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口外迁的类型和背景
当代中国移民主要包括家庭团聚移民、留学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劳务移民、政治移民六种移民，非法移民大部分可以归类于劳务移民。历史上，西南三省区人口外迁的形式多种多样，个人或家庭的移民形式更复杂，就大规模的外迁而言，其类型可以分为民族、政治和经济三大类。[67]其中广西人移居国外的类型最多，大体上体现为11种，即被越掳掠、政权更替、反抗失败、征战未归、逃避征兵、出国谋生、经商居留、贩卖人口、契约华工、民族迁移、正常移民等[68]，但都可以归入上述三类。这样的分类办法是普遍的，更是粗略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突出西南移民区别于沿海移民的特点，另一方面是为了贴近现实，借古鉴今。三省区之中，广西的移民最多，且以清代最集中，因此以清代广西人外迁为例展开论述。
一 人口外迁的类型
清代广西向国外移民，是广西历史上迁徙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迁出地空间分布最广，迁入地范围最广，民族成分、职业身份元素最多的朝代。主要移出地是桂东南、沿海地区和边境地区。移居目的地（除契约劳工外）均为周边国家，主要是越南。清代广西人口外迁，明显地形成了民族性、政治性和经济性三种类型。与中国东南沿海清代人口外迁相比，经济性移民的背景和动因大致相当，而且受到广东“过番风”的影响；政治性移民相当突出，特别是越南有可以水陆并用的退路；民族性移民更是形成鲜明特色，因为东南沿海不是民族地区，更没有跨界民族。
（一）民族性移民
民族性移民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的移民，有的是集体迁徙，有的是集体迁徙后的聚集，最终在异国他乡仍然保持聚居习惯和聚居状态。
广西壮、瑶、苗少数民族移居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以清代为主要时段，以越南为主要目的地。越南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数量，遂成世界之最。据赵和曼估计，1989年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的总数有145万人，大多数是清代从广西迁徙去的壮、瑶、苗族及其后裔。[69]
1.壮族移民
明、清时期广西壮族（自称布侬、布陇、布傣、布土、布僮、布沙等）大批迁居越南，成为该国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今天，中国的壮族，在越南已分化为五个民族：岱族、侬族、布标族、拉基族和山斋族。[70]
“侬人（越南）祖先原居住在广西境内……主要分布在高平、谅山、北太、河宣、黄连山、广宁等省。”[71]1989年越南统计有侬族70.5万人，越南学者认为侬族迁移到越南“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在我国（越南）的大多数侬人，是从中国广西移居而来的”。[72]
“在越南的侬族、岱族，‘绝大多数’、‘大多数’来自壮族，来自广西。”18世纪，〔越〕黎贵敦《见闻小录》称：“（宣光）侬人都是中国境归顺、龙州、田州、富州、太平、羁思城、洪（向）武等十二州之人，这些人漂泊到我国后，从事耕作，并承担赋税和劳役。”该文所述各州（除富州属云南外）均为广西西部壮族聚居地区。
德国人Robertiteine，Gejder认为“东京（越南）北部之土人（壮）出自广西”。“后来之侬（nuny）亦出自广西。”“据说在（越南）谅山、太元（原）、安州等都有二万多侬人（壮），完全是广西及本地（防城）迁去的。”[73]
“在近几个世纪内，移居越南的许多侬人支系仍保持原称。从他们保存的家谱、供册、唱本中可清楚地知道，他们到越南只有9～10代，即只有200～300年的历史。”[74]他们主要迁居在越北的高平、谅山、广宁、河江、宣化、安沛、老街等省。据考证，这些侬族即为侬智高及广西农氏的后裔，他们大约是在1616～1795年，也就是清朝太祖至高宗（乾隆帝）年间，从广西西南部壮族聚居的天等、大新、龙州、崇左、靖西等边境地区迁徙去越南的。
2.瑶族移民
