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口外迁的方式和路线
西南边疆人口外迁的方式和路线，与现代不同。现代中国人移民海外的途径很多，可以按计分制和移民配额优先直接申请等待，或者通过留学或劳务输出，或者通过婚姻或避难申请，或者通过旅游或商务考察，乃至非法偷渡。这些移民途径可分为四种类型：①合法出、入境合法定居的；②合法出、入境非法居留的；③非法出、入境已取得合法地位的；④非法出、入境未取得合法地位，但已基本立足并等待取得合法地位的。一些西方学者不得不以“合法移民”、“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migration）、“不合规则移民”（irregular migration）、“未经许可的移民”（unauthorized migration）、“非法移民”（illegal migration）等多种名词来区分他们。[126]但是，近代西南的边境管理并非如此严格，移民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也很模糊。
近代西南边疆人口外迁的方式和路线，与东南沿海也不同。东南沿海的移民是在海上乘风破浪的，而西南边疆移民则是翻山越岭的。从边疆管理和人口控制的角度来说，考察西南近代大规模海外移民的线路和渠道，具有重要意义。
一 近代广西人口外迁路线
西南三省区中，广西人口外迁的路线，兼有沿海、沿边的特点，因而能够陆海兼程。
（一）渐进式海外移民的海陆线
1.海路通道
历史上广西人出国的海路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海上通道，经合浦（北海）港、钦州龙门港直接出海；二是西江水路通道，从梧州港沿西江而下广州，经香港出海。[127]
广西与越南的海路贸易主要在钦州、廉州、沿海各地与越南不同港口进行。在中越边境贸易中，大宗货物多走海路。钦州、廉州地区人多地少，粮食不足，历来依靠安南（越南）大米接济，官府积极鼓励商人前往贩米，另外还实行低税率以及减免优惠政策等，使得安南大米源源而至；同时输入的货物还有槟榔、胡椒、冰糖、砂仁、牛皮、海参、鱼翅等。粤、桂、滇、黔等地商人也纷纷贩运各自土特产而来，再将海味和舶来品运回内地销售，使得钦、廉一带的对越贸易十分兴盛。广西沿海城市北海，嘉庆朝前还只是一个小渔村，至道光初年已成为“商贾辐辏，海舶寄碇”而规模初具的沿海港市；同治末年，更是成为外国人眼中在华南地区与广州并列的两个主要港口之一。[128]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允许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华工，广西有人开始被“卖猪仔”出国。1876年北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从北海口岸出国的华工，每年多则4000人，少则数百人。虽然近代北海地属广东，但招工的范围还是深入附近广西区域。1897年，梧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904年，英国在梧州设立“契约华工”接收站。此后，广西内地的华工大都从梧州港上船转运出国。他们主要来自广西东南部的岑溪、容县、北流、苍梧、博白等地。宣统年间，出洋华工倍增。1900～1911年，在北海口岸被卖往南洋的华工超过2万人。[129]
2.陆路通道
历史上广西人出国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广西南部边境通道，取道防城东兴，过北仑河去印支半岛；二是广西西部山区边境通道，从凭祥镇南关（今友谊关）以及水口、干而、乎孟等边关隘口，进入越南北部。[130]这都是通往越南的官道、商道。
宋朝以后，广西是中国和越南交往的主要通道。明代特别规定，官方间的双边往来必须通过广西。成化时安南国王黎灏曾收买镇守云南的太监欲假道云南赴京，一度引起边民惊恐而被边境守臣拒挡。广西与安南间的陆上通道主要有：凭祥道，由凭祥、镇南关至安南文渊州；思明道，由思明、思陵州达安南温邱县；龙州道，从龙州经平西隘至安南境内。海上通道，主要是经钦州、廉州进入安南不同地区。[131]永乐年间于安南设交趾布政司时，交趾总兵官张辅曾奏请在钦州与交趾之间增设水马驿，获批准。其路线为：自钦州天涯驿，经猫尾港、涌沦、佛淘、万宁县达交趾。此线比经丘温旧路要近7驿。[132]双方百姓通过各种渠道暗中来往，云南有人潜入安南担任御史之职，广西“镇南关外类多华人”；在安南社会动乱之时，则往往有对方土官“率众避难来归”[133]。
清代广西依然是中越官方来往的主要通道。从中国进入越南主要有4条水陆通道：陆路，一由广西凭祥进入谅山；二由云南河口进入越南老街、河内；三由云南金平进入越南莱州。水路，由广西北海、钦州、东兴乘海船可抵越南海防、鸿基，最南可抵西贡。[134]另外，与越南接壤的广西南宁府、太平府、镇安府，云南临安府、开化府、广南府的不少地方也有小路通往越南。
