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文·
连续与变化的世界及与他者的邂逅
村田雄二郎
（东京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日〕飯島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編『シリーズ20世紀中国史』第1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7月、1-12頁。
◎朱琳 译
一 引子
第1卷“中华世界与近代”大致考察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这段时期。主要的考察对象是19世纪“中华世界”所经历的“近代”以及与之相伴的“传统”体制的变化与重组的过程。
二 19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
名为“20世纪”系列丛书，为什么其中收入了探讨19世纪的一册呢？首先就这一点进行一下说明。“19世纪”这一区分，不用说，是来自西方的时间范畴单位，同时代的中国人在生活时并非抱有这样的意识。当时一般意识到的是从清朝的乾隆、嘉庆到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样一个皇帝支配的时间（年号）的流逝，这与因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寿终正寝的王朝体制是互为表里的。在历史学上，这被看作是与被称为“清末（晚清）中国”“近代中国”的时期都有重合，与“古代”“近世”（early modern）相区别，而具有某种特质的历史阶段[1]。
所谓特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与“西洋”“近代”的真正接触，是对它的主体性的参与。比如，中国大陆的主流见解是将中国近代的开端置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这来自于对“西洋的冲击”给中国的对外体制和内政改革所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的重视。19～20世纪的中国无法抛开与“西洋”“近代”的接触和摩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无论是中国人自身的反抗或是接受，从强烈地意识到“西洋”这一他者的存在，从而推进对以往体制和自身文化的重新审视这一点来看，近代中国或者20世纪中国经过“与他者的邂逅”而实现了重大的自身变革，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即便批判外来的冲击这一说明模式而探求内在发展的理路（コーエン，1988；溝口，1989），如果光靠已有的本土资源的话，也无法完整地把握变革与转换的意义（夏，2007）。可以说并不是“内”和“外”中的任何一方，而是这两者的关联方式——通过“外”来发现“内”以及自我认同的变化才是近代中国历史本身。
然而，无论说洋务、变法、革命，或是说近代化，以19世纪作为一个历史分期并无积极的根据。关注中国最后的王朝——清朝从“繁荣”到“衰亡”的转变过程，在1800年前后（从乾隆末期到嘉庆年间）并非不能找到一个历史的分期点[2]，但是如果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繁荣包含着衰亡的开始，结束才意味着开始的话，那么，这一框架本身大概也有相对化的必要。
虽说如此，对于着眼于变化与转换状况的历史学而言，时代区分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如本卷所示，虽然并非因为鸦片战争，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但是在清朝的外交史上，《南京条约》的缔结（1842年）无疑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另外，若将视线转向制度上的变化的话，1861年的总理衙门的设立、1906年的官制改革的尝试也具有毫不逊色的意义。而在权力结构的转换方面，义和团事件以及随后的《辛丑条约》的缔结（1901年）也许是重要的。还有，在确立近代的政治制度上，辛亥革命（1911年）无疑是最大的转折点。更进一步，在思想文化的变化上，在导入体制变革（变法）论的意义上，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败北的1895年也有着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
总之，作为观察20世纪中国的视角，19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无论是将其视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还是视为认知与制度的转型（transformation）（桑，2004）——变化的形态是多样且复层的，是互相包含着偏差与冲突的。在对“近代”的接近态度上，地区间、城市与农村间的差别也是无法忽视的要素。更进一步，根据时间框架设定的方式，体制、构造的不变（连续）的部分也随处可见，这一点正如本卷各章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本卷所考察的时期是迈向20世纪中国的助跑阶段，同时也可以说是“不变”与“变”、“内”与“外”、“传统”与“近代”交错相嵌为马赛克状、形成现代中国原型的时代。各章所论，并非简单地根据事件、运动描写阶段性前进的进化论的历史，之所以关注连续、重组了的制度状况以及隐藏在事件深层的心性和印象，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三 什么是中华世界？
