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心作用与经济区[1]
一 经济中心与经济区域的关系
（一）城市是经济区域的中心
城市是一定经济区域的中心，也就是说城市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居于“心脏”的地位，起着核心的作用。经济中心，是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地和枢纽。从历史上看，它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又是商品经济活动的中心和枢纽。中心是相对于周围而言的，也就是相对于它通过商品经济活动所紧密联系的周围区域而言的。从类型上说，经济中心可分为单一型的和综合型的。有的中心只是某一个方面经济活动的集中地，其他方面的经济活动只起着辅助的作用，或者尚未发展起来，如商业中心、工业中心、金融中心、行业中心、外贸中心等，在某一个方面发挥着经济中心的作用，有些中心是各种经济活动相辅相成综合进行的集中地，对周围区域在多方面具有深刻影响，发挥着综合经济中心的作用。从层次上说，经济中心可区分为大、中、小三个层次。有的是全国的或跨省区的大经济区域的中心，有的是省区或省以下经济区域的中心，有的是县区经济中心等。经济中心是依托于城市而存在的，这是由城市的特征和功能决定的，它又是城市经济功能的体现。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一定区域的现代工业生产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为区域提供技术装备、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先进的生产方法和工艺等，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二，它拥有比较完善的生产服务系统和生活服务系统，为区域提供交通、通信、信息、商业、金融、科技、文教等各种服务，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保证条件。第三，它拥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在区域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先导的作用。城市和市场是分不开的。它不仅是区域的各类实物商品流出、流入的中心枢纽，而且是具有比较发达的货币资金市场和非实物商品的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城市的实物商品市场，构成城市与它联系的区域的社会生活的基础。城市的资金市场和信息市场，在城市和区域的市场运行中起着导向的作用，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主导全局的作用，是国家调节市场的关键。因而，城市市场是区域各种经济联系和交流的枢纽，通过城市的经济活动，不仅可以沟通一定地域内的城乡之间、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还可以实现各个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区域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实现条件。城市的这种核心作用，反映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活动一种空间联系的规律性。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和不同的地域之间的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联系，是以城市为中心并通过城市有机地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网状的有机体。这个经济有机体就是经济区。城市的经济实力越强，经济效益越高，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功能越完善，它所辐射和吸引的区域范围就越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区域的相对规模就越大。
（二）经济区域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城市经济中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形成经济中心。但是，在什么地方形成城市经济中心，就形成什么类型的经济中心，要受到区域的各种具体条件的决定。城市经济中心与经济区域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城市是经济区域的核心，没有城市经济中心，就形不成统一的经济区域；经济区域是城市经济中心的腹地，任何一个城市和城市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都要受一定区域范围内的自然、经济、人口、历史等多种条件的制约。自然条件和经济地理条件优越，如在资源丰富、交通枢纽或海上运输的门户等地方，就容易形成经济中心城市。纵观我国和国外中心城市的状况，大多处于河口或河流出海口，有土地辽阔、物产富饶的广阔腹地。例如，上海市虽然比处于南北大运河口上的扬州兴起要晚得多，但由于它处于长江的出海口，有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为腹地，连接着华东以至中原的广大区域，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广泛的国际、国内经济联系，使它在各方面的条件比扬州优越，因而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又如武汉市，由于它地处长江中游和汉水的入江口，长江横贯东西，京广铁路纵穿南北，又有物产丰富的江汉平原、鄱阳湖和洞庭湖为其腹地，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市场广阔，逐渐发展成为中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不仅城市经济中心在什么地方形成是有条件的，城市经济结构的形成也与周围地域的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区域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包括土地、矿产、水、生物等自然资源，劳动力、物质生产技术基础等社会资源，人文要素与自然风光相结合的旅游资源，以及区内和区际的经济联系等因素决定了城市经济结构的特点。当然，城市经济结构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对区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从而形成统一的区域经济结构。