广西与越南的陆地贸易主要在边境城镇进行。清代广西段中越陆路通道主要有关、隘、卡三种，一般设有官军戍守，史载有“三关百隘一百二十余卡”及“入越南要道一百六十四处”之说。中法战争前夕，今广西段的中越经贸陆路孔道共有3关、92隘、52卡，共147处，构成了广西入越160余处要道的主体。[135]诸要道中，又以清朝官府指定为中越边民开放互市的平而关、水口关及贡道所经镇南关附近的由村隘为干道枢纽，较大的边贸主要由此3处出入。经由村隘可通往越南驱驴、禄平、文渊等处，距宁明州110里，为各处货物聚集之所，比从平而、水口两关出入道近数百里，故“宁明商贩愿从出入”，使得当地客商凑集；而附近明江53寨村民，仰赖挑担营生，多由此过境私运海盐等物回内地贩卖，官府难以禁止。[136]
与广西相对应，越南一侧分别形成了高平镇的牧马、谅山镇的花山和驱驴三大边贸市场。其中驱驴市场规模最大，设有太和、丰盛两家商号，越南官府还设置廒长、市长及保护、监当各一人以进行管理。花山市形成于较晚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亦设有市长、监当之类管理人员。[137]
清政府出台了对应的出入境制度，管理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人口流动。在广西关口，边民出境需向官府申请证件。乾隆年时规定，出境贸易者先向本籍地方官呈报，填写具有姓名、年貌、籍贯、货物及发往何处等项内容的“印照”，经查实后再领取“腰牌”，才能出关；时间及所至地方也有限定，不得擅自远出或逾期逗留，否则有关保人将受查究。但出入管理只在少数重要的正口关隘能收到实效，边界沿线许多通道则官兵难以设防，不少地方“私路皆可透越，实不能一概堵塞”[138]，如东兴街、竹山村与越南的吒硭、暮彩等处“三十余里，在在可通，河水亦褰裳可涉”[139]。从而使双方的人货流量实际增加不少。
边贸通道的开辟和利用，为正常的跨国移民提供了动力和条件。清代的越南华侨，居南方者多为经海路而至的福建、广东人，居北方者多为从陆路进入的云南、两广人。越南矿产资源丰富，各地金、银、铜、锡诸厂多招募华人掘采，云南及两广地区不少农民往往通过边境陆路进入越南矿山。虽然双方当局对此控制极严，康熙时安南官府即限定“每矿多者三百人，次者二百，少者一百，毋得过数”，但随着矿山经济的发展，限定多为具文。生产银锡矿的北部地区太原通州送星厂，乾隆三十二、三十三年即是一个“佣夫至以万计”的大厂，其中不合规定而“应押令回籍”的内地客民即达5000余人。[140]中国侨民与越南人民和睦相处，有的互结为亲戚，如钦州所属东兴街与越南万宁州之江坪陆路仅5里，中有小河相隔，内地各省商贾会集江坪，“民多婚娶安居于斯焉”。[141]
（二）突发式海外移民的海陆线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调集重兵围剿活跃于两广地区的各支天地会武装和太平军余部。为躲避清军的剿杀，反清武装开始陆续通过中越边境的天然通道流入越南北部地区。一时间，众多的起义民众在越北聚集，按徐舸的粗略估计，中法战争前，仅活动在越北各地的天地会武装有153股，约以万计。[142]其中一些因贫困无以谋生的农民、手工业者为求生存，也相继迁入越北。本次迁移潮流一直持续到中法战争结束才告一段落。由于其持续时间长、规模大，而且对越南的政治、经济及中越族群关系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学术界认为，19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20年中，是清代华侨移居越南的第二个高峰期。[143]
1865～1885年华侨入越主要是由政治、军事等强制性因素所造成的人口流动，他们初入越南时的分布十分广泛。冯子材奏称：“由龙州至彼二千余里，均系越南辖境，土匪（入越人群）甚多，防不胜防。”[144]卢眉称：“太原、宣光、兴化、高平、谅山、北宁、山西等省都是高山峻岭，方圆八百多里都布满森林、荆棘，是叛乱分子的渊薮……各地的山间小道，都是他们逃窜的踪迹。”[145]由此可见，华侨入越后，足迹遍布于越南的北部和西北部的谅山、兴化、太原、宣光、山西、北宁、高平、河内等省市。但是，这些地方只是入越民众的足迹曾经到过的地点，并不是他们定居生活的地方。他们不是以多次性为特点的接力式的迁移，而是相对集中地进行大规模的长距离迁移，最终相对较为集中地定居在某片区域。[146]最后主要集中于以下两大区域。
第一，沿红河干流两岸。在中国民众入越初期，以黄崇英为首的入越群体势力最大，拥众数万，以河阳（今河江市）为据点，水陆可通达云南。《刘永福历史草》载：“唯沿途水路，皆盘贼势力范围。”[147]而以刘永福为首的入越群体仅偏居“保胜，不得河内”[148]。1875年黄崇英被剿灭后，以刘永福为首的入越群体变成了越北最大的武装群体，其分布范围冲出保胜，“沿红河两岸至河内”皆是黑旗军垦荒种地之所，并“沿着这条水路建立了许多税站，对一切贸易征税”[149]，所众遍及保胜至河内。
