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前后的西藏
——川军进藏一事的历史定位
小林亮介
（筑波大学非常勤讲师）
◎原文刊载于〔日〕『歴史評論』第725号，校倉書房，2010年9月，27～38頁。
◎王宗瑜 译
一 序言
一旦开始思考1910年对于西藏的意义，笔者就不由想起一个重大事件，即1910年2月四川省新练陆军向西藏进军之事。根据藏人自己编著的《西藏政治史》记载，清朝与英国交涉决定在印藏交界处开设商埠，以监视该商埠为名而被派出的军队，不顾达赖政权的强烈反对，向正在举行藏历新年传昭法会的拉萨进攻，造成了人员伤亡[1]。在距离清朝覆灭之日仅仅两年之前所发生的这一事件，其具体情况还有许多不甚明了之处[2]。不过，考虑到这次军事行动与十三世达赖逃亡英属印度及所谓的西藏“独立宣言”（1913年2月）之间的紧密联系，仍可认为该事件乃是中国中央政府—西藏关系史上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若要思考由该事件所象征的清廷—西藏关系的破灭，就必须在认识到大清帝国特点[3]——以满洲人为统治阶层，以不同的逻辑将多样的地区和人类集团组合在一起——的基础之上对其解体、重组的过程进行研究。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清朝一直都是藏传佛教的最高施主并因此获得了西藏方面的支持，19世纪中叶以后，清朝在对外关系的变化当中逐渐将其对西藏所行使的权力认识为“主权”，并开始推行强化其对西藏统治的政策[4]。不过，要想真正把握住两者关系变化的真相，在了解上述理念性、思想性变化的同时，尚需注意清朝为了处理与西藏关系所构筑的具体的机构、制度以及在实际操作层面所采用的方式方法，然后需要说明所有这些方面的原本的特点在清朝演变成为一个近代国家的过程当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当然，要想探讨上述问题，本论文的篇幅是绝对不够的。因此，让我们把视线转回到前文提到的川军进藏的问题上，大家会注意到两个事情：第一，20世纪初，清朝的体制已经无法将达赖喇嘛政权的主张反映到政策当中；第二，与西藏接壤的四川省在当时的清朝对藏政策当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川军进藏事件给清廷—西藏关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而最终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呢？这一历史背景与原来的清朝体制所具有的特质又有着怎样的相互关联呢？本论文在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及笔者自身考察的基础之上，从四川与西藏之间关系变迁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中叶以后的清朝对西藏政策的变化进行素描，并就清朝的结构变动及其给清廷—西藏关系所带来的影响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
二 清廷—西藏关系与四川省
要思考19世纪中叶以后的清廷—西藏关系之变迁，就需要了解一个前提，即构筑了此前两者之间关系的理念、机构、制度。虽然凭借目前的研究尚不足以完全掌握清廷—西藏关系的全像，本论文的整理和解释可能也会显得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不过，笔者在此仍希望就与本论文相关的问题进行一次概述。
清朝与西藏的关系肇始于17世纪前叶。兴起于欧亚大陆东北部的满洲人政权，在扩大其势力的过程中，为了与亚洲内陆各种势力抗衡，同时也为了对在中国占压倒性多数的汉人进行统治，就必须与蒙古结成同盟关系。清朝为了加深与蒙古各势力之间的关系，对达赖喇嘛在从属于藏传佛教圈的蒙古所拥有的权威表示尊重，并在兴建寺庙以及翻译佛经等各方面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大力支持。而达赖喇嘛也称颂清朝皇帝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是转轮圣王，是守护和弘扬佛教的存在。换言之，清朝是通过藏传佛教来加深与蒙古与西藏的关系的，在对西藏和蒙古的内部纷争进行干涉之际，也不是使用中华皇帝的名义，而是靠文殊菩萨皇帝的名义来主张自己的正统性[5]。同时，清朝很早就开始大量地重用藏传佛教的僧侣，让他们成为对蒙古、西藏的藏传佛教政策的负责人，并于17世纪中叶以后在包括北京在内的藏传佛教的重要据点设置了以扎萨克大喇嘛为首的一系列职位，将他们置于清朝的秩序体系之中[6]。