例如，沈阳市，它是依据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铁、有色金属等矿产和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资源优势，形成了重化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随着沈阳市经济结构的形成，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其周围地区建立了包括我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鞍钢、最大的石油化纤公司——辽化、最大的炼油联合企业——抚顺石汕公司、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清河电厂等钢铁、石化、煤炭、建材以及粮食一系列生产基地，使得沈阳与其周围区域形成了配套的经济结构，由此形成了具有地区经济特色的辽中经济区域。又如，以广州市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它依据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产品资源丰富、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但能源缺乏的区域条件，形成了以轻纺工业和供出口需要的各种加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轻型产业结构，并带动了周围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调整，形成了以轻型工业和创汇农业为特色的粤中经济区域。可见，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发挥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城市经济的发展又必须以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两者密切结合，就形成了规模不等、不同类型的城市经济区。
（三）城市经济对区域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城市同区域的经济联系，都是通过城市对区域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来实现的。城市经济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主要表现在：第一，城市拥有密集的人口和大规模的加工制造业，作为巨大的生活消费市场和生产消费市场，对于区域的粮食、肉类、副食品等农产品和各种工业原料、工业初级产品等，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城市是社会再生产的集中地，作为巨大的经济实体，为区域提供各种日用工业品、化肥、农药、机械等生产资料，向周围区域扩散自身的商品、技术、资金等，对区域具有巨大的辐射力。第三，城市拥有大量的商业网点，多种形式的商品流通渠道，先进的信息收集、加工、储存、传播设施和大规模的仓储设施，发达的金融机构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作为流通网络的核心和巨大的信息库，把城市和乡村之间、区域内外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各种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发挥着区域经济中心和国民经济网络枢纽的作用。同时，发达和比较发达的城市市场机制，通过各种商品经济的联系，对于城市经济自身及其所辐射的区域经济的运行起着调节作用。总之，城市在流通、工业、科技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积聚起来的巨大的物质能量，必然按照商品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社会分工的客观需要，沿着各种形式的商品经济的渠道，冲破行政区域的界限，对周围区域产生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作用。
城市经济吸引力和辐射力的大小，是由城市的经济实力，市场发展和开放的程度、综合服务的能力等因素决定的。大、中、小城市由于各自的经济实力不同，它们的经济吸引力和经济辐射力的强度和作用的范围也就不同。大城市的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的范围，不仅包括周围的农村地区，也包括周围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一般来说，城市的规模越大，经济实力越强，其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的区域范围也就越大。但是，有一些城市，就经济技术实力的大小而言，相差不多，却由于市场的发展程度和开放的程度不同，综合的服务能力不同，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吸引，辐射的强弱相差很大。因此，对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及其所辐射的区域范围，必须做动态、综合的分析。
二 依托中心城市形成经济区网络
（一）中心城市在经济区形成中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自发形成的。城市经济区的产生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劳动地域的分工；第二，同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相适应，形成了统一的市场和较完善的市场体系；第三，城市商品经济对区域起着吸引和支配的作用。这些条件只有当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时才能具备。
在古代，曾经存在与小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自然经济区域，也就是范围不等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区。这种自然经济区域是按地理条件，主要是水资源、气候和生物资源的分布及开发利用自发形成的。我国的著名学者冀朝鼎曾提出，在我国的秦汉之际，在黄河流域已大致形成泾水、渭水、汾水与黄河下游等农业区。秦时蜀郡守李冰父子所主持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引崛江水灌溉川西平原，形成了被后人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农业经济区。各个农业区域之间虽有一定的商品交换，但并没有形成区际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以及地区一级的贸易往来，基本上是一种封闭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区域。当时的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主要是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