第二，以十洲为中心的区域。十洲到处是崇山峻岭，是越北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也因此吸引了大批入越民众躲避于此。叶成林、覃四娣、疤头梁等带领入越天地会武装及来越北谋生的两粤边民，占据黑水河至红水河之间的十洲地区。“十洲久为粤人啸聚，山峻水纡，席此可成为一小部落”，其中“黄旗党叶成林几全据其地”[150]。
1865～1885年以两广天地会武装和太平天国余部为主体的入越群体，通过中越边境地区的天然陆路通道，私越国境进入越南北部，分布于红河干支流沿岸地区。到中法战争爆发前，越南西北部山区已经聚集了大批中国移民。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入越群体内部不断的分化组合，原先的两广天地会武装和太平天国余部已不复存，渐渐地转化为定居在越北的华侨。
二 近代云南人口外迁的方式和路线
云南有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是通过陆路移民周边国家的最典型的省份。
云南与周边国家陆路毗连，很早就开辟了商路和贸易通道。唐代以前即已开辟了从四川出发经云南至缅甸、印度的两条道路：一是成都—大理—保山—龙陵—瑞丽—缅甸掸邦—印度曼尼普尔；二是成都—大理—保山—腾冲—缅甸密支那、孟拱—印度阿萨姆。云南与老挝、越南之间自古以来就辟有多条贸易通道，《新唐书·地理志》对安南到大理的路线、里程、沿途地名、山河名都有记录。云南到泰国，也随着泰族先民的南迁，形成一条“稻米之路”。这些道路在近代开辟为公路、铁路和商路。
古代道路的开辟及商贸往来，导致了零散的外迁者。“古代，中缅边界来往自由，既无关卡的检查，亦无护照的规定，故商旅来往自由。由于缅甸平地较滇西为多，出产亦较丰富，华人商贾到了缅甸之后，亦有留在当地定居的”。[151]
早期的规模外迁者是抗清力量，在清朝边防的严格管理下，难有后来者。最早迁居于缅甸、越南等地的规模外迁者只有两批：一是南明桂王及其残部的数千人；二是李定国等人所率入缅明兵，据《云南省志·侨务志》之估计数为“数万人”[152]。清初，边疆平定，并且禁止或不予鼓励对外移民，在中缅、中越边境实行了严密禁关，“沿边一带，紧要关隘，亦当分兵严密防守”。虽然仍有商贾或人民逸出关外，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腾越州居民李叶然等人带骡马30余头“潜越”出关[153]，但不成规模。
鸦片战争以后，由中缅、中越及中老接壤区域移居国外或出国的人数大为增加。截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百余年时间内云南移居国外的人，构成近代云南籍华侨华人的主体部分。依靠陆路通道，他们迁移过程，既有渐进式的积少成多，也有因突发事件而形成的规模外迁。[154]
（一）渐进式海外移民的陆线
1.回族商路
云南回族在移居缅甸之前，通常以马帮商队形式从事着云南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在马帮的中转站，逐渐地出现了一些定居的回族商人。因此，回族商人是云南商人的代表，回族商路就是云南华侨华人外迁的主要路线。
日本学者吉松久美子，利用大东文化大学海外短期研究计划，在仰光大学中央图书馆做客座研究员，1996～1999年曾两度前往缅甸实地考察，专门考究了滇籍回族利用交通道路、建立清真寺、成立回族聚居区的过程，确认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回族商人的五条主要路线。
图1-2 19～20世纪初云南回族马帮入缅甸贸易五条干线图
①孟拱商道图 ②八莫商道图 ③畹町商道图 ④邦隆商道图 ⑤景栋商道图
资料来源：〔日本〕吉松久美子撰，涂华忠译，姚继德审校《云南回族入缅商路与移居点考——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中心》，《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
（1）经由孟拱的商路
孟拱商路的起点是腾冲，来自大理的商队一般是在腾冲交替，从腾冲到万莫（音），渡过伊洛瓦底江，穿过锡温岩宾（音），向着孟拱前行。通过卡梅因（音），在隆肯渡过乌尤河，以道茂矿山为目标，经隆肯南下进入杭巴矿山。从孟拱向北转，也有通向德罗的道路。
自从翡翠山的矿脉被发现以来，大批云南人前往乌尤河西岸开矿，产生了大量的客乡人。在20世纪初的头10年里，在亚马拉普拉的中国寺庙里记载的中国人的名字就有6000人之多。其实，死亡的人数应该是这个数字的几倍。
由于太平洋战争以及中缅边界封锁导致锡温岩宾失去了中转站的商业价值，大半居民移居到了密支那的新街区。
（2）经由八莫的商路
经由八莫的商路也是以腾冲为起点，马帮由腾冲抵达八莫的行程在7天左右，他们在八莫以南乘船可沿伊洛瓦底江而下。但绝大多数旅居缅甸的回族，始终是在腾冲和八莫之间往返，乘船前往瓦城从事贸易的人很少。由于1889年在瓦城和仰光之间铺设了铁路，他们往返两地进行贸易的情况得到了证实，仰光也成为缅甸滇籍回族商人的终点地。其实是一条官道，早在中国元朝末期就开始使用了。19世纪70年代，从瓦城就可乘船抵达仰光港，方法是先乘船渡过卡鲁卡塔（音），从陆路到本标，再次乘船前往仰光，也证实了这是一条官道。
