药，不过数小时，确有可以占领敌阵之形势，不知何故突然发出停止命令了？’”[56]这时，郭松龄正在主持军事会议，“似已察知干部变心，故默然不语”[57]。参谋长邹作华接着说：“吾等已决定停战矣，汝勿需多言，只注意勿被解除武装可也，双方现在接洽讲和矣。”[58]邹作华从内部叛变，是郭龄松反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虽死犹生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郭松龄见所部将领不愿效命，知大势已去，即偕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由三百名卫兵护卫，离开新民，前往右翼与第四军霁云部队靠拢，拟亲自指挥，以攻击奉军的背后。出发时郭松龄身穿灰布面皮袍，头戴貂绒皮帽，下身穿灰呢子马裤。韩淑秀穿青布面的皮袍，围一条青色的毛线围巾，同坐在四套马的民间大车上，每人身上各披一条俄国毛毯。最后郭松龄与副官处长郜汝兼耳语几句后，即出南门。[59]
邹作华见郭松龄已经出走，立即向张作霖发电报：“万火急。盛京上将军钧鉴：茂宸今早逃走，已令各军停止攻击，集中新民，听候解决，不胜惶恐待命之至，邹作华率全体官佐同叩。敬（二十四日）。”[60]
郭松龄率卫队三百余人走出新民县城二十余里，刚到小苏家屯时，遭到奉军穆春骑兵旅王永清（土匪出身，外号天下好）骑兵团的袭击。郭指挥卫队与奉军激战三小时，“直至午后四时，弹丸已罄，无可奈何，含泪而罢”[61]。这时，郭松龄夫妇由卫士关庆忠等，将他俩扶入附近农民家菜窖内藏匿。郭松龄的卫队由年轻学生组成，缺乏实战经验，战败后都被奉军俘获。奉军严密搜索，将郭松龄夫妇从菜窖中搜出逮捕。郭松龄的幕僚林长民中流弹身亡，饶汉祥化装逃走。
二十四日下午，王永清将逮捕郭松龄夫妇的消息报告穆春，并将郭氏夫妇押解到辽中县老达房烧锅院内，等待奉天的命令以便发落。张作霖接到擒获郭松龄的电报后，“欣喜若狂”，不知如何是好，在电话中向穆春说：“可把郭鬼子捉住了！把他给我送沈阳来，我亲自枪毙他。”放下电话，一想不太放心，又给穆春打电话说：“把郭鬼子给我看好，我这边派人去取他。”[62]
二十五日晨，张作霖派卫队团少将团长高金山，从沈阳出发时，亲受杨宇霆的密令，“要他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63]高金山带领卫队乘六辆汽车到达老大房子后，即接到张作霖的命令，内称：“该逆犯上作乱……电饬在老大房就地枪决。其妻附逆最力，在滦州独立时，当众演说，摇惑军心，当饬一并正法。张作霖有（二十五日）印。”[64]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高金山奉命将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押至“距老达房子五里许地方枪杀”[65]。临刑前，郭松龄向在场的奉军官兵讲演说：“我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接着韩淑秀也从容地说：“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夫妇死而无憾，望汝辈各择死所。”[66]他们的话表达了对革命的忠贞，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他们的话有如空谷足音，激励着人民反帝反军阀的信心。
据目睹刑场的群众说，那个女人很刚强。她对押她的奉军说：“先打我，让军长（指郭松龄）看见我走了，好放心。”[67]高金山先毙韩淑秀，后毙的郭松龄。韩淑秀就义时三十四岁，郭松龄年四十二。
郭松龄夫妇既死，张作霖、杨宇霆余恨未消，下令将其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体育场陈尸三日示众，并将郭氏夫妇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感惋惜。张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的消息，一再询问郭的情况，他已预料到在杨宇霆等人的操纵之下，郭已绝无生还的可能。他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夫妇遇害了。张学良看完郭氏夫妇遇害的电报后，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并将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见郭氏夫妇的惨状。
张学良后来经常怀念郭松龄。一九二七年奉军下河南，由于韩麟春指挥失误，奉军遭到北伐军攻击，退到黄河以北。张学良遇到困难时对部下刘鸣九等人说：“如果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68]一九八一年，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的时候，张学良在台湾还念念不忘地对记者说：“如果那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69]郭松龄倒戈反奉，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联合镇压下终于失败，郭松龄将军及其夫人韩淑秀从容就义，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义愤。东三省青年学生集会游行，坚定表示：“宁愿救国而死，不愿亡国而生。”[70]北京各界群众集会悼念郭松龄将军，有七八千人参加。会场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内。会场大字横额写着“北京国民追悼郭松龄将军大会”，两侧条幅写着：“扩大反奉战线；继续抗日精神。”[71]冯玉祥和其他国民军将领给郭松龄送了花圈。
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在日本东京中华青年会举行追悼郭氏夫妇及阵亡的东北国民军将士大会。由郭的部下李英夫致悼词，日本朋友宫崎龙介还在会上讲了话，痛斥日本军阀的罪恶。追悼会收到国内各界人民的唁电、挽联数百份。东京留日学生会均挽联写着：“您伟大的精神和悲惨的死，总在亿万人神经里发胀，但愿您的灵魂活在千千万万人心中。您是卓越的英雄，被看为光亮的星辰。广大的人民祭奠您，唱着仰慕的歌声。”东北留日学生送的挽联是：“张作霖虽生犹死，郭松龄虽死犹生。”留日妇女同胞送给郭夫人的挽联是：“夫人啊！我们准备蔷薇酒，献祭在您的灵前，祭奠您这第一个抗日女英雄。”[72]
郭松龄将军爱祖国、爱家乡的高风亮节，博得广大正直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尊敬。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将军在泰山脚下修筑的“五贤祠”，把郭松龄列为五贤之一，碑文铭刻着郭松龄的生平事迹，其中有云：“郭松龄将军为吾辈军人树立了榜样，为举国抗日播下了火种。”[73]
郭松龄将军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广大官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北军爱国将领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在“西安事变”后，听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的消息，他愤慨地说：“我不相信东北军中没有第二个郭松龄。”[74]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说明郭松龄将军虽死犹生。
[1] 此文原载于《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7～85页。
[2] 杨天择：《郭旅长松龄茂宸公略历》，自刊稿，第2页。
[3]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
[4] 彭景文：《对郭松龄将军的一些回忆》，《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40页。
[5] 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回忆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3，第270页。
[6] 杨天择：《郭旅长松龄茂宸公略历》，自刊稿，第3页。