广西瑶人的不同支系，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路线迁入越南北方山区。今天，中国的瑶族，在越南分化为瑶族、巴天族、山由族。
17世纪末叶，青衣瑶从广西迁入越南的芒街、陆岸、敦河、宣光、安沛、老街等地。
18世纪末叶，红瑶和钱瑶从广西、广东迁入越南的高平、北太、河宣等地。[75]
越南“光中”（西山朝阮文惠年号，1789～1792）之前，广西一部分蓝靛瑶已经迁居越南。瑶人李壹真从越南将“信歌”《交趾信》传回广西凌云，信中称：“复信泗城（即凌云县）回玉昆……开花交趾隔洪水，共人过岸右边山……不比广东万样全，光中退朝京城管，不闻何处有委移。”
16世纪，广西十万大山白云山地区的瑶族大规模迁居越南，越南定名为“山泽族”。17世纪末叶，由于不堪忍受中国封建君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广西部分瑶族迁居越南的广宁、海阳、北江、永富、太原和宣光，定居于贫瘠山区深山老林之中，越南称为“山由族”[76]。
16～17世纪，广西的“红瑶”“头瑶”迁居越南河宣省，越南定名为“巴天族”（1982年人口约2000人）。他们是经芒街、太原而北上河宣。瑶族信歌《交趾曲》也证实，大约在清代咸丰年间，广西恭城东乡一支瑶族迁往越南。
广西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徙性移民，当然不会永久住于某地，他们还要辗转迁徙其他国家和地区。他们迁徙的第一站是与中国接壤的越南、老挝、缅甸等地，再迁往泰国，然后再由东南亚迁到美国、法国等。1995年国外瑶族人口约有50多万，主要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加拿大、美国、法国、新西兰、墨西哥等地。[77]
乾隆四十八年（1783），被官兵征剿的广西瑶民，一些人迁到安南（越南）便面府（奠边府）和猛科、猛天、十八天平等地谋生。至1793年的10年间，又有少数人再迁至老挝进入桑怒、猛寨、南池（塔）、猛徐等处居住。“150年前，清朝末叶，一些广西瑶族经越南、老挝转迁到泰国北部四府（清莱、帕夭、难、清迈）”。[78]
“法国瑶族源于中国……从他们珍藏的迁徙路线实录看，大约明末清初还在广西境内，随后迁往云南，一部分由云南出境进入老挝，部分辗转越南进入老挝。”[79]
“美国瑶族的祖先是在200年前从我国广东、广西、湖南等地迁往老挝和泰国的。”[80]
2009年12月2日，泰国清莱瑶胞代表在广西贺州出席“盘王节”时称：“自从祖父辈迁出中国，全家便一直居于国外。”“我在这里（贺州）找到了很多的瑶族亲戚”，“现居泰国的瑶胞近15万人，分散在泰国各地”。
3.苗族移民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明末清初时期，广西有一些苗族移迁到越南、老挝等国。“苗人原住在中国广东、广西、湖南和贵州等地，明、清两代迁至云南后，有一部分继续向西南迁徙，进入老挝境内。”[81]老挝学者富米·冯维希和坎占·巴迪也认为，“苗族和瑶族于1840年开始从中国南方来到老挝”[82]。
据中外学者考证：现定居在越南、老挝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苗族，大多是在清代雍乾、乾嘉和咸同三次大起义失败后，先后从贵州、广西、云南迁去的。清初，苗族分两路迁入越南的同文县和老街省北河县。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又有一万多苗族从贵州、云南和广西迁入老街、河江、安沛等地。有的人认为，1810～1820年，由贵州、云南和广西迁去老挝的苗族有5万人之多。
（二）政治性移民
政治性移民就是指通过军事力量反对当时政权的斗争，抗争失利，只好避难国外。主要有“义不事清”的龙门、高雷廉总兵杨彦迪、陈上川部属，太平军余部，黑旗军、黄旗军部属，天地会等会党余部，孙中山在广西历次起义的余部等。
1.“义不事清”移民