此外，清政府将出身于自己统治机构——八旗当中的满洲旗和蒙古旗的官僚，派往亚洲内陆各地（后来将之总称为“藩部”）担任驻防官，名称则为都统、大臣、将军等，派往拉萨的驻藏大臣亦是其中之一。不过清廷之所以于18世纪前叶向西藏派遣官员，是为了防止西藏与准噶尔走得太近而采取的次善之策。驻藏大臣就是这样来的，且其当初的职权并非是为了掌握达赖喇嘛政权内部的实权[7]。正相反，18世纪末乾隆皇帝积极起用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旗人作为驻藏大臣[8]，这一人事布局的目的在于促进与西藏关系的顺利发展。
在清朝的制度方面，驻藏大臣的权限在18世纪后半期得以阶段性地加强，与此同时，也可看到，在清廷的主导之下，达赖喇嘛政权的体制也逐渐完善起来[9]。据笔者所见，若要关注驻藏大臣所起到的作用，则18世纪末时达赖喇嘛政权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文书往来基本上都经由驻藏大臣来进行之一事[10]——正如稍后将提到的——至少在理解19世纪末以后的清朝与达赖喇嘛政权的关系方面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由贵族、僧侣等组成的达赖喇嘛政权的重要基础，是在清朝势力到来之前的历史性脉络中形成的[11]。因此，包括驻藏大臣的权限问题在内，在未对各个时代以及各个案例进行详细的实证研究之前，应当避免就清朝对西藏的影响力进行整体的判断。
本论文所涉及的四川也是影响18世纪以来清廷—西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与达赖喇嘛所统治的西藏中心部分不同，清朝将与汉地相接的西藏周边部分分别划入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并将分布于各地的藏人部落首领任命为“土司”。其中，康区乃是前往拉萨的主要通道，而其很多地区被划入了四川，因此，四川成为了在交通、军事、财政等多方面支撑对西藏政策的基地[12]。不过，康区的各部落首领在高山峡谷的保护之下拥有坚实的统治基础，保持了割据状态，清廷无法轻易地对其施行统治，在18世纪时不得不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金川战争）。乾隆皇帝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四川总督单独统治的体制太过脆弱，于是新设了驻防成都八旗的最高司令官——将军一职，同时赋予其与“藩部”驻防官相同的权限——对康区土司地区进行管理。这样一来，四川省内就构建起了一套复合型的体制，即以起源于满洲的军事、行政系统来监视承自明朝旧制的以总督为首的地方行政制度，同时两套班子共同对康区进行治理[13]。
三 19世纪后半期的清朝结构性变迁与四川—西藏关系
上述至18世纪末形成的体制，在19世纪后半期以后出现了变化。尤其是18世纪后半期成功消除掉以准噶尔为首的威胁以后，能够影响到清朝—西藏关系的外因变成了位于喜马拉雅山另一边的尼泊尔与英属印度，与此同时，或者说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在四川也出现了能够左右对西藏政策的变化。
一般认为在19世纪后半期清朝统治之下的中国，总督、巡抚借平定内乱之机逐渐独自掌握军事力量与财政大权，其影响力不断增强，由此出现了被称为“督抚专权”的地方行政之一大变化。1870年以后，随着对外关系的急剧变化，大家清楚地意识到保卫“边疆”的问题。这个问题正如所谓的“塞防”“海防”之争，陕甘总督左宗棠收复新疆（1884年）、台湾（1885年）建省以及刘锦棠（湘军系）、刘铭传（淮军系）就任巡抚等事所显示的那样，在主流观点当中，该问题也是被置于汉人地方大员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而崛起并掌握实权的过程当中进行探讨的[14]。