八莫商路与经由孟拱的商路一样，从古老的道路可达南海。八莫商路也是“贡使道”，沿着伊洛瓦底江的中游修建了缅甸各个王朝的王都，从王都溯江而上到八莫下船，经陆路到达腾冲，之后到达大理，然后到达云南省府昆明，甚至可以抵达北京。13世纪马可·波罗从永昌府经八莫往缅甸都城蒲甘，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八莫商路是棉花贸易的主要通道。18世纪时往返于腾冲和八莫之间的马帮有约2000头骡马和3000～4000头牛，他们将大量的棉花运往中国。
随着1938年昆明到腊戍的滇缅公路的开通，经由八莫的传统商路便被废弃了，但一度在这里滞留的人数仍然很多，自1998年到现在，在八莫居住的回族有4户14人。
（3）经由畹町的商路
经由畹町的商路起点是保山或腾冲，从畹町可以分三个方向进入缅甸国内，到达瓦城、南渡和抹谷。
早在13世纪时中国人就知道南渡富藏银矿，17世纪时云南大量的劳工外出挣钱就到达此地，矿工也差不多全是回族。此后，云南由于叛乱而导致了矿山的荒废，1860年最终放弃了此地。进入英国殖民时期后，南渡银矿再次被发现，1906年开始采掘后又引来大批劳工流入。
1857年缅甸王定都瓦城后，开始有大量的云南马帮到来。瓦城滇籍回族聚居区的前身就是马帮的野营地。
滇籍回族在抹谷定居的正常化，始于英国人占领时期。他们于1890年建立了清真寺，当时有30～40户回民居住在此。他们在抹谷组织了大量的马帮，来往于抹谷和大理之间，不仅从事玉石和宝石的贩运，也从事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现在的抹谷以清真寺为中心，定居于此的滇籍回民全部居住在一个城角上。这也是缅甸唯一的这样一个都市。
（4）经由邦隆（班弄）的商路
关于邦隆（班弄）的历史，福布斯（Andrew D.W.Forbes）的研究十分详备。经由邦隆的贸易道路和经济圈，在福布斯的论文里已经提到。这条商路以邦隆为起点，分别向南北延伸，向北到达中国保山，向南连接了泰国的夜丰颂。
从邦隆向北的贸易道路是果敢—镇康—保山。他们专门在中国购买食盐、食品和日常用品，从邦隆有时候往果敢运输茶叶。与此为辅的是向南面的贸易，马帮在瑙连渡过萨尔温江，沿途经过当阳、勐崖、杰迪曼珊、莱卡、勐榜、南桑、勐乃等摆夷土司地，最后到达泰国的夜丰颂。他们从邦隆运出鸦片，收取现金，在掸邦购买农具，在夜丰颂购买火铳。
东枝和当阳作为贸易中转站，聚集了大量的旅缅回族。目前，当阳有1200～1500人，东枝有1500～2000人。
（5）经由景栋的商路
景栋商路和上面的四条商道不同，其起点是位于云南东面盆地的昆明。这条商道的主要从事者是通海和峨山的回族马帮。他们在昆明买入商品，然后南下，最后目的地是泰国的清迈。进入20世纪后，马帮的贸易范围更加扩大，南下到了泰国的南邦、帕府、程逸、沙功那空，或从帕尧到湄索，或从清迈经湄萨良到缅甸的毛淡棉。此外，从泰国的清迈出发，沿湄公河而下，可到达老挝的琅勃拉邦。马帮运输的商品有云南的生丝、毛料、锅、斧及铁铜制品，还有鸦片。他们在掸邦和泰国北部购买棉花、象牙、毛皮等土产品，在毛淡棉购买西药和针剂等。
19世纪末昆明和景栋之间有两条主要贸易商道：从昆明或思茅下，经勐往、勐遮、勐昔到勐卡，从勐往到勐海、勐昆下打洛，是到景栋的道路。从景栋到清迈也有两条道路：从景栋经过勐宾、勐萨、勐东、勐杭，经芳县到达清迈，也有经清莱到达清迈的道路。[155]
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滇籍回族华侨于清光绪年间在清迈府回民主要聚居的王和街建王和清真寺，后又建白象清真寺，在清莱府建有者海清真寺。[156]回族在景栋的定居比清迈又稍晚一点，现在有140～150家，人口超过1000人。[157]
2.近代商路
19世纪后期英、法占领缅甸、越南后，为了打开挺进中国腹地的通道，开辟了进入云南的商道，从而进一步推动和便利了云南国外移民的流动。
英法强迫清政府开放口岸，准许修筑铁路。1860年英国曼彻斯特商会向国内报告：“中国西部边区的思茅城早已被中国商民利用为贸易中心，与缅甸商人间进行着大量的贸易；所以，从北古到思茅如能获得修筑道路、开辟交通的便利，一定会给贸易带来很大的利益。”[158]此后英法强迫清政府开设蒙自、思茅、腾冲三个海关，法国更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1897年英国又步法后尘，在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中，迫使清政府同意对英国开放思茅，缅甸的铁路可以接至云南境内。此后英商务领事进驻腾冲，云南南部和西部的边疆门户大开。