广西钦州龙门总兵杨彦迪、高雷廉总兵陈上川所率部属，是清代广西通过海域，向国外迁徙的政治性移民集团，规模最大，组织最强，人数最多，自组战船，海上迁移，最为独特。“己未，三十一年（1679）春正月，故明将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率兵三千余人，战船五十余艘，投思容沱灢海口（越南顺化附近的两个海港，即今岘港）。自陈以明国逋臣，义不事清，故南来，愿为臣仆。时议以彼异俗殊音，猝难任使，而穷逼来归，不忍拒绝。真腊国东浦（嘉定古别名）地方，沃野千里，朝廷未暇经理，不如因彼之力，使辟地以居，一举而三得也。上从之。乃命宴劳嘉奖，仍各授以官职，令往东浦居之。又告谕真腊以示无外之意，彦迪等诣阙谢恩而行。彦迪、黄进兵船驶往霄腊（今属嘉定）海口，驻于美湫（今属定祥），上川、安平兵船驶往芹除海口，驻扎于盘辚（今属边和），辟闲地，构铺舍。清人及西洋、日本、阇婆（爪哇）诸国商船集，由是汉风渐渍于东浦矣。”[83]“龙门总兵”的驻屯地系今广西钦州龙门岛一带，“高雷廉总兵”的管辖区包括今广西的合浦（廉州），这次海上集团移民中许多是广西沿海人。
明末清初，客家起师抗清，客家人兵败而被迁移。一部分人从广东的东部和北部迁到中部及南部滨海地区（今广西钦州、廉州、防城沿海地区），一部分人还继续远迁至北仑江以北的海宁地区，成为海宁地区的原居民，他们过去一直坚称自己是中国人。据迁居法国的“侬人”（属客家艾人）首领、法国法亚友谊总会会长陈润威称，他“出生在越南芒街，父亲是中国广西人，年轻时来越南做生意，遂落户于此。而侬族（艾人）的祖先原住在广东的钦州、廉州、防城、灵山（均属今广西境）一带，后战乱中迁入芒街等地”[84]。
2.太平军余部移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广西发生一系列的反封反帝起义斗争，许多志士因失败而移迁国外。
1851年在广西桂平金田起义，初期约2万人，其中壮族占1/4。在起义失败后，一些革命者避难国外。如东王杨秀清之弟杨辅清（广西桂平人），经上海逃至美国旧金山。[85]一些称为“艾人”（即讲客家艾话的汉人）的祖籍在广西防城县五洞地区。17～20世纪，从广西的钦州、廉州、防城、灵山一带先后移居该地（越南海宁省）。其中一些人是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和驱逐，于1849～1863年，被迫迁到海宁地区的。
3.黑旗军、黄旗军移民
刘永福率部300人进入越南（1867），在六安州正式创立组建黑旗军，其成员大多系广西人，在越征战、生活18年之久。“1885年8月刘永福奉命率3000余人回到国内，留居越南的黑旗军余部连同家属有近万人之众”。[86]黑旗军余部计有黄俊芳、谢炳安、陆东环、刘文谦、朱水清、梁三、刘志雄、练忠和、王玉珠、韦高魁、邓过霖、梁茂林、黄爵元、汤宗政、叶成林、魏名高等人。[87]大多留居越南继续抗法。刘永福的黑旗军曾多次派人回广西招募新兵，在钦州、防城、龙州、靖西、宁明、上思、博白等地的汉、壮、瑶、苗、京族群众纷纷应招赴越。越南河宣省“一部分岱族，就是黑旗军的后裔”[88]。
广西会党活动。清光绪末年，“1902～1905年，广西各地爆发了天地会领导的反清大起义——王和顺所部3000人，战败后退入十万大山坚持斗争。后来，王和顺又带领一些人逃往越南，侨居西贡”。“黄守忠，广西思州（今宁明县境）北江人……加入农民起义军。为了避开清朝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捕杀，他带领800多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起义队伍，从广西转移到越南”。[89]在1864年之前，已有“归顺吴逆（指起义军首领吴鲲）因粮食不继，率党五六千人，窜扰越南（这支队伍就是后来的黄崇英在越南率领的黄旗军）”[90]。
4.钦廉防、镇南关武装起义余部移民
孙中山在广西钦廉防、镇南关发动三次武装起义（1907～1908），失败后，部分起义军以及当地支持起义的民众，纷纷逃往越南。“1908年4月29日，韦云卿（广西南宁人）又随革命党人在河口起义，在历时二十多天中，他每次临阵，都奋勇当先。后革命军因粮饷告缺和众寡悬殊，遂告失败。之后，他率部600多人退入越南，被法军解除武装，送往新加坡”[91]。
广西移居国外的义军成员中具有多民族成分，属政治性移民框架之内的具体个人民族成分，因而不列入民族原因。
（三）经济性移民
经济原因与民族原因、政治原因不同，不是集体行动，不是非跟集体走不可，而是更强调个人动机和意愿，最后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会合起来而形成规模。主要有契约劳工，以及其他工、农、渔、商移民。
1.契约劳工移民
这是经济性移民的主体，人数有3万～4万。