以下就标题中的“中华世界”一词进行一下说明。说实话，在编辑本卷的过程中最费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初始阶段出现了使用“中华帝国”“中国式的帝国”等提案。但是，多名执笔者十分担心将“帝国”这一多义且暧昧的词语用于19世纪的中国是否恰当。其次，虽然也讨论了耳熟能详的“王朝体制”“传统秩序”等表达方式，但是考虑到这些未必拥有足够涵盖本系列各卷各章所讨论的问题的广度，所以最终决定使用“中华世界”一词来表示19世纪中国的制度与观念的复合体。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中华”，不仅仅意味华夷秩序以及朝贡、互市所包括的相互关系的总体。事实上，19世纪之前的中国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以及“南洋”“西洋”各国的关系长久以来一直是人们讨论东亚地域秩序和国际关系时的具体对象。因为对于王朝的中坚人物而言，虽然那些地域在通商、军事方面有差异，但是毫无疑问分别都是重要的对象，而且，儒教精英也通过描述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积极地参与包含着多重“中心—边缘”关系的“中华世界”的建构。这就似乎显示出从处于中心位置的精英视点出发的“中华世界”有着历史性的安定的结构，它跨越了秦汉以来长达两千年的时间，获得了扩大与发展。
但是，清朝中国，构架了包括对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所谓的“藩部”进行支配的复合性统治体制，这一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赋予了与此前的“中华王朝”所不同的性格。这不仅成为在19世纪“与他者的邂逅”的时期各种变革议论与自我认识的条件，也提供了从20世纪直到现在，与现代中国的领土、民族问题、大国意识直接相关的“统一中国”的原型[3]。
关于这一点，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有着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关于中国史，此前都描述为统一与分裂的相互交替的历史，但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虽然建立起以中原为中心、以华夏为骨干的集权型政权，然而其后的900多年间，直到蒙古统治的时期，中原政权的版图或扩大或缩小，中国的领域中不断地存在着中原王朝以外的自治政权。因此这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统一。中国的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通过平定准噶尔而完成对欧亚大陆的征服）实现的，这到鸦片战争爆发也仅仅持续了81年。所以，在中国历史中，分裂、分治的时期是主要的，统一是非常短暂的（葛，2008：77～78）。
这样在本系列第2卷第4章“历史学者与国土意识”所指出的“历史上的中国”论中，中国的统一、分裂的基准被设定在乾隆期的中国，在将获取最大版图的1759年定为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政权的势力范围与版图来计量“中国”的空间上的宽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中国虽说是与1759年出现的“乾隆中国”相连接，但是也可以将其定位为清朝81年短暂“统一”的后续政权。这种极为现代的空间、领土认识，为考察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也提供了有趣的素材（黄，2005）。但是这里想强调的是，在其与清朝及以前的“中原王朝”的连续性上以及与外部（特别是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的关联上俯瞰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视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在中国的制度、文化里作为底流持续存在着的“传统”的力量浮出水面，波及现代化（近代化），其正反方面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种情形下所设定的“传统”绝不是指悠久的历史遗产，而大部分是指与近代相邻接而与“现代”相隔断的最近的“过去”，也就是17～19世纪的清朝中国。所以，为了理解剧烈变动的中国的“现在”，必须回到“乾隆中国”。换句话说，在注目于变化与转换的各种情形的同时，也要着眼于持续着的“不变”的结构与意识，用200年到300年的较长的时间幅度来重新考察20世纪的中国。在本卷中各章考察的时期虽然有所出入，但是执笔者都持相同的理念，即一方面意识到时间的宽度，另一方面注意到历史的连续与变化的局面，我在此想重新确认这一点。