18世纪30年代，首先在英国开始，而后在法、美、德、日等国于19世纪内完成的工业革命，即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和一系列的工业中心和城市的迅速发展。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纺织、冶金、采矿、机器制造等领域的广泛应用，火车、轮船等先进的运输工具和先进的通信设施的问世，促使了近代大工业在城市的集中。同工业的聚集过程相适应，相关的各种社会服务行业，如交通运输、商业、金融、信息以及教育、卫生、文化娱乐也相继得到发展，使城市人口不断增长，新城市不断产生，城市数目迅速增加，城市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显著提高。伴随工业化，开始了城市化过程，即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及其他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如英国在1801年，5000人口以上的城镇只有106个，城镇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6%。1851年，城镇数目增至265个，城镇人口所占比率上升到45%。1891年时，城镇数目达到622个，人口占到68%。伦敦在1800年时还只有10万人口，到1841年增至187万人，到1891年达到423万人。美国在1790～1890年的100年中，城镇数量从24个增加到1348个，增加了55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800年的6.1%，上升到1890年的35.1%。城市工业、贸易、金融等中心地位的形成和人口的增加，一方面为周围区域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把外部的经济活动吸引到城市中来；另一方面，通过提供产品和各种服务，把周围地区的市场、原料产地和工业联结起来，并促使区域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形成各种经济网络，在空间上形成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综合化的区域经济体系、区域性的统一体。
（二）发挥城市系列的作用形成经济区体系
在工业化时代，城市的发展是同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与布局分不开的。在工业、交通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城市系统不断完善和发展，城市化的区域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以一个或某几个大城市为核心，若干个中等城市为中介和众多的小城镇为基础的城市系列或城市群。例如，在英国有以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为中心的，由60座城市组成的城市地带。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了以东京、名古屋和大阪三大城市为核心，由301个城市组成的3大城市经济圈。在我国东部，由于沿海现代工业发展较早；商品经济较发达，形成了辽宁中部、京津唐地区、沪宁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4片城市密集地区。这几个地区在1983年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分别为全国平均数的2.7倍、2.6倍，4.2倍和1.8倍，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率分别为55.1%、43.7%、26.7%和33.9%，比全国15.8%的平均数高得多。每一个城市都同一定的区域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并作为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而存在。城市规模和交换规模越大，经济实力越强，开放程度越广泛，它所联系和辐射的区域范围就越广。从我国城市布局的现状和发展来看，可分为全国性和具有国际意义的中心城市、跨省区的中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省下经济区域的中心城市、县域中心城市。如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我国最大的港口、贸易中心、科技中心和重要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香港是国际性贸易中心和自由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广州、武汉、重庆、天津、沈阳、大连、西安等是跨省区的经济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工业，发展第三产业，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推动社会技术进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多功能作用，从多方面联系和支援全国或附近省区的经济建设。省域中心城市我国约有35个，一般每省（自治区）一个，大多为本省的省会（上述跨省区中心城市，也兼为本省省域中心城市），少部分省有两个以上省域中心城市。如山东省有济南、青岛；浙江省有杭州、宁波；福建省有福州、厦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南宁、柳州等。这些省域中心城市，经济都有一定基础，但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基础设施薄弱，今后，按照各城市的职能和性质，扬长避短，调整产业结构，发挥各自的优势，加强第三产业如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才能更好地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省以下经济区域中心城市我国约有90多个，一般一省有3～4个，有的省更多些，少数位于几省区的交界地区，其吸引范围跨几个省区，如徐州市。这类城市，目前多数为中等城市，它们一般同国家的交通干道直接相连，城市发展的有利条件较多，但基础设施相当薄弱，需要充分发挥有利条件，加强基础结构和服务设施建设，才能增强吸引力和辐射力。县域中心城市，我国约有2200多个。一般是指县（包括县级市、旗）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也是城乡联系的纽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城市经济的建设，逐步形成以各级中心城市为核心，大、中、小城市相结合，不同规模、不同职能分工的多层次的城市体系，把我国各级城市逐步建设成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社会化现代化的经济活动中心，发挥城市系列的作用，与之相适应，才能逐步形成以地域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城市为中心，不同层次、规模不等、各有特色的经济区网络。