四川省的情况自也不可能脱离19世纪后半期的这一特有现象。首先，四川总督接连由湘军系的骆秉章、曾站在“塞防”的立场上阐述自身见解的丁宝桢以及淮军系的刘秉璋等汉人官员出任。这一情况与18世纪后半期有所不同，因四川总督之职与藏区事务相关，因此以前清廷总是倾向于让旗人官员出任[15]。这些汉人总督推进四川的财政改革，构筑了一个能够稳定征收流通税等税种的体系，保证了后来四川能在总督的主导之下建成近代军备、产业所需的财源[16]。另一方面，出任与总督共同对东藏进行治理的成都将军一职的官员中，也有著名的满洲人崇实——他曾于1860～1871年担任成都将军，达10年之久。不过，他似乎更倾向于建立一种将四川的军事、行政权限统一到四川总督（崇实1865～1867年曾兼任四川总督与成都将军）名下的体制[17]。
随着四川总督裁量权的扩大以及19世纪后半期与西藏相关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四川总督开始在对西藏政策当中更加积极地提出一些与本省利害相关的建议。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四川省的危机意识随着与西藏相关的对外关系的变化而逐渐增强。19世纪后半期，英国致力于开拓将英属印度与中国内地相连接的经由亚洲内陆的商路，所以加强了在喜马拉雅周边地区进行的调查、探险以及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干涉行动。1877年，随着前一年清英《烟台条约》的附属条款的成立，清廷允许英国对西藏进行探险活动并保障其人员安全。但是，由英国的动向感受到威胁的达赖喇嘛政权对于未经过自己同意而签订的条约以及英国人到西藏游历一事极其反感，清廷与达赖喇嘛政权之间因可否履行条约之事开始出现摩擦。时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从对英国入侵四川的警惕心理出发，认为应将西藏以及喜马拉雅各地视作保全四川的壁垒，同时应将丧失西藏、四川的危机与全国性的安全保障方面的危机结合起来看待[18]。虽然四川仍然是支撑清廷对西藏政策的兵站及财源，但四川总督所采取的政策却将重点放在了保全四川这一宗旨之上。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对于清廷来说，西藏已经从支撑清朝皇帝的藏传佛教王权的神圣性存在，逐渐降低到了汉地的“边疆”地区的地位。
四川当时所面临的关于西藏政策方面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对外关系方面。在川藏交界的康区，也存在着与达赖喇嘛政权关系愈发紧张的问题。问题起于19世纪中叶在四川省管辖之下的雅砻江流域瞻对[19]地区部落首领们的大规模征服活动。随着1865年达赖喇嘛政权派遣军队将其镇压，瞻对地区的管辖权就由四川省转到了达赖喇嘛政权手中。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达赖喇嘛政权在清廷对当地形势并未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就以该地为据点让周边地区被清廷封为土司的众多部落首领向自己臣服。对于四川省而言，对作为通往拉萨之咽喉要地的康区的控制力的削弱，即便是在对抗英属印度的战略性威胁方面也是让人忧虑的一大问题。但是丁宝桢等人考虑到当时清廷与达赖喇嘛政权之间因履行条约问题而出现摩擦的紧张关系，为了避免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不得不在达赖喇嘛政权对康区的统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20]。
但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清朝与英国在关于印藏之间通商以及划界方面的交涉获得进一步的进展，清廷内部要求对达赖喇嘛政权采取强硬政策、将对外关系方面的未决事项与对康区统治不力的问题一举解决的声音逐渐增大。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乃是1895年就任四川总督的鹿传霖。鹿传霖明确意识到应将西藏置于清廷的主权之下，他认为，应将瞻对的管辖权回收到四川省手中，以此增强康区的防卫，通过加强成都—拉萨之间的交通与通讯使发往达赖喇嘛政权的政令能够通达，则“达赖喇嘛必摄于天威”，即可强制要求达赖喇嘛政权履行条约内容（鹿传霖称此为“保川图藏”）[21]。1896年末，鹿传霖军事收复瞻对并对周边土司地区强行进行“改土归流”，这一系列的政策几乎皆是在未与成都将军商议的情况下自行主导实施的。此外，鹿传霖积极起用自己推举的候补官员，同时放着驻扎当地的绿营不用反而大量使用从内地招集的勇营。鹿传霖在当时四川总督裁量权不断扩大的背景之下推进着对康区秩序的改造。