[7] 辽宁省档案馆：《张榕事略》，《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1981。
[8] 《满洲报》1925年12月1日第4版。
[9] 李坚白（1882～1937），号愈三，又名绍白，辽宁省辽阳县大营盘人，北洋政府国会议员。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他南下赴广州参加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他与郭松龄结成莫逆之交。1925年参与反奉运动，郭松龄反奉失败后，退出政界，1937年病故。
[10]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
[11] 李坚白：《郭松龄反奉起因》，《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第100～111页。
[12] 李坚白：《郭松龄反奉起因》，《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第100～111页。
[13] 杨天择：《郭旅长松龄茂宸公略历》，自刊稿，第2页。
[14]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
[15]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军史》第二章，太平洋书店，1930，第53页。
[16] 姜明文：《对郭松龄夫妇的回忆》，《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第152页。
[17] 魏益三：《郭松龄反奉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20页。
[18] 《东北各界声援五卅惨案》，《盛京时报》1925年6月15日。
[19]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第434～435页。
[20]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24～125页。
[21]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24～125页。
[22] 昊锡祺：《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70页。
[23]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七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213页。
[24] 《京报》1925年11月27日。
[25]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五八卷，文海出版社。
[26] 吴锡祺：《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71～172页。
[27] 吴锡祺：《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71～172页。
[28]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第67～68页。
[29] 鲁穆庭：《郭松龄反奉片断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一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62，第19页。
[30] 《郭松龄反张通电之原文》，《京报》1925年11月27日。
[31] 〔日〕林正和：《郭松龄事件和一日本人——守田日记》，张锦堂、任松译，《沈阳文史资料》第九辑，1985，第133页。
[32] 《郭松龄致张学良函》，《满洲报》1925年11月29日。
[33] 《张学良冒险疏通郭氏》，《申报》1925年12月7日。
[34]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291页。
[35] 彭景文：《对郭松龄将军的一些回忆》，《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44页。
[36] 彭景文：《对郭松龄将军的一些回忆》，《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44页。
[37] 彭景文：《对郭松龄将军的一些回忆》，《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44页。
[38] 《盛京时报》1925年12月1日。
[39] 《盛京时报》1925年11月30日。
[40] 《京报》1925年12月12日。
[41] 《京报》1925年12月10日。
[42] 《京报》1925年12月3日第3版。
[43] 《郭松龄和浦参谋的会谈要旨》，1925年外务省记录，MT，第627页。
[44] 《绥中归客谈》，《京报》1929年12月8日。
[45] 《绥中归客谈》，《京报》1929年12月8日。
[46]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293页。
[47]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294页。
[48]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03～304页。
[49]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03～304页。
[50] 阮振铎：《郭松龄反奉期间张作霖和日木的勾结》，《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162～163页。
[51]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04页。
[52] 《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1日。
[53] 《向导》周报第140期。
[54] 《向导》周报第140期。
[55] 〔日〕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
[56] 殷汝耕：《半载回顾录》，《满洲报》1926年7～8月第一版连载。
[57] 殷汝耕：《半载回顾录》，《满洲报》1926年7～8月第一版连载。
[58] 殷汝耕：《半载回顾录》，《满洲报》1926年7～8月第一版连载。
[59] 姜明文：《对郭松龄夫妇的回忆》，《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第159页。
[60] 吉林省档案馆：《洮南县公署档》。
[61] 殷汝耕：《半载回顾录》，《满洲报》1926年7～8月第一版连载。
[62] 姜明文：《对郭松龄夫妇的回忆》，《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第161页。
[63] 刘鸣九：《郭松龄反奉及其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第27页。
[64] 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县行政公署档》。
[65] 黑龙江档案馆藏：《黑河道尹公署档》。
[66]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自刊稿。
[67] 薛景平：《关于郭松龄夫妇被捕被杀害的时间与地点问题》，《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1984，第58页。
[68] 据刘鸣九等人口述资料。
[69] 于衡：《和中国现代史相关的张学良访问记》，《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
[70] 辽宁省档案馆藏：《开原县公署档》。
[71] 《晨报》1926年1月28日。
[72]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36～137页。
[73] 李英夫：《我所知道的郭松龄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36～137页。
[74] 刘唱凯等：《回忆常恩多将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