三 中国城市经济区的产生
（一）我国城市经济区是经济体制改革中诞生的新事物
如前所述，城市经济区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产生的。如美国东北部从波士顿、纽约到华盛顿沿海带状城市经济区，日本以大阪为中心、神户和京都为两翼的京阪神城市经济区，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在市场机制支配下自发形成的。在我国，组织区域经济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54年，实行了大行政区的制度。当时把全国划成东北区、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区、西南区、西北区6个大行政区。这种大行政区的划分，是与我国民主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分不开的，适合我国解放初期的国情，对于在全国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在中央和省、市之间增设了一级行政层次，它不适应国家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要求。因此，当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后，便取消了大区的行政建制，实行中央直接领导省的体制，重要的大、中型企业和建设项目都以部门的条条管理为主。1958年，“大跃进”开始以后，提出了不但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2]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国家计委将全国划分为七大经济协作区。1961年又将华中区、华南区合并为中南区，从而又形成了同大行政区范围相同的六大经济协作区。与此相适应，又在经济协作区设立了中央局和大区计委。协调区内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关系。“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协作区撤销，但基本的指导思想不但没有变而且更具体了，在全国进行“大三线”建设，各大区和省进行“小三线”建设，基本建设还是按原来的六大协作区部署的。这种基于建立几个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的需要而形成的六大经济协作区的划分，不利于实现地域间的专业化分工，不利于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阻隔了区际的商品经济联系。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如何解决条块分割的矛盾，按照商品经济的联系组织生产和流通是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遇到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1982年冬，国务院决定成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1985年初，国务院又决定将上海经济区范围扩大到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共计4省1市），和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重化工经济区。[3]1984年成立了东北经济区。之后，又成立了西南“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区、武汉经济区、淮海经济区、渤海经济区、长株潭经济区、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技术联合体等。
我国的城市经济区与行政区以及过去的协作区有着质的区别，是不同的区域概念。
第一，从划分的基础和范围来说，协作区是按行政区来划分的，而行政区是从便于国家管理为基础划分的。城市经济区也要考虑行政区的相对完整性，特别是县级单元的相对完整，但它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根据地理位置、资源分布和城市经济功能及其经济实力所辐射的区域范围来划分的。行政区具有明确的界限和范围，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严格遵守行政机关不能越界处理行政事务。经济区也有一个大致的地理范围，但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分工协作下，各个经济区之间互相交织、互相渗透，形成犬牙交错的状况。同时，由于中心城市经济实力的大小和紧密联系的区域范围不同，不同的中心城市及其所联系的区域又有不同的特点，因而经济区也就有不同的规模、类型和层次。
第二，从组织形式来说，行政区和协作区都是一级行政或准行政机构、行政层次。城市经济区则主要是一种区域性的经济联合体，它也需要采取适当的组织形式，设置必要的工作机构，但它不是一级行政机构和行政层次，而是一种联合、协商和协调性质的机构。
第三，从运行机制和管理手段来说，行政区是依靠行政机制来发动和运行的，主要依靠政令、法规和政策来实现管理。经济区则是依靠经济机制来发动和运行的，是运用经济办法，通过区域规划和组织各种经济网络，主要是横向的经济网络系统联结起来。
为了便于制定和实施经济区域的发展规划，在划分经济区时，需要适当照顾行政区的完整，特别是县级行政区的完整。但是，就是在经济区和行政区重合的情况下，两者仍然存在着质的区别，在组织形式、管理体制和手段，以及经济联系的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
（二）城市经济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国城市经济区组成的数量虽然还不多，诞生的时间也不长，但已显露出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一，它有利于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正确处理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布局的合理化。我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部三大地带，[4]并且在发展上呈现逐步由东向西推进的客观趋势。逐步建立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不同层次、规模不等的经济区网络，明确我国沿海经济区与中、西部经济区的分工协作关系，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就能把东部沿海的发展同中、西部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例如，上海经济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江西省。这一区域大约有2亿人口，其中，大约有6000万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带。