广西的契约劳工，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等地），非洲（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等地），欧洲（英国、法国等），美洲（美国、古巴等）以及日本等地。法国政府在清朝廷所在地北京，设有招工局，曾派官员李广安到广西设立招工点，在广西东兴对岸的芒街也设有招工处。1896～1897年，法国在越南芒街招募华工（主要是广西钦州、廉州、防城等地区的农民），先后分四批，共3003人，运往非洲马达加斯加修路建桥。“法国政府征服大岛（指马达加斯加）后，把修筑公路网列入首要任务，由于马国劳力不足，法国要求印支总督协助招募中国劳力。在中国—东京湾交界城市芒街（广西东兴对岸）招募了三千名中国人……这批人被分派修筑通往塔那那利佛的公路。”[92]“华工分四批抵马，总数为3003人。第一批499人于1896年5月10日抵达塔马塔夫，第二批614人于同年8月25日抵塔马塔夫……另外两批是1897年到达的。”[93]马国华人“他们大多是1840年以后从中国两广（广东、广西）招募去的契约华工之后裔”[94]。在此期间，在法国马赛登陆的华工，有一批“达五千之众”，来自“云南、广西等省”。“由李广安君亲诣云南、广西等省招致……八、九两月，华工到法者约五千人，在马赛登陆，分赴各处”。[95]英国当局在鸦片战争以后，于19世纪末叶，将广西的北海（光绪二年开始）和梧州（光绪三十年设立契约华工接收站）两个口岸作为招募贩卖广西契约劳工的主要基地。如北海港，光绪五年（1879）从北海口岸转运香港再卖到新加坡的劳工达500多人。博白县英桥乡稔子坡庞敦武［1883年为新加坡（高廉桂）三和会馆创始人之一］，就是在清朝光绪年间被招募去新加坡的。光绪十五年（1889），有几批广西劳工，从北海运到印度尼西亚（日里），从事种植工作。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1300名广西劳工，从北海（乘德国轮船“成洛时”号）运往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光绪十七年（1891），有1000多契约华工，从北海港出国。往后，1900年达1832人，1901年和1902年分两批共约3000人，1903年2380人。据资料统计，1891～1911年的20年间，从北海港口岸出国的华工超过两万人，其中多为广西北海、合浦、钦州、灵山、梧州、岑溪、玉林、容县、博白、北流等地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3～9月，英国的太古洋行，曾在广西梧州口岸招募1700多名华工，经香港运往南非开采黄金和钻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岑溪县水汶乡被“卖猪仔”到东南亚的，占全乡华侨总数的90%。清末至民国中叶，桂平县有四五千人出国，其中80%属“卖猪仔”出洋。1904年，梧州三角咀黄辉龙等25人，从梧州乘船经香港与其他数千劳工，被卖到印度尼西亚（邦加）荷兰人经营的锡矿打工。1903年3月至9月，英国从香港为南非运去1700多名华工，是由英商太古洋行领款到广州附近嘉应县和梧州（广西）四乡拐贩到九龙荔枝角装船出国的。荷兰殖民当局在北海设有招工所，光绪十七年（1891）清政府曾一度禁止华工出国，但荷兰却仍在暗中招募，冒充普通旅客，经香港转运去文莱等地。“清咸丰末年，仅容县就有千多人被运到印尼巨港，替殖民者砍伐森林、开芭、种芭，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许多人在荷兰殖民者惨重剥削下死去”。[96]“清光绪六年（1880），当时在驻古领事署注册的广西华侨有341名”。[97]广西人陈胜，原系太平军的将军，失败后，被当作“猪仔”卖到古巴做劳工。“1886年，德商建成森宝洋行，是为北海最早的洋行，该行专办水运及代理招工等。”[98]“1904年，南非洲德兰士瓦金矿公司在梧州设招工据点，招募华工。1905年，荷属东印度邦加岛锡矿公司派员到汕头、北海等处招募锡矿华工。”[99]“广西人，最早出洋的，多数是陆川、博白、贵县、兴业各县人士，亦以讲客家话者居多。经由廉州北海之港口，搭船到新加坡上岸后，即由包工头安排分配往荷属邦加岛或马来联邦及其他地方工作，斩大芭，种树胶，种黄梨，或做割胶工人、锡矿工人、斩草工人等”。[100]清代广西经济性移民，以契约劳工形式，迁徙更远的海外谋生，虽数量较多，但形成高潮时间较晚，结束较早，以汉族为多，以单身青壮年为主。主要是农民、工人出身的贫苦大众，还有一部分是各类义军失败后出国避难的革命志士。“迁出地”为桂东南、桂南沿海或近海地区，“迁入地”为东南亚以及非洲、欧洲、美洲地区。