但引人注目的是，清朝中央的方针突然改变，开始重新审视上述对东藏地区的政策。鹿传霖的政策立足于保卫四川，而中央则倾向于将重点放在与英国之间的外交交涉以及条约内容能够得以圆满履行方面，于是中央担心强硬的康区政策会使得达赖喇嘛政权对清英外交的态度更加僵化。而最终为中央的判断定下基调的是成都将军恭寿对鹿传霖的批判。恭寿奏报朝廷，指责在对康区的政策上四川总督未与成都将军协商，完全是鹿传霖专权，同时恭寿还指出“改土归流”已经引起了当地部落首领们的强烈不满。
恭寿对于鹿传霖的指责，其背后当有多种因素存在，包括总督与将军之间（抑或满汉之间）在职权上的摩擦，包括在对藏关系方面意见的不同，也包括在东藏政策方面存在的利害关系，等等，很难用单一的原因加以解释。不过在此需要关注的是整个决策过程。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在被称为督抚专权的19世纪末的四川，作为八旗驻防司令官的将军能够在康区政策方面对总督进行牵制。而且正是由于恭寿的此番上奏，使得原本对于鹿传霖的政策抱有怀疑态度的清朝中央最终下定决心停止了在康区的改革并解除了鹿传霖的职务。
其次，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达赖喇嘛政权与清廷交涉的努力。对于达赖喇嘛政权而言，鹿传霖的政策是无法接受的。不过，同时达赖喇嘛政权也认定清朝皇帝的立场、应对措施与地方官员对西藏所采取的敌对性行动是有区别的。因此，达赖喇嘛政权最初反复要求时任驻藏帮办大臣的讷钦向皇帝提交要求停止四川总督的军事行动的书简。讷钦却反而以此为条件，要求达赖喇嘛政权参与到与英国代表之间的划界工作中——而此前达赖政权对此极为抗拒。如前所述，清廷—达赖喇嘛政权之间的交涉都必须通过驻藏大臣，所以达赖喇嘛政权不得不一直请讷钦“代奏”。但讷钦所提出的条件也不是那么容易答应的，达赖喇嘛政权陷入了两难境地。在这种同时面临对英关系与瞻对问题双重难题之情形下，达赖喇嘛政权做出了一个值得注目的选择：1897年派出使臣，由海路经印度前往北京，希望能够向皇帝指出四川总督所推行的政策之错误。使节所持书简通过被清廷册封为扎萨克喇嘛的在京藏传佛教诸僧而被递交给理藩院，并最终由理藩院上奏皇帝[22]。
达赖喇嘛政权的这一举动虽然不符合清廷所规定的交涉程序，但已足以左右其判断。于是清廷转而命成都将军恭寿（暂兼四川总督）将瞻对地区归还给达赖喇嘛政权，试图以此换取达赖喇嘛政权在对英交涉过程中做出让步（该目的曾暂时获得成功）[23]。换言之，达赖喇嘛政权通过向作为藏传佛教守护者的清朝皇帝申诉，其主张经过驻京藏传佛教僧侣—理藩院—皇帝—成都将军这样一条途径而最终在现实政策当中得以反映。清廷的这一让步，是由于其在关于西藏问题的对外关系方面希望能够确保主权。但同时，这一事实也给达赖喇嘛政权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所宣扬的，“整个大地的曼陀罗的自在者文殊大皇帝，将西藏视为无上利益及平安之地，发菩提心，毫不动摇地依其誓言赐我无上恩惠”[24]，达赖喇嘛政权认定清朝地方官僚对西藏的敌对行为是可以通过一直以来的以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为中心的关系而加以解决的。