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市，富庶的长江三角洲，现有的5个对外开放城市和全国最大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地区，都在这一区域中。这个区域还具有由沿海港口和沿长江港口构成的、深浅配套的优良港口群，形成了水运、铁路、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这里工业配套能力强，科学技术先进，智力资源丰富，信息灵通，经营管理经验丰富，具有许多突出的独特优势和有利条件。但也存在着若干不利条件，比如，人口多，耕地少，能源和原材料紧缺，交通运输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等。而西南“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包括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重庆市），[5]同上海经济区以及京津唐经济区相比，在交通、信息等条件上处于绝对劣势，在智力、人才、技术条件上处于相对劣势。但包括水资源、天然气资源、金属矿产资源、煤炭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其水能蕴藏量共计2亿千瓦，占全国总蕴藏量的51%，天然气储量仅四川省达1000亿立方米，产量占全国的45%，全区铁矿石储量约90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20%左右。这里工业发展较晚，但四川、贵州列为三线重点地区以后发展迅速，特别是机械、化学、冶金等重工业发展很快，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原则，上海市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应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发挥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枢纽作用，区域内的各城市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各城市，要在合理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出口产品和高、精、尖、新的加工工业，积极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并为周围地区和全国各地提供高质量、多功能的服务，如向全国输送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传送新技术、提供咨询和信息等。西南“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区，则应重点开发煤炭、水电、火电、钢铁、有色、化工等主要产业和扩大交通运输的建设，使本区逐步成为具有重工业特色的，农业、轻纺和科学文化协调发展的一级经济区网络。
第二，它有利于按照专业协作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调整工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在我国，长期以来，在纵向封闭型条块状的管理体制下，企业隶属于行政的条条块块，人为地割断了它们之间的横向联系，造成了工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严重不合理。城市经济区建立之后，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积极组织跨城市、跨部门、跨产业、跨行业的联合，发展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开始突破旧的经济模式的严重阻碍，促进了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如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其间相隔仅30～50千米，但在旧的体制模式下，三市市属以上企业803个，分别隶属于中央的14个部，省27个厅、局，市23个局、办。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条块分割造成了严重的分散、浪费，严重制约了支柱产业优势的发挥。1984年11月，长株潭经济区成立之后，1985年三市之间共确定了30多个开发项目，在机械、军工、冶金、运输、金融和商品流通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联合。经济区的各个工业行业联合体，引导企业按照平等互利、自然结合的原则，打破城市、城乡、部门、军民等界限，组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如以湘潭电机厂为龙头，以长、株、潭三市相关的16个企业、科研院所为核心，横跨8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企业组成了多元配套型的南方电工集团。相应的企业集团所在地区的工商银行，联合组成了跨地区的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电工集团的银团贷款。这种工业集团和金融集团的结合，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经济组织。经济区的农业银行打破了城市、城乡的界限，建立了以长株潭为核心的长、株、潭、衡、邵五市资金横向融通网络，1986年融通资金达5亿元，银团贷款达7000万元，资金融通已达30个县。经济区的工商银行协作会议，联合开拓信托业务（从租赁开始），联合筹集融通资金（从联合进行有奖储蓄和资金拆借开始），由异地转账结算改为同城结算（从建立票据交换站开始），逐步形成银行经济信息中心，还联合培养金融人才，并决定建立业务处理的计算机网络，从而突破了纵向、封闭的资金管理体制。
第三，它有利于统筹规划区域的基础结构建设，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和增强经济发展的后续能力。不论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带，还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带，都存在能源供应不足，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这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国家增加对能源、原材料工业和交通、通信建设大型骨干工程的投资，调整国家的投资结构，同时，还必须打破行政区划和部门的界限，从各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特点出发，进行区域的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并充分调动区域各方面发展基础设施的积极性。