英法为吸引贸易和抢占市场，设关之初竞相以低关税甚至免税政策招徕商帮商户。1894年清驻英使臣薛福成与英政府签订之《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第8条规定：“英国亟欲振兴中缅陆路商务，答允自条约批准日起，以六年为期，中国所出之货及制造之物，由旱道运入缅甸者，除盐之外，概不收税；英国制造之物及缅甸土产运出缅甸，由旱道赴中国，除米之外，概不收税。”[159]法国亦曾在蒙自关规定低税率，1887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第三条规定：“凡由北圻入中国滇、粤、桂通商处所之洋货，即按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十分之三，收纳正税；其出口至北圻之中国土货即按照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收纳正税。”[160]
清政府为配合近代商路，也改变了边防政策。早在镇压太平军和贵州苗民起义时，清政府已经抽调云南清军的10%，各地所设的关、哨、汛、塘营兵“逐渐裁撤”。在中法战争前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清王朝已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和允许法国在滇、桂二省通商、减税和设立领事权等等；在中缅边界，朝廷亦指示云贵总督岑毓英“英于中华并无衅端，华商往缅贸易，尽可听其自便，毋须官为照管也”[161]。这样，清政府就改变了此前只通贡物、禁止民间自行贸易的政策。
在中缅、中越传统商道上，形成了不少商业转运中心或集镇。原来的商业中心更趋繁荣，新形成的集镇也很典型。比如，滇西由下关以西至腾冲、保山、龙陵、瑞丽等地，当地人李芷谷对腾越边区的变化曾有记述：“因军事的缘故（指咸同之变），打通了永关缅甸的商业大道，尤其是当时的武人们，都解下他的官囊来经营投机事业。一经提倡，从此闭关自守的腾越，开始走上了商业的市场，一时生气勃勃，开了一大机运……自同治以后到光绪初年，这一时期中乘着新兴人才的勇气，经营那新兴的市场……二三十年间把一个冷落的腾越变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永关腾缅路上，车水马龙，热闹不已，连那荒野的蛮允受了商业的余波，店铺林立，地皮高贵，谷米有价，房屋成线。”[162]
大批大商号得到空前的发展。出口缅甸的大宗商品生丝，清初即已成为畅销品，以至于“在上缅甸的核心地曼德勒的洞矛，家家户户都有织机，主要织丝纱笼，都是女工操作，产品销售于全缅，后来洞已也发展了丝织业，生丝的需要量更大，生丝出口促进了缅甸丝织业的发展，而缅甸丝织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我国生丝出口量的增长，因而使生丝输缅成为大宗商品。生丝出口经济价值高，能赚钱，需要量又大，经营此业的大多是云南的大商号”。这些商号包括：腾冲帮的洪盛祥、茂恒、中和记等商号；喜洲帮的永昌祥、锡庆祥；鹤庆帮的兴盛和、福春恒以及昆明的荣信昌等。“云南丝商们由腾冲雇马帮，马不停蹄地运到八莫，再交由轮船由伊洛瓦底江转运到曼德勒。据1931年的统计，在洞矛的丝织厂已达百家以上，工人多达45900余人，所需我国出口的生丝年有增加，鼎盛时期每年高达两万担左右。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42年，随着日本侵占了缅甸后，暂告终止”。[163]为满足需求，滇商还广至四川等地收购生丝或设立丝厂。如在四川建昌建有丝厂，“纺丝、条丝大量运缅销售，由建昌到下关以前，马道要由会理走元谋到下关，建昌生丝运来下关，棉纱又直付建昌，大批成帮运输。货运频繁，改道由建昌走盐从台防进云南白菊坝永胜到下关，直接付运，永胜到盐源无宿站，沿途‘开亮’。大批马帮，每次都是一千多驮，运去棉纱，运还生丝”。[164]
由缅甸进口滇境的大宗货物棉纱，同样经由在缅居住的滇侨、商户转手：“在19世纪末期有印度巴基斯坦的商人，把他们生产的大量棉纱和布运到仰光、曼德勒兜售给滇侨。这两种商品称为洋纱、洋布，体积小，极便马驮运输，棉纱每驮可运18捆。极合滇民织布需要，较之过去用进口棉来手工纺纱，既省了繁重的劳动工序，又降低了土布的成本，因而颇受广大织户的欢迎。”[165]这种棉纱进口一年比一年增加，八莫至腾冲的通道上，经常有许多马帮赶着为数七八千头至一万头的马驮川流不息地运输棉纱。
滇西商道，尽管近代以来历有拓辟，但运输方式，直至抗战期间，仍以马帮为主（抗战期间汽车主要运输军需品），需要大量人力及相应的马店、客栈服务。因此上述贸易规模，吸引和容纳着为数不少的滇民以及广东、福建、江西、四川及两湖商民。
在中越接壤的滇南贸易线，尽管亦有不少商户商帮，但由于滇越铁路直达昆明，承担了大量的货物运输，因此较滇西线显得平淡。然而在滇越铁路通车前，思茅、蒙自均是滇南重要的转运中心，许多商帮活跃于这条商路，即便在滇越铁路通车后，这些商帮仍以日用品、棉纱、茶饼等货物进行长途贩运。由河西（今通海）回族赶马人马同柱及马泽如兄弟等创设于昆明的原信昌商号，即通过昆明—墨江—思茅—江城—景栋（缅）—丰沙里（老挝）—清迈商道经营贸易。