在论及19世纪后半期的清朝体制问题时常常被提到的——随着八旗的衰落、汉人官僚的崛起以及对外关系方面的危机而实现的“边疆”的“内地化”——这种理解无法很好地解释清朝对西藏的复杂决策过程，而这一点可以从以上过程中看出。首先，中央与四川在掌握外交权以及划定国境线等涉及近代国家体系的问题方面有着相同的立场，但在19世纪后半期由于相继出现的督抚专权问题而导致的中央与地方疏离的现象当中，在关系到西藏政策方面，中央与四川之间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利益分歧以及各异的政治性课题。而更加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利用其一直到18世纪都在构筑的体制，不仅在西藏政策方面限制了四川总督的专权，同时还利用该渠道听取了达赖喇嘛政权的不满，并最终终止了由总督主导的对康区的激进变革措施。笔者认为，当时的西藏政策，在清朝边境地区的共通问题——保卫版图这一大背景之下，在一直以来使得清朝与西藏关系得以成立的要素的规定之下，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的过程，这一点非常值得大家注意。
四 新政与川军进藏的背景
不过，20世纪初清朝与西藏的关系迎来了新的一页。1903～1904年荣赫鹏武装使节团进军拉萨及英藏之间签订的条约，使得清廷所面对的关于领土完整问题的危机更加现实化；同时，清廷主要以日本为范本开始实施新政。当时，清廷将兵部与理藩院分别改组为陆军部与理藩部，并新设了外务部，希望能够实现外交的一元化。此外，在拉萨的政策推行者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出身于八旗蒙古的驻藏大臣有泰因拉萨条约前后的应对之责而下台，改革和外交改由外务部推举的汉人官僚、曾任职于驻外公馆的查办西藏事件大臣张荫棠，以及曾作为清末著名外交官薛福成的随员赴欧的驻藏大臣联豫等人。
在四川总督锡良的信任下，就任新设的督办川滇边务大臣一职的赵尔丰（汉军旗人，奉天省辽阳人）于1907年提出了关于设官、屯垦、兴学、练兵、开矿、通商的改革方案，开始了消解康区土司与寺院等势力的权力基础及接收工作。这些举措的背后都有着富国强兵这一时代大潮流的思想性背景，同时也是为了解决19世纪以来四川一直未能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强化对康区的治理问题、为了对抗印度茶流入西藏而对四川产茶业进行调整的问题、汉地过剩人口的迁出问题，等等。为了保证改革的财源，四川总督等人还尝试了征收油捐、糖厘等[25]。其后，1908年赵尔丰之兄赵尔巽接任四川总督，在其支持之下，赵尔丰加快了改革进程。但在该过程当中，发生了赵尔丰麾下军队破坏并抢掠西藏佛教寺院的严重事件。
达赖喇嘛政权极为反对赵尔丰等人的政策，再次尝试通过与清朝中央的直接交涉来打开局面。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面对英国武装使节团入侵拉萨的情况下，通过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牵线搭桥，逃往库伦，希望能够得到俄罗斯的支援。但他并未等到预期的结果，遂于1908年在返藏之前途经北京，希望能改善与清朝政府之间的关系。其时，十三世达赖要求，为了以后能将西藏的情况直接告知清朝中央，当允许不通过驻藏大臣进行交涉。但是，清朝中央为了推进驻藏大臣等主持的新政，并未同意达赖的要求，因为这可能会导致驻藏大臣的权限缩小[26]。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关于对西藏政策问题，清朝中央与赵尔丰之间并不总是保持着统一见解的。两者之间在关于康区问题的处理方式上仍然存在着矛盾——这是19世纪末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中央与四川之间的矛盾，赵尔丰一直主张的在康区“建省”的意见也未能得到中央的同意。此外，由于达赖喇嘛政权多次申诉称赵尔丰等人在康区毁佛，为了查明此说法是否属实，清朝中央于1908年夏命令成都将军对赵尔丰等在康区的军事行动进行调查[27]。与前文所述的恭寿对鹿传霖的政策所采取的对策一样，达赖喇嘛政权的意见再次触发了成都将军对四川总督的监视机能。不过成都将军马亮在报告当中非但没有同意达赖喇嘛政权的申诉意见，反而对赵尔丰的行为一一加以说明，试图将其行为正当化[28]。但即便如此，对于在东藏地区推进改革的赵尔巽和赵尔丰来说，成都将军的这种影响力仍成为一种障碍。赵尔巽指责在东藏地区政策方面成都将军乃是“多加掣肘”的存在，要求对职权的重复进行调整，于是中央的会议政务处决定取消成都将军对东藏的管辖权[29]。从此，达赖喇嘛政权再也无法将其主张和要求通过清朝中央而反映到东藏的政策问题中，也丧失了一条能够牵制四川总督的渠道；同时，以赵尔巽—赵尔丰的关系为中心的决策之效率也得以大幅提高。