如此看来，“中华世界”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一方面包含着通过天下（华夷）秩序与朝贡、互市所联结起的自己与他者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抱有进一步超越高层次的文明体系的志向。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通过地域与国境区分的国家，与此同时，也可以将其定位成一个为海域亚洲与中央欧亚开辟的地域——竞技场（浜下，1990；Perdue，2005）。从这个观点来看，根据其开放性、广域性的原理，“中华思想”或许存在着区别于内向的、排他的“华夷思想”而作为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抽出的可能性（妹尾，2001：66）。
本卷所提出的“中华”就是在这样的含义下使用的。例如，清朝中期君临天下的雍正帝（1722～1735年在位）在《大义觉迷录》（1729年）中，提出跨越中华、夷狄之别的“华夷一家”“中外一体”的统合。清朝统治天下的关键，不是种族之别，而在于德的有无。清朝皇帝的统治的正当性，也与武力、出身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当时皇帝实施着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仁政。雍正帝如此断言，由此也可以看出其充满自信的态度，与贱民解放令、注重能力主义的人才提拔政策相得益彰，显示了清朝中国已经达到了开放的“中华思想”的顶点（岸本、宮嶋，1998：318～320）。
更进一步，如上所述，呈现出空前领土扩大的乾隆期中国的原像是现代性“统一”意识的源流，根据这一点可以将中华世界理解为超越了以往的华夷区别的多种族、多文化的复合国家。而且，这构成了内中包含空间上非均质性的、多元且阶层化的政治秩序，它无法收纳于同心圆结构以及汉族—非汉族的二元模式（岡，2007；杉山，2008）。这样一来，本卷所提出的“中华世界”，绝非超历史的固定的实体，而应该是清朝中国——或者中央欧亚的大清帝国——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所创造出的复合型体制与秩序的称谓。
再附加一句，不使用“王朝”“国家”，而用“世界”这个词，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应该不仅着眼于生硬的制度与构造，而且要注意到官民的认识、思想的状况、感情及印象的膨胀与历史趋势的相互作用。
四 本卷的构成与内容
本卷由10章构成，在第Ⅰ部“中华世界的构造与变化”（第1～3章）中，考察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的对外关系与统治体系的特质及其时代背景。如前所述，一直以来将中国近代的开端置于鸦片战争，这是一般性的理解。现在中国大陆以及日本的教科书，多以通过《南京条约》开港和外交关系的确立，作为开端讲述中国近代史。然而，中国的执政者开始意识到以西洋为中心的近代国际社会的存在，再早也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所谓“洋务”时期。要说到真正的体制改革和接受“西学”，则要等到19世纪末。而且，若要说到努力从根本上转换“旧”体制的话，则只不过出现在王朝最后的10年——所谓清末“新政”时期。总之，无论是改革或是开放，都不是沿着预先构想的美好设计而前进的。“变”的局面，除去“新政”10年，往往是暂时的和零星的，“不变”的构造力也很强。“变”与“不变”的关系，由于时代、环境、地域的不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情形。将此视为“近代”“进步”“文明”对于“传统”“后进”“野蛮”的征服，只不过是历史的后发智慧。
首先，第1章《清末的对外体制与对外关系》（冈本隆司）中，以近代中国参与到国际社会作为前提条件，论述了清朝的对外体制的特质与变迁。作者指出，清朝与明朝不同，对民间贸易采取宽容的政策。将朝贡与贸易（互市）两立起来的独特的对外体制，在18世纪以前稳定地发挥了作用。但是，随着与“西洋”贸易的扩大，“夷务”方面的摩擦激化，结果导致因走私鸦片问题而引发的战争，最终缔结了《南京条约》。但是，这对于清朝并不意味着体制的转换，被激怒的西方列强要将中国纳入国际法体系则是20多年后的事情。而且，清政府方面以单方面的逻辑与认识来处理“洋务”，编出了李鸿章们的朝鲜“属国自主”论等。作者以每10年为一个分期，追寻了19世纪60～90年代对外体制变化的轨迹，这一整理正好凸现出清末中国“外交”的曲折与主体性。
接下来，第2章《中国的世界认识的变化与重建》（茂木敏夫），论述了支撑以往的地域秩序和国际关系的逻辑及仪礼的组织，将重点放在内在地解析理念与世界像的形成。原本为德治主义所支撑的中华世界的阶层构造，作为包容周边各国的共存、缓冲的装置，发挥了作用。但是，那并非是对以平等和对他者的尊重为前提的多样性的接受，也容易转化为对他者的轻视与压抑。而且，作者认为朝贡体制与“属国自主”概念，溯其本源，可以再定义为“对传统的创造”，并展望说基于记忆的“传统”的共有性，也波及今天的主权、领土意识。将论述19世纪中国的对外关系的第1章与第2章合在一起阅读，读者就能从中得到从“实态”与“理念”、“构造”与“表象”这样两方面来俯瞰历史的视角。
第3章《交通通讯与帝国系统的再编》（千叶正史），从清末实施的交通、通信制度的近代化的视点分两阶段来论述清朝统治体制的变化。第1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导入的电信网的扩大，第2阶段是20世纪初的铁路建设事业。特别是后者，与建构立宪体制的政治目标相连，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的交通运输与信息传达的技术，通过其高速性、广域性的效用影响到统治权力，进一步成为促进国民统合的契机，这一看法在其后中国的政治变动与少数民族问题上富有启示。