据其记述，这条商路的许多赶马人，有的“不幸在途间骡马着‘慢症’损失较大，失去了大部本钱……只得就在泰缅打雨水（即在当地度过雨季——原注）另谋出路，或给人驮运短脚，或来往短途买卖棉花山货。等到得了利益，才带信回家。也有的就流落国外，娶妻生子不回家了”[166]。
上述情况表明，大小商户、赶马商贩及其雇用的力夫、脚夫等辅助人员，在经营我国与越、缅、泰、老等国的贸易过程中有不少留居于外地。但是，他们的人数还不算多，滇侨最主要的来源，是外出务工者。其中滇西一线各地较多，又以腾冲、龙陵等县最为集中。“穷走夷方急走厂”是滇西一带长期流传的说法，其中的“厂”指缅甸的老银厂、玉石厂等，反映了滇西人民外出务工的背景原因及与缅北矿业开发的关系。
缅甸与中国相邻的曼德勒、密支那，矿藏有玉石、银、锡、钨等。清初南明入缅的部分移民即在曼德勒县玛塔耶附近的波龙大山采银矿，“世据波龙之银厂，以富甲诸邦称”，并吸引国内内地的大量人前往，乾隆初厂丁达到4万余人。进入近代后，英国殖民者除开辟商路外，还大力开发当地资源，其情况是：“在缅甸开发矿产，如新老银厂等。又利用我滇人的廉价劳动力，大量招收各县劳动人民为苦工。每年霜降后，九、十月间秋收过后，弥渡、祥云、普朋、镇南（今南华）、姚安、大姚等县的劳动人民，成群结队前往做工，因人数过多，沿途宿站不能容纳。到来年二、三月间归国。他们在工地上虽只有三四个月的工作时间，而工资计件，无不夜以继日，时间虽短，收入还多，年年都有人去，每年总有四五万人，有时达五六万人。也有少数人在工地上打雨水长住的。这多是腾、永的劳动人民。因雨水下地后，瘴疠疾病威胁，非老工人不敢长住，所以百分之八九十只是一年去一次。这些做工的人，除云南人外，也有少数福建人，但为数不多。”[167]
由保山至腾冲再至八莫的腾越大道，在民工往返的季节拥挤异常，又怒江天险跨越不易，乃有华侨捐资筑桥以便往来。“向日龙陵保山间怒江上之惠通桥，即由缅北银矿厂华侨所捐建；腾冲保山间怒江之上有惠人、双虹两桥，亦因加条筑。腾越海关并在边境各处设卡缉私。早年干冬季节，云南境内皆有千百农民成群结队入缅做工，翌春清明瘴发，再行返滇从事农耕。季节性之迁徙者，为数颇有可观”。[168]
除采银、铅矿外，众多滇侨还开采玉石。缅甸玉石主要分布在缅北孟拱、帕干、坎底等地。清中叶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这项玉石产品，在缅甸采挖经营，一向为滇侨执牛耳……因为他们经验丰富，懂得玉石山口，看皮壳就可以断定内容好坏的五六成。为此，英殖民者不好自己开采，但他们又不放过这方面的掠夺，实行了一种所谓包岗制，每三年公开拍卖岗税一次，谁出岗银多，归谁经营……当时，岗家多是云南经营玉石的大户。包过岗的有张宝庭（腾冲和顺人，时称玉石大王）、李寿郁（腾冲绮罗乡人）、董桢庭（又名董朝聘腾冲大洞乡人）”。[169]其中董桢庭包岗十多年，其所采玉石产品成为驰名珍品。
当时滇侨多集中于缅甸北部。许多以经商及贸易为主的商户，亦多在这些地区开设商号，一方面为矿工提供商业服务，同时吸收其存款，提供款项汇兑，利用现金收购棉花、棉纱等进口货；又在腾冲、保山、下关滇西各县给季节性工人或长居外地的工人家属提供取款。
泰国方面，在19世纪末期，平均每年有10多万中国劳工进入泰国，绝大部分为广东、福建人。云南籍侨民多为经商而至。前述昆明原信昌商号，在抗战前已将从云南至缅、老、泰的商务连成一线，转运各地货物，驮马并不放空。另楚雄回族马超群，在内地及昆明、香港、泰国和缅甸均开设商号。由玉溪回族马佑龄所创办的兴顺和商号，原主要在昆明、玉溪及四川等地贸易。1855年因至麦加朝觐，曾在缅甸、泰国等地考察，看到清迈洋靛染布较好，乃组成马帮，经营滇、缅、泰间贸易。峨山、个旧、邱北以及滇西巍山、永平、洱源等县，亦多有回民及其他马帮经营转运贸易。20世纪40年代以前，我国赴泰移民较多，广东、福建人大多从海路去，而云南陆路赴缅、泰者，以商人、马帮较普遍。
滇南一线，则以修筑滇越铁路，吸引大量内地及越南民工。本地人外出做工者没有滇西那样普遍，但经商赶马帮者为数也不少。红河县等地也流传着“下坝子”“走烟帮”。该县迤萨镇“下坝子”，以四五人相约，“赶马到边境者米、刺通坝、易武、勐捧以及越南莱州、老挝琅勃拉邦一带坝区，采购棉花、山货，贩卖日用土杂百货。后来发展为在国内外贩运鸦片为主，人员和组织也随之增多壮大。‘下坝子’的历史阶段大约是1883～1951年的70年内”。现该镇是滇南重点侨乡之一，全镇在外华侨370户，1251人；归侨11户，18人。[170]其侨居地包括老挝川圹、越南莱州及河内、泰国清迈和曼谷等。
另外，河西（今通海）、玉溪、峨山等地也有不少马帮商队，贩运毛毯、黄蜡、黄丝、土布、缎子等货物到缅甸、泰国。民国初年云南禁烟，不少马帮即贩卖鸦片，有运至内地者，亦有运至泰国等地的。
（二）突发式海外移民的陆线
近代云南突发式海外移民，主要是两次战争的结果，失利一方的大批人马突然退入周边国家并定居。由于是战败逃难，因此没有固定的路线，但在国外则在当地允许的固定之地收容聚居。
其一，滇西杜文秀起义兵败外逃。