2.农民移民
清代，移居越南开荒的广西农民日益增多，经过多代人的辛勤劳动，开荒出大片良田。“艾人（汉族客家人）原先居住在中国广东省防城县（今属广西）五洞地区，现在集中居住在广宁省芒街、广河、先安和属河北、北太、高谅、河仙等省的一些地方……上方人（汉人），原先他们居住在广西钦州、合浦。清代迁入越南，如今居住在广宁省芒街”。[101]“廉州人（汉人），原先他们居住在中国广东（今属广西境）廉州、钦州、合浦，清代迁入越南，如今居住在广宁省芒街”。[102]“早在300年前，就有讲山瑶话的中国人移居越南广宁省。随后数以万计的汉族穷苦农民相继移居越南广宁省各地，最集中在芒街、广河、先安、锦普等县”[103]，如今在广河县马斯乡的吕六田、凌溪乡的陈晚田、竹排山的唐九田等村庄，就是以当年广西农民开垦者命名的。
3.工人移民
“越南（主要在北部）的采矿工人大多是从我国广西招募过去的劳工”。[104]“丁酉，永盛十三年［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二月，定诸镇场矿限制。各镇金、银、铜、锡诸厂，多募清人掘采，群聚日众，恐生他变，乃定例每矿多者三百人，次者二百，少者一百，毋得过数，于是场镇始有限制”。[105]［雍正九年（1731）七月戊子］又谕：“广西道通交趾，闻该地有无知愚民，抛弃家业，潜往交趾地方开矿。”早在1865年，就有广西等地的华侨工人到越南北方的煤、银、铅、锌、锡矿山打工。由华侨开采的规模较大的矿场，主要有太原宋（送）星银厂、交趾都龙银矿、兴化蝎嗡银厂等。有的“一厂佣夫至以万计”。鸿基煤矿，“到1886年才由法国东京煤矿公司垄断，但其劳动力和技术力量的大多数还是华侨，共有2.3万多名华侨工人在这里从事采矿”。[106]“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十七日，安南国王咨文：兹有本国送星厂（在太原通州）出产银矿，召商开采……送星厂聚五千余众，自应押令回籍……至册开厂之人籍，隶广西、江西、湖南、福建各省”。[107]晚清时期，在越南芒街，“1897年前后，有位名叫老董（董福伦——东兴人）的开办第一个碗厂。此后，一些华侨陆续办了其他碗厂”，“雇用的是广西博白、合浦的高德、小江等地技术工人，和廉江、钦州、防城、东兴等地的工人”。[108]“据合浦县同乡会（1948）统计，芒街碗厂有浦北籍的华侨达350人”。[109]“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十一日，署广东总督策楞等奏：唯西南之东兴街及竹山村地方，均之番境之吒硭、暮采等处接壤……又多内地之民在彼开铺煎盐，每日行旅如织”。[110]
4.商业移民
1736～1796年，清乾隆年间，中国商人（含广西商人）在越南“已娶番妇，生有子女，与夷人结有姻娅并庐墓田园，情甘异域”[111]。“内地商民出口贸易并雇工觅食，乐于近便，俱由隘口出入，而若辈在外又多娶有番妇，或留恋不归，或往来之间，夷境已同内地，久无中外之防”。[112]
5.渔民移民
“疍人（渔民），现在居住在沿海及广宁省姑苏、新海，海防的吉婆、白龙尾等海岛上”。自称其祖籍是今广西沿海地区，一部分疍民是清代末年从广西沿海迁入越南的。
二 人口外迁的背景
清代广西，民族性、政治性和经济性三种类型的移民，无论是迁出地时空的“斥力”，还是迁入地时空的“引力”，都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环境等不同的背景要素。各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段，紧密相连地发挥着不同的影响，推动着迁出地“斥力”和迁入地“引力”交互作用。[113]
（一）政治背景
政治压迫和政局动乱是清代广西向国外移民的重要动因，是广西各类型国外移民共同的背景要素。[114]
清代，政权衰败，外国入侵，阶级矛盾激化，战乱不停，社会动荡，严重不公，当局的腐败丧权，民族压迫的冲突加剧，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征剿，这些因素诱发广西一些民众大批移迁国外，形成集群式移民。清王朝在1616～1911年的295年的统治期间，遭到广西各族民众不断的反抗和武装斗争，广西成为“抗清”“反清”的重要基地，战乱频仍。
