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方法
一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方法
历史考察突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华侨华人学的综合研究方法,运用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华侨华人学是系统研究、揭示海外华侨华人形成、发展及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就是华侨华人及其活动规律。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求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道路,预测未来发展趋向。[14]
本书实际上就是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即华侨华人与中国特定地区的互动,焦点聚在社会稳定的问题上,具体论述历史上华侨华人与西南边疆的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稳定、思想稳定和国际环境稳定等方面的互动。尽量采用多学科性的理论和方法,大横大纵地思考和论述,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
二 典型案例研究法
典型案例研究法,即解剖“麻雀”的方法。第一步,尽量掌握西南华侨华人典型案例的全面材料。第二步,以华侨华人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初步全局认识为背景,对典型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第三步,搞清华侨华人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这种方法,就其形式和做法来说,类似于个案研究,就其目的来说,又与抽样调查相同,它要求典型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结论适用于全体。比如,论述华侨华人人口分布时,广西籍的最多,就以广西为中心;论述西南华侨华人外迁路线时,由于广西华侨华人海陆兼走,而云南华侨华人全部走陆路,与沿海地区的华侨华人完全不同,就会以云南人外迁路线为重点;论述华侨华人对西南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时,“逃亡藏人”渗透和破坏最典型,就会以他们作为分析的重点。通过典型事例,展示华侨华人与西南社会稳定关系的最甜、最酸、最苦、最辣。
可能会有人质疑这种方法的科学性。其实,这种方法还是从自然科学总结出来的。近代生物学总结出这样一个有哲学意义的普遍规律:个体发育过程体现并凝结着群体发育过程的主要特征。比如人的胚胎发育过程,就体现了人类由海生到陆生、由普通脊椎动物到高级哺乳动物、由动物到人的发展全过程。通过对人的胚胎发育过程的研究,就可以推测并断定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事实和规律。这一普遍规律还可以在其他许多研究领域里得到证实。
这种方法与管理学的“短板理论”(或称短板效应)相呼应。按该理论,盛水的木桶是由许多块木板箍成的,盛水量也是由这些木板共同决定的。若其中一块木板很短,这块短板就成了这个木桶盛水量的“限制因素”。反之,也可以提出长板理论,木桶高度也是由这些木板共同决定的。若其中的一块木板很长,这块长板就成了这个木桶高度的“决定因素”。
可见,典型研究法不仅符合哲学上关于事物共性与个性关系的一般规律,也符合许多具体科学的一般研究规律。因此,典型案例研究法是科学的,其研究结论也是可靠的。当然,典型案例研究基本上是定性研究,典型的代表性主要指事物本质上的特征,与统计学上的意义不同,具有哲学上的意义。为弥补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本书也尽量运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辅助,以数据来支撑观点。
三 华侨华人“汉少并重”
在传统的华侨华人研究中,存在“重汉轻少”的习惯。主要研究对象是汉族华侨华人,给人以“汉族华侨华人代表全部的华侨华人”的印象。本书将突破“重汉轻少”的传统做法,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纳入研究范围,特别是将政治敏感度很高的海外“逃亡藏人”也纳入研究范围。
过去,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很少。原因有四。其一,历史原因。历史上的华侨华人移民东南亚者最多,他们多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民族成分主要是汉人(泉州移民中的回民除外)。其二,民族意识。学术界存在着“汉族沙文主义”的潜意识,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很少考虑少数民族;国外学者更是将“华人”等同于“汉人”。其三,政治原因。中国少数民族的国际迁移多与政治因素有关,这一研究以前设有禁区。第四,学科因素。由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多集中在中国的邻国,有的学者将他们作为“跨境(界)民族”对待。[15]
本书以西南边疆为范围,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汉族华侨华人融合在一起,考察他们本身以及他们与西南边疆互动的历史与现实。唯其如此,才能获得比较全面的景象和客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