鸦片战争后，云南的汉、回地主和商人，因争夺矿权和绅权，矛盾加剧，族间仇杀不断发生。清政府采取“汉强则助汉杀回，回强则助回杀汉”的反动政策，有意制造和扩大民族矛盾。冲突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回民反清大起义。1856年杜文秀被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建立起大理革命政权。大理政权建立后，打出“救民伐暴”的旗号，制定“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和“联回汉为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的口号。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集结军队，加紧进攻杜文秀政权。1872年清军围攻大理，杜文秀求保全百姓服毒后赴清营，被杀。
清军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在若干地区制造了“屠城”“屠村”惨案。许多民众的财产被掠夺和强行霸占。其中受害最严重的是回族群众。例如清军围攻大理城，岑毓英说：“贼数万之众，或死于出战，或死于守城，或死于火焚，或死于水溺，凶酋悍党悉数歼除。”[171]究竟在大理城当时杀了多少人？史无确切记载，一般认为达数万人。在全省各地的起义地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发生杀戮事件，以致人民流离失所，各地人口锐减。侥幸得生还者，其田产财物多被夺占，而且回、汉群众均难免其灾。云南县（今祥云）“田四千余丘，房屋地共二百余块，山十余岭，坝塘十余座”全部作为“叛产”；剑川县“杜文秀失败后，回民产业全部归公”[172]；洱源县土庞、鸡鸣、三枚村在杜文秀起义失败后，又遭清军第二次屠杀、抢劫，房屋被烧毁，全部地产作为逆产‘归公’”。巍山县回汉族的地产均被侵占，澄江县有清军纵兵“降回，并及汉民”。“鹤（庆）、丽（江）、剑（川）、邓（川）、浪（穹）等处，各军官假占逆产为名，而汉族之被夺者居大多数，得归复业者仅数百户耳”。[173]
在清军的反攻倒算下，云南各地汉回群众离乡逃难者不计其数。滇西各县区，因此而沿腾冲八莫入缅甸做工，“急走厂”者当亦有相当数量。杜文秀起义军将领马麟玉率领一支队伍冲出重围，最后只剩下80人（男60，女20）逃到边界果敢地区滚弄三江口，向当地佤族拱别王部落请求收容，被指定到黄树窝箐的阿佤山安家落户。定居下来后，佤族部落王委任马麟玉为头目，管辖15个村寨。回族难民有了落脚地的消息传出后，云州、顺宁、缅宁、镇康等地难民纷纷向这里搬迁。大家搬拢住在一块，时间一长，就称这块地方为“搬拢”，后觉不雅，又改为“邦隆”，最后定为“班弄”[174]。杜文秀起义失败后，李大少爷（起义军将领李国伦之子）领了900人自腾冲逃到缅甸，在缅的回族大多是李大少爷带去的，被安置在仰光附近的鸡鸣墩。[175]
其二，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败退。
云南解放前夕，部分国民党军队由川、黔败退入滇，企图利用云南陆路通向境外的条件，阻击解放军或进行游击战。当时进入云南的主要是第8军、第26军及一些机关团队的残部约4万多人（不包括云南保安团队改编的第74、93军）。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并迅速占领成都，切断胡宗南集团向滇、黔方向的退路并继续向云南进军。12月9日卢汉率地方部队宣布起义。国民党第8军及第26军部分残敌由元江得脱，遂沿普洱进入西双版纳勐海等地，其大部又被追歼于镇沅、车里（今景洪）、打洛等。最后仅第8军第237师709团一部约1000人在勐海县边界地区越过国境逃入缅甸，在境外又碰到第26军第93师278团残部约600人。此后又搜罗了一些流落在外的马帮，共约3000人，长期盘踞在缅甸、泰国、老挝边境“金三角”地带。另第26军第161师482团残部逃入越南，结果被法国军队缴械。[176]
三 现代西藏人口外迁的路线
（一）达赖出逃路线
1959年西藏上层集团策划组织全面叛乱，挟持达赖外逃到印度。外逃沿途要地都有叛乱武装警戒接应，可见途经路线是事先选定的。
3月17日夜晚，达赖和索康、柳霞、夏苏三噶伦，副官长帕拉，副经师赤江等官员以及达赖的家属、随员、藏军卫队等600余人，从罗布林卡南渡拉萨河，逃往山南。
3月26日，达赖叛逃集团一行抵达山南隆子宗。他们在这里召开了群众大会，由索康代表达赖宣布“西藏独立”，成立所谓的“西藏临时政府”，将隆子宗定为“临时首都”，企图以雅鲁藏布江为屏障，以印度为后盾，争取国际支持，进行长期叛乱，谋求“西藏独立”。
3月31日，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击溃山南的“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达赖集团长期抵抗的企图一时化为泡影，只好率众经错那、沙则、仲昆桥，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占领区。