（1）1646～1656年，针对广西“南明政权”根据地，清廷“令定南王孔有德率旧兵三千一百及新增兵一万六千九百，共二万，往剿广西”。1651年2月1日：“定南王孔有德攻拔桂林府，擒斩甚众，西粤道通。”[115]抗清战火在广西持续十多年。
（2）1679年，龙门总兵杨彦迪、高雷廉总兵陈上川率部乘战船赴越南。
（3）1847～1850年，广西各地会党以天地会组织为核心，发动大范围的抗暴反清武装斗争。
（4）1851～1864年，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两万多广西各族志士，在桂平金田，发动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
（5）1856～1860年，广西“西林教案”，引发法、英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6）1865年，黑旗军进入越南，1883年，黑旗军抗法之战，1885年部分黑旗军回国。
（7）1883～1885年，中法战争。法军从越南入侵中国，冯子材抗法，取得镇南关大捷。
（8）孙中山在广西发动三次起义，1907年春“防城起义”，1907年11月“镇南关起义”，1908年2月“攻钦、浦、思之战”。
（9）清廷对广西及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武力征剿。
广西地处边境，远离清廷统治中心，成为多种势力争夺的地盘。第一，清廷的统治鞭长莫及，国家权力进入有限，边境管理松散疏漏，政策举措模糊失误，造成边疆不稳，边民不安。第二，抗清反清势力利用清廷统治薄弱的特点，在广西从事军事抗争，赢则扩大地盘，输则退入越南。第三，帝国主义势力将广西作为渗透入侵的突破口，企图以越南为基地，以广西为跳板，深入中国腹地。抗清、反清、侵清的力量，以越南为回旋之地，在广西开展活动，造成广西的社会动荡，斗争失利之士以及躲避战争之民，规模性地移居越南。
（二）经济背景
经济恶化和生存追求是清代广西向国外移民的主要动因，也是推动移民全过程的基本动力。
明末清初的广西，阶级剥削加剧，民众赋税加重，阶级矛盾加深，官吏奢侈腐化，经济状况惨淡，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清朝当局“国家钱粮，每岁大半皆措兵饷”，“兵饥则叛，民穷则盗，关系非小”。外加“水旱寻常”[116]，广西境内长期持续的战乱，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遭受严重的破坏。清乾隆年间，广西屯田2459222亩，征收课银370765两，计每亩课银约1钱5分。盐税银221773两，每斤盐课银约6分5厘。清廷官方曾自供描述：太平军起义前夕“广西山多田少，地皆涝确，物产甚稀，居民谋生无计，十室九空，冻馁难堪，盗心易动”[117]。
1838年后，大量鸦片流入广西。广西百姓深受毒害，倾家荡产剧增，经济日益恶化，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无以为生，许多平民百姓“赖移迁以求生存”，纷纷移迁国外。
（三）文化思想背景
中越边界意识淡薄成为清代广西人长期移居越南的稳定作用力。
中国与越南历史上长期的“宗主”与“藩属”的关系，广西迁居越南的各类移民，对出入中越边境的“国界”观念和“国民”意识甚为淡薄，无所谓国家境界之分，“虽有界，似无疆”。[118]1885年《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签订后，尽管中越宗藩关系结束，并由中法两国勘分中越陆界，但广西人对跨国流动习以为常，往往不分彼此，有“一家人”（胡志明语）的心态。