如太湖的整治问题，涉及航运开发、码头建设、地质勘探、污染治理、农田水利、渔业水产等多个部门，涉及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3省1市的经济利害关系。过去搞了20年，由于条块分割，结果是寸步难行。1983年，上海经济区成立后，在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组织下，各有关部门和省、市，打破了条块界限，查勘了几乎所有有争议、有矛盾、有问题的点和面，行程3000千米，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编制了太湖流域治理规划，使这个久拖不治的大难问题得到了解决。东北经济区成立了东北地区水陆空联运代理公司，编制了区域“七五”能源交通、技术改造和节能等规划。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办公室为联合开发晋东南和焦作地区的煤、电、水、铝，举办了联席会议。为合理利用晋东南无烟块煤资源，建立了由山西省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的化肥用煤基地领导小组，提出基地铁路建设规划建议，并开展了晋东南—焦作地区小区的规划。西南经济协调区成立之后，就如何发挥西南地区的资源优势，把西南经济区逐步建设成为一个以水电为主体，水火电协调发展的强大的能源基地；一个综合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既提供原材料，也可进行深度加工的军民结合型的重工业基地，一个结合利用生物资源、优势突出的轻工业基地和粮食充分自给基础上的林牧业基地；并在改变交通运输落后状况等有关区域发展战略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制定了一些联合开发的重点工程规划和协议。处于湘江三角洲的长沙、株洲、湘潭三市，虽相距很近，但通信落后，三市之间电话不畅，打电话比跑一趟还慢；交通比较发达，但条块分割严重。长株潭经济区成立后，三市和省就共同集资兴办电话直拨和数传工程达成了协议。这一计划完成后，可以实现三市之间和与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的电话直拨。同时，以长株潭为核心的长、株、潭、衡（阳）、邵（阳）、岳（阳）、常（德）、益（阳）8市交通运输部门实行了跨地区联合，建立了8市交通运输协作中心客、货联运网络等。上述事实都显示了经济区的生命力。
第四，它有利于在宏观控制上实行分层次管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求的宏观管理制度，是以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但是，这种新的宏观管理制度也必须实行分层次管理。这是因为：（1）存在经济地域的差异性。我国地域大、人口多，不同的经济地带和同一经济地带的不同地区，在地理和资源、商品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等方面都有不同，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不同的经济地带和不同的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任务，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宏观控制的措施和其他经济政策，也必须因地制宜，有所区别。（2）存在经济运行的层次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要求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大市场。但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又是分层次的。不同品种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和供应，产、供、销的衔接，生产的专业化和联合，生产力的布局等都是在一定的空间进行的，是有区域性的。有的是全国性的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供求的平衡和布局；有的是在跨省、市的较大区域内，实现供求的平衡和布局；有的是在一个省内的较小的区域内实现产需的平衡和布局。适应商品经济运行的层次性，宏观控制措施在不同的层次上，也必须有适当的灵活性和差异性。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城市经济区，是在不同区域的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差异性和商品经济运行层次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不受条条块块的束缚，可以更超脱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从宏观上和战略上进行条块结合的综合区域规划，或单项的区域合作规划和行业规划，从而把国民经济全局的要求和充分发挥区域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国家的行业管理和区域管理贯通起来。它可以按照商品经济内在的紧密联系，在一个较大的空间领域，组织不同层次的各种经济联合体和四通八达的经济网络，通过各种网络系统，运用经济手段，把纵向和横向的、微观和宏观的经济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协调部门之间、地方之间和部门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使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也能够既加强企业的独立地位和法人地位，减少行政上不必要的干预，促进政企职责分离，又有利于加强宏观上的计划指导和间接控制。
[1] 原载《城市经济区学》，知识出版社，1990。
[2] 《毛泽东在天津》，《人民日报》1958年8月6日。
[3] 1982年底，国务院决定成立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办公室。当时基地规划的范围是：山西省、河南省西部、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准噶尔地区。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把原“国务院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改名为“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其规划范围是：山西省、河南省京广线以西、陕西省秦岭以北、内蒙古中西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4] 按照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划分，东部沿海地带包括沿海地区的12个省，市、自治区，未包括台湾。西部地带包括西南、西北地区的9个省、自治区；其余省、自治区为中部地带。
[5] 1986年西藏自治区参加协调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