第Ⅱ部“社会经济的动态与重组”由3章（第4～6章）构成，考察的是19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实态与经济、财政制度的变化。第4章《沿海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变化》（村上卫），将与外部世界的联动纳入考察对象的同时，以时间为序，分阶段地概括了19世纪以来大约一个世纪间发生的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变化。作者认为，因鸦片战争开港以后，沿海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港口贸易进一步扩大，买办作为与内地经济秩序的桥梁十分活跃。这显示了当时处于新旧经济秩序微妙共存，而产业化得到发展的阶段。在这样的状况下，随着工商业的近代化，官僚与有实力的商人的特殊结合也越来越明显。若将此视为中国式的经济秩序的状况，则也可以认为这是现代也在重复着的19世纪或者一直以来的“传统”遗产。
第5章《清代后期社会经济的动态》（吉泽诚一郎），首先提出这样的疑问，即在以往的历史学著作中默认的19世纪中国的“衰退”，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的社会认识。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资料和数据所展示的是，对作为19世纪中国特征的“制度疲劳”和与之对应的政策、改革争论，除了内部的腐败和外压这一已有的解释外，仍然有不能把握的深度与广度。详细说来，即所要求的并非描述从“盛世”到“衰退”的路径，而是在人口增长、产业发展、民众叛乱等方面所反映出的社会动态与变化状况，更重要的是在关注地域性不平衡的基础上，重新构架这个时期的历史像。
第6章《中华帝国财政的近代化》（岩井茂树），以梁启超的改革试行案为素材，论述在清末的财政近代化中原有的财政制度发展到自觉状态的历史性意义。作者驳斥了改革论者们将“财政权的分散”和“征税承包”视为应该废除的旧制度这一主流见解，而着眼于促使这些状况得以成立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实态，试图剥离出旧制度的“合理性”。由此描绘的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秩序形成机制。它无法纳入到单纯的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图式，而是近代化模式的代替方案。作者将此命名为“帝国模式”，可以说这正显示了接近由“新”与“旧”、“变”与“不变”的要素所编织的中国社会的动态性构成原理的线索。
第Ⅲ部“民族主义与文化变革”（第7～10章）是从制度与思想方面来论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所凸现出的国家建设、国民统合的问题。以往的中国近代史，是以高举“排满兴汉”旗号的革命运动为主轴来描述这一时期的，很重视孙文等领导人的作用、持反清倾向的会党（秘密结社）的动向、在义和团运动与抗租抗粮斗争中所反映出的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的作用。与之相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观点流派，认为革命阵营内部未必是铁板一块，其活动带给政治过程以影响。另一方面，对作为革命的敌人容易遭到否定性评价的“改良”派的思想和运动以及清朝内部的立宪改革的关心也日趋高涨。学界内也逐渐涌现出将辛亥革命解释为“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不期而至的共同演出的看法。
但是，无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立宪派），都是后世历史学家的区分，同时代的人际关系、团体结社并不可能如此简单地截然一分为二。随着为史料所证实的个别具体的研究的推进，在制度构想和对外认识等方面，两派的共通点以及相互重合的侧面被放大。而且，人们也开始注意到革命绝不是单向演进的过程，而是包括“革命后”在内、含有偶然要素与曲折的复线的过程。
考察这一点的是第7章《辛亥革命的心性——以湖南省的民众文化为中心》（藤谷浩悦）。作者从无党派的民众文化研究中得到启迪，将20世纪初的湖南省所开展的革命政治，与当时民众所共有的传说和信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指出带有终结论色彩的期待救世主的心性（末劫论）隐藏在革命军所反复发起的各项运动背后。当然，作者绝不满足于末劫论与湖南的辛亥革命直接相关这一单纯的说明，而是唤起人们对此的注意，即辛亥革命这一表面上单一的过程中，也有官僚、乡绅、民众的相互作用复杂地交织着。虽然还留有如何看待中国史上民众文化（小传统）的自律性对抗这一特质的问题，但是作者所说的“辛亥革命的多层性”也将成为考察其后民国时期所出现的各种革命运动和民众斗争的重要线索。
与本卷其他章专门以沿海地区和中心地区为考察对象不一样的是，第8章《“藩部”与“内地”——20世纪前半期的内蒙古》（广川佐保），以内蒙古的政治动向和土地政策为主轴来追踪“藩部”与“内地”的所谓二重统治体制随着辛亥革命时期近代行政制度的导入而变化、解体的过程。作者指出，在各种势力与主体所进行的摸索“近代”的过程中，这个地域孕育出了既存的行政——土地制度的改革，同时也使内蒙古这一地域统合的课题凸现出来。著者的这一论点给我们在考察新疆、西藏等其他“藩部”地域的近代“边缘化”过程之际提供了富有启示的事例。