在四川旧体制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派遣四川新军进驻西藏的计划被提出并得以施行。当时，清朝废除绿营、开始在各省新设新式陆军，成都也在总督的主持之下设立了以日本的士官学校为蓝本的四川武备学堂等，并在其中开始培养新军的军官，逐渐推进新式军队的建设[30]。清廷决定将新军中的约1000人派往西藏中部，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维持清英之间决定新开设的商埠一带的治安。中英新订《藏印通商章程》（1908年）明文规定，在清朝能够真正负担起治安的责任之前，英方将代行警察职能。因此，对于希望回收西藏地区主权的清朝来说，改善警察能力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将该军队置于驻藏大臣的指挥之下、强化清朝在西藏的统治权。而赵尔丰在接到命令对这支川军部队进行后方支援的同时，越过了原来的四川省省界，进军至了金沙江西岸，一举扩大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另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咸丰帝的妹妹所生子钟颖——当时20岁左右——被任命为川军的指挥官。由此亦可看出，在四川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改革以及向西藏派兵的计划，也应当从清朝末期中央尝试由皇族掌控权力这一角度进行思考[31]。
本文开篇时曾提到，川军持续地对拉萨进行蹂躏，导致了十三世达赖逃亡印度，使得清朝与达赖喇嘛政权的关系宣告破裂。不过，翌年辛亥革命爆发，赵尔丰在成都被杀，席卷康区的改革也停顿下来。拉萨的联豫、钟颖等原清朝势力被清除，1913年1月，十三世达赖自印度返回，20世纪初期被急剧强化的清朝的影响力衰落并消失[32]。其后，经过在英国的斡旋之下于印度西姆拉召开的三方会议（1913年10月～1914年7月）及其破裂，清朝覆灭后关于西藏的政治地位的议论被搁置起来。达赖政权在中华民国未真正介入的情况下维持了其政治体制。其间，十三世达赖一边强化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一边探索着推进西藏的现代化[33]。
五 结语
象征清廷—西藏关系破裂的川军进藏事件，其发生背景极其复杂。19世纪末以后，清朝内部共同面临着确立对西藏的主权问题，同时由于督抚专权现象而导致中央与地方（四川总督、川滇边务大臣）之间出现的博弈问题，这些不同向量同时影响着对西藏政策，从而最终导致了川军进藏事件的发生。当然，其过程相对于笔者的总结更加曲折。达赖喇嘛政权所一直谋求的与清朝皇帝之间的施主—归依关系，以及清朝通过该关系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制度，再加上四川的复合型体制——以总督为最高领导的行政制度与帝国统治核心的八旗之间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之下共存的体制，这众多的原有因素共同作用之下，西藏政策才没出现更加激进的变化。可以说清朝政府正是在这种原有体制的解体与重组过程当中迅速地强化了其对西藏的权力。
通过这种方式被扶植起来的清朝的权力，随着辛亥革命而消失。不过，能够影响后来的中国中央政府—西藏关系的诸多因素，也正是在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朝的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的。例如讨论清朝灭亡之后西藏政治地位的西姆拉会议，由于未能在关于“西藏”的领域范围方面形成统一意见从而会谈破裂，而这与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朝与达赖喇嘛政权在统治康区问题上出现的摩擦有很大的关系[34]。其次，因清末四川的士官学校而崛起的刘文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了四川“军阀”的代表性人物，并就在康区设立“西康省”（以赵尔丰等人曾经征服的范围为基础）一事与达赖喇嘛政权闹得不可开交。