直至定居越南后，广西各族移民才逐渐确立移民心态。一方面，他们成为越南的居民，接受越南的管理；另一方面，他们具有较强的民族自我意识，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根”在广西，传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世代不衰。从广西迁居越南的侬人（壮族），他们举行祭奠，还要把亡人的灵魂送回祖居的广西故里。明、清期间，从广西移居越南的瑶胞，后来转迁到老挝、泰国、美国等地，至今仍认为其“根”在中国广西，有的还自称“桂林瑶”。泰国北部瑶族的“祖图”，“其登记远祖的葬处多在‘广西道’或‘广西省’之贺县、富川、平乐、鹿寨、融安及泗城府（凌云县）一带，时间当在明末清初之际”。[119]“美国加州华沙·里，瑶民家有一份《赵姓家先单》（即族谱）记载：赵聪四郎坟墓葬在广西道阳索（朔）县寨里洞安落脚碎江中。四竹平寨唐家地主邓氏一娘坟墓葬在广西道平乐府招（昭）平县南脑四龙寨……盘家地主赵明一郎坟墓葬在广西道桂林府永福县管入苗唐里江水洞。上平蒙家地主管陈氏一娘坟墓葬在广西道桂林府录（鹿）寨县龙江冲大罗界归平寨”。[120]移民把对所在国的认同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区别开来，处理好他们的“根”与“表”的关系，平衡了移民的文化思想。
（四）社会、环境背景
人口迁移的规律，不仅在于“斥力”和“引力”的作用，而且还存在中间障碍因素，比如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等社会环境。
中越之间，血统相通，文化相同，语言相近，山水相连，村屯相邻，道路相接，习俗相似。这种社会环境特征形成清代广西民众向越南大批移民的特有的经常性动力。[121]
清代广西向越南移民，没有坚固的中间障碍。越南北方地理、生态环境与广西雷同，陆地边境线长，山水相连，道路相通，跨越边境便道有270多条，民间往来比较“随意”“容易”，区域性人文环境基本一致，边境内外两侧均有跨境民族，而且越南一侧有许多待开发的土地山林资源。因此，清代广西移民，将越南北部作为优先“迁入地”。清两广总督策楞奏称：“粤西南境，地接交夷，土苗错处，各边封禁隘口，时有夷匪、汉奸潜出窜入，屡经设法查禁，而奸民出入如故，盖因商民出口贸易，并佣丁觅食，俱乐隘口出入近便，又多娶有番妇，留恋往来，是以偷渡不能禁止。”[122]正如后来（越南）胡志明主席所言：“我们中越两民族，数千年来，血统相通，文化共同。在历史上素称兄弟之邦；且国土接壤，地区毗连，更属唇齿相依，互为屏障的。”[123]
西南边疆之中的云南和西藏，其人口外迁类型与清代广西相比，又各有特色。
云南的人口外迁，与广西相同的是，也以清代为主，也分为民族性、政治性和经济性三种类型，也有政治、文化思想和社会环境等背景，但以经济背景和经济性移民为主，而且以劳务移民和经商移民为最。所谓“穷走夷方，要富走马”，指穷人就要上缅甸打工，想富裕的就走马帮。滇西民谚有“要走夷方坝，先把婆娘嫁”“穷走夷方急走厂（厂指缅甸老银厂、玉石厂）”“男走夷方女多居孀，生还发疫，死弃道旁”，滇南有“下坝子，走烟邦”的习惯。民谚道出了走夷方的规律，什么人要走夷方，走夷方前需要什么准备工作，走夷方会有什么后果。正是这样，走夷方的人，约有半数长期待在缅甸，成家立业，变为侨民。滇籍人每年外出打工、经商形成了世代相传的规律，并形成了鹤庆、腾冲、喜洲三大“商帮”[124]。
西藏的人口外迁，与广西相比，其政治性和民族性的背景、动因和状态更为突出，而且是发生在当代。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反对改革，1959年，在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支持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叛乱被平定后，达赖及其追随者逃亡到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中央人民政府希望达赖迷途知返，但是达赖还是坚持分裂祖国的立场。1964年国务院做出《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达赖在一九五九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以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亡国外的残匪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都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国务院根据西藏地方人民的要求，决定撤销达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