第9章《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感情、思想、运动》（黄兴涛），与第7章一样，考察的是作为政治旗手的精英和民众的感情与心性，但是这章是在民族主义形成的文脉中对之加以把握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近年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激增，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但是，关于“民族”感情和表象等领域（两者通常被认知为近代的想象产物）的论述，相对而言为数不多。作者细致地整理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特征、与自由主义、反传统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以“新文化史”手法进行民族主义研究的可能性寄予了期望。
最后的第10章《中华民族论的系谱》（村田雄二郎），主要从思想史的方面来论述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但是其关注重点则主要在20世纪初。这是因为考虑到正是在这个时期，围绕近代中国的一大课题——国民统合与民族问题，知识人的思考最为深化，关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提出了那之后讨论的框架。作者选取孙文的“满洲租借”论等为例，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民族意识与空间认识的意义。就民族融合问题立宪派与革命派的靠近，民国初年“五族共和”上南北有不同反应等看法都有助于在“中国的抬头”这一新的现实面前思考如何理解辛亥革命这一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重大政治变动。
以上全部10章的论述表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中国所体现的“近代”并非单一地体现了从“传统”体制的脱离以及向“理想状态”的直线转移。在此可以看到“近代”的各种制度被以往的秩序所包容而形成新的结构，通过经由“外部”来重新解释“传统”的局面。而且，也可以时常观察到因为地域隔阂以及与“中央”的距离不同，变化和转移的情况也发生了分歧与落差。如果说将这种分歧、落差以及新旧的纠葛均一化是“近代”所提出的一个课题的话，那么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是在面对这个课题，为确立植根于自身历史、风土的“近代”性制度、秩序一直摸索至今。当然，这种不断的摸索并不仅限于中国，包括西洋在内的宇宙船地球号上的所有国家、地区也都有着同样的课题，现今仍在艰苦奋斗。
19～20世纪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此时”“此处”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日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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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ンチャイ，W.著、石井米雄訳、2003、『地図がつくったタイ——国民国家誕生の歴史』明石書店（原著Thongchai，Winichakul，Siam Mapped，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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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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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方，2007，《一部没有“近代”的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第1期。
【英文文献】
Perdue，P.2005.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 这里所说的“近世”，大体上指明清时期的中国。这与西洋史、日本史的用法未必重合，但是并非没有横向上的联动。岸本美绪关注到16世纪到18世纪的中国、日本、朝鲜等同时发生了宏观性的变化，诸如商品经济的跃动、社会秩序的重组、新国家的成立等，从而将这一时期定位于东亚的“近世”（岸本，1998）。本系列的“近代”可以说是位于这一“近世”结束时期的起点。
[2] K.Pomeranz和A.G.Frank所提倡的全球史，将经济力量上中国与“西洋”的优劣关系的逆转、其结果所带来的“西洋”称霸世界的转机置于1800年前后的时期（参照本系列第3卷总论“全球化的奔流与作为主体的中国”）。
[3] 这里所说的“原型，身体”是指Thongchai Winichakul在论述泰国统治阶层制作地图的过程与民族主义诞生之间的关联性时所提到的“地理性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