此外，从结果来看，赵尔丰在东藏地区实施的汉语教育，为培养当地新兴的藏人精英阶层打下了基础，而这些藏人精英后来在与刘文辉等的对立过程中，一边强化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一边摸索着进行自治[35]。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清朝对西藏政策的特点在其后也并未消失。随着十三世达赖喇嘛领导下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设开始进行，西藏社会内部各势力之间的裂痕也开始出现，而国民政府借此机会，采取与过去的清朝相类似的方法，拉拢以班禅喇嘛为首的高僧，以此推进针对西藏和蒙古的政策[36]。这种试图靠拉拢藏传佛教的高僧来维持并扩大在藏传佛教圈内的影响力的方法，后来在战前日本对西藏和蒙古的干预过程中[37]、在现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当中都得以继承下去，只不过其理念上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可以这样认为，这显示了20世纪以西藏为首的亚洲内陆地区的结构调整，是位于清朝的体制及其解体、重组过程的延长线之上的。
[1] W.D.Shakabpa，Tibet：A Political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p.226-228.
[2] 下述研究从官僚之间的意图、立场的差异出发，对川军进藏一事决策过程的复杂背景进行了考察，该研究并强调称，事件的肇端并非是由川军、而是由驻藏大臣联豫的卫队开枪所引起的。Dahpon David Ho，“The Men Who Would Not Be Amban and the One Who Would：Four Frontline Officials and Qing Tibet Policy，1905-1911，” Modern China 34（2008）：210-246.
[3] 关于近年来清朝国家论的研究及论点，请参照：杉山清彦「大清帝国史研究の現在―日本における概況と展望」『東洋文化研究』10、2008、347～372頁。
[4] 平野聡『清帝国とチベット問題─多民族統合の成立と瓦解』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5] 石濱裕美子『チベット仏教世界の歴史的研究』東方書店、2001。
[6] 栗本陽子在「太宗-世祖期のチベット仏教僧─扎薩克喇嘛制度をてがかりに」（『社会文化史学』49、2007年）一文的第41～55页当中将其称为“扎萨克喇嘛制度”并加以讨论。
[7] 柳静我「「駐蔵大臣」派遣前夜における清朝の対チベット政策─一七二〇～一七二七年を中心に」『史学雑誌』113～12、2004年12月、59～83頁。
[8] 村上信明『清朝の蒙古旗人─その実像と帝国統治における役割』風響社、2007、29～48頁。
[9]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第192～227页。
[10] 萧金松：《清代驻藏大臣》，蒙藏委员会，1996，第112～113页。关于清廷—西藏之间交涉的具体情况，有许多需要探讨的课题。关于拉萨向清廷派遣礼仪性使节的问题，详情请参照桑丁才仁《略述清代西藏丹书克的有关问题》，《中国藏学》37，1997年1月，第76～82页。
[11] 关于支撑起政权的贵族和官僚方面的研究，请参照：片桐宏道「ダプン考─ダライラマ政権における「武官」」、『東洋史研究』68～1、2009年6月、1～29頁。
[12] Dai Yingcong，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Washington DC：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09）.
[13] 请参照拙稿「一八世紀後半、清朝の東チベット政策の推移─金川戦争と土司制度」『史峯』11、2010年3月、53～82頁。
[14] 近年出版的通史，请参照菊池秀明『中国の歴史一〇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近代中国』（講談社、2005、72～82頁）等处。
[15] Dai，op.cit.，pp.144-145.