4月1日，印度外交部正式宣布已允许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进入印度领土，并派出了外交部司长梅农到邦迪拉迎接达赖一行。
4月3日，印度外交部又通知我驻印大使，说明印度政府已经让达赖及其随行人员进入印度境内，并在印度留居。
4月18日，达赖叛逃集团一行在前往印度北部穆索里的途中，在提斯浦尔发表了鼓吹“西藏独立”的《达赖喇嘛的声明》。
4月22日，在达赖一行抵达印度穆索里时，他们再次迫不及待地以达赖的名义发表声明，称4月18日在提斯浦尔的声明，是在达赖的授意下发表的，表达了达赖自己的看法。4月2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穆索里会见达赖，同达赖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谈话。
1960年初，达赖在穆索里成立了“流亡政府”，组成了流亡噶厦及其下属机构。1960年5月，印度政府将达赖集团从穆索里迁移到印度西北部的达兰萨拉。1960年9月，达赖叛逃集团在达兰萨拉召开所谓的“首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并将3月10日定为所谓的“西藏人民起义日”，在以后每年这一天，达赖集团都要进行纪念，发表声明，坚持“西藏独立”。大会公布了“宪法”，宣告成立“岗钦结雄”即“大雪国政府”，也就是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达赖为“国家首脑”[177]。
（二）其他藏人出逃路线
陆续外逃的藏族人达数万之多。其情况复杂，历史渊源也不尽相同、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西藏少数由外国帝国主义、扩张主义长期培植起来的分裂主义分子，从历史上国民党统治时期就一直从事“西藏独立”的活动。在帝国主义的策划、唆使之下，劫持达赖，叛国投敌，盘桓国外，企图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有朝一日返回西藏，东山再起，实现“西藏独立”的美梦。
第二，其他藏区的一些土司、头人、封建地主和上层僧侣，主要是逃避和反对民主改革，企图依靠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向我抗争，以保持其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与剥削。他们眼见西藏分裂主义集团劫持达赖出逃，受到印度政府的庇护，为了保存自己的身家性命，便携带家眷、佣人和贵重财物，追随达赖外逃寻求庇护，在国外坐观事态变化，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但并不都赞成分裂祖国和“西藏独立”。
第三，川、青、甘、滇等省藏区漏歼逃窜西藏的叛乱武装，原意是逃避清剿，到西藏后，被恩珠仓·公布扎西等人收罗，组成“四水六岗卫教军”，参与西藏叛乱。遭我平叛大军击溃之后，他们在西藏不能立足，回窜原地也不可能，走投无路，被迫携械外逃，并在沿途胁迫一些群众出逃。
第四，还有一些喇嘛、群众、妇女、儿童、边境居民，为谣言所迷惑，怕共产党“不准信仰宗教”，怕“没收牲畜、财产”，怕“汉人要把儿童带往内地”，特别是听到他们信仰、崇奉的达赖喇嘛和各教派大活佛已经逃往印度“避难”，他们也就携家带口“跟达赖喇嘛走”“跟活佛走”。毫无政治目的地盲目追随或被胁迫外逃。
他们外逃的时间延续较长，大多是在1959～1961年，少数则是1962年、1963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后，我边防力量加强，西藏境内趋于稳定，印方也拒绝藏族人入境并加强了对外流藏族人的监控，因此藏族人外逃自1963年后已杜绝。“文化大革命”期间和80年代以后，陆续又有一部分藏族人偷越或利用我改革开放政策出境。其中大多数是流亡藏族人的亲属、封建领主、僧俗上层及其子女，还有个别表现不好的学生和对组织不满的藏族干部、工人、教员等。[178]
西藏的西南部与尼泊尔、印度、不丹等国接壤，边境线约4000公里，在西藏的71个县中就有22个边境县，20多个对外开放口岸，上百条边境山口通道。自古以来，藏民族就有与邻国通商和通婚的习俗，这些山口通道为藏民族和邻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参叛、被裹胁的藏族人，成千上万，仓皇越过中印、中尼、中不、中锡边境，一批一批地分别涌入印度、尼泊尔、不丹和锡金[179]等国。后来个别出逃的藏人，一般晓宿夜行，多数走高山峡谷。[180]
总之，除了达赖等有组织有计划地出逃以外，其他藏族人大多数没有固定的路线，可以用“慌不择路”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