[16] 山本進『清代財政史研究』汲古書院、2004、41～60頁。
[17] 请参照古市大輔在题为「満洲人官僚崇實の地方赴任─四川と盛京を中心に」（『歴史と地理』567、2004年8月）的论文中74～78页所提出的见解。
[18] 平野聡『清帝国とチベット問題』、247～249頁。
[19] 现四川省新龙县。——译者注
[20] 拙稿「ダライラマ政権の東チベット支配（一八六五─一九一一）─中蔵境界問題形成の一側面」『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76、2008年9月、58～72頁。
[21] 拙稿「一九世紀末、カムの統治をめぐる清朝とダライラマ政庁─四川総督鹿傳霖のニャロン回収案を中心に」『社会文化史学』46、2004年10月、15～40頁。
[22] 军机处档折件14185号，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理藩院尚书昆岗等的上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所藏。
[23] 拙稿「「閤蔵僧俗公稟」からみた一九世紀末の清朝─チベット関係」楠木賢道『基盤研究（B）清朝における満·蒙·漢の政治統合と文化変容』（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2006、130～140頁。
[24] Phur lcog yongs ’dzin skye ming ’dzin pa thub bstan byams pa tshul khrims bstan ’dzin，Lhar bcas srid zhi’i gtsug rgyan gong sa rgyal ba’i dbang po bka’ drin mtshungs med sku phreng bcu gsum pa chen po’i rnam par thar pa rgya mtsho lta bu las mdo tsam brjod pa ngo mtshar rin po che’i phreng ba zhes bya ba’i glegs bam stod cha，1940. Lokesh Chandra.ed.，The Collected Works of Dalai Lama XIII.vol.6（New Delh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1982），ka，282a.
[25] 原朝子「清末四川の経徴局について」『近代中国研究彙報』21、1999、29～30頁。
[26] Fabienne Jagou，“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s Visit to Beijing in 1908：In Search of a New Kind of Chaplain-Donor Relationship，” in Mattew T.Kapstein，eds.，Buddhism between Tibet & China（Boston：Wisdom Publication，2009），pp.356-361.
[27] 给马亮的谕，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史料号744。
[28] 马亮的奏折，宣统元年四月二十日。四川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文省略为《边务》），中华书局，1989，第340～345页，史料号0311。
[29] 会议政务处的议复，宣统元年十月十日。《边务》第451～452页，史料号0404。
[30] 今井駿『四川省と近代中国─軍閥割拠から抗日戦の大後方へ』汲古書院、2007、36～40頁。
[31] Dahpon，op.cit.，pp.23-24.
[32] 关于其间的具体情况，请参照日高俊「ダライラマ十三世二度目の亡命の意義について」『日本西蔵学会学報』53、2007年6月、35～43頁；以及日高俊「民国成立期（一九一二─一九一三）、中国とダライ·ラマ政権——ダライ·ラマ帰還と和平交渉」『中国研究月報』62、2008年8月、48～60頁。
[33] Melvin C.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65-138.此外，浅井万由美「ダライラマ一三世（一八七六─一九三三）の宗教政策」（『日本西蔵学会学報』53、2007年6月、25～34頁）从与十三世达赖的宗教政策的关联方面对西藏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34] 拙稿「ダライラマ政権の東チベット支配（一八六五─一九一一）」、80～82頁。
[35] Peng Wenbin，“Frontier Process，Provincial Politics and Movements for Khampa Autonomy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Lawrence Epstein，eds.，Khams pa Histories：Visions of people，Place and Authority（Leiden；Boston：Brill，2002），pp.57-80.
[36] 戴季陶（1891～1949）认为佛教是使得中国能够实现多民族统一的重要因素，他曾参与西藏政策等的制定。Gray Tuttle，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p.172-173，188-189.
[37] Hyer Paul，“Japanese Expansion and Tibetan Independence，” in Li Narangoa and Robert Cribb，eds.，Imperial Japa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Asia，1895-1945 （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pp.81-85；Uradyn E.Bulag，“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Demise of Buddhism in Inner Mongolia，” in Uradyn E.Bulag and Hidegard G.M.Diemberger，eds.，The Mongolia-Tibet Interface：Opening New Research Terrains in Inner Asia（Leiden；Boston：Brill，2007），pp.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