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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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不同意蒋光慈关于“新作家”“旧作家”之说

1928年1月8日

方璧(茅盾)《欢迎〈太阳〉》(写于1928年1月5日),载《文学周报》第298期(第5卷第23期),第5卷合订本第719~723页。

其主要论点是:

第一,欢迎《太阳月刊》创刊。他说:“《太阳》是一些从革命高潮里爆出来的青年文艺者的集团。”“《太阳》旗帜下的文学者,要求光明,要求新的人生;他们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蒋光慈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批评目前的新文坛,颇中肯要。”

第二,文坛跟不上社会生活的原因。蒋光慈“以为我们的文艺,比起我们的社会来,已经太落后;社会已经生了剧烈的变化,而文学家不能跟上去,反映这大变动时期的色彩。他以为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变化太迅速了!这是因为中国革命浪潮涌激得太紧急了!’在文学家尚未体认明白时,社会生活早已向前去了,早又变化了,所以文学者的作品永远是落后”。茅盾则说,“我以为我们的文坛所以不能和我们这时代有极亲密的关系,除了蒋君所举的两点,还有个重大原因,便是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没有极亲密的关系。文艺的创造者,没有站到十字街头去;他们不自觉的形成了文艺者之群,没有机会插进那掀动天地的活剧,得一些实感。而有实感的人们,虽然也不乏文学者,又苦于没有时间从容著作。可是我亦并不以为有了实感的人,一定可以写出代表时代的作品。要写一篇可看的文艺作品,究竟也须是对于文艺有素养的人们,才能得心应手。因此即使是亲历活剧的人物,也未必一时能有惊人作品贡献给我们。因此我们的文坛呈现了暂时的空虚或落后”。

第三,关于对所谓“旧作家”的看法和创作之路。蒋光慈认为,填补目前文坛的空虚,“似乎不是已有成绩的‘旧文学家’所能胜任,因为他们缺乏实感,没有那些新材料”。茅盾对此提出异议:“究竟文艺品的创造是全凭本身的经验呢?还是可以凭藉客观的观感?我以为总是凭藉客观的观察为合于通例。自然作者不能远远地躲在圈子外睇望,至少他是在圈子里亲切地体认,虽然他不一定也动手。‘旧作家’何尝不能从他们的观察上产生新时代的作品?”而《太阳月刊》创刊号上的作品,虽说“一定是实感的描写了”,然而“好像并非别人一定没有或观察不到的”。其实,不在“实感”本身,“而在他能从这里头得了新的发见,新的启示,因而有了新的作品”。欧战时智识者从军的人何止万千,然而却只有巴比塞等三数人写出了为世所肯定的作品。“所以我以为一个文艺者的题材之有无,倒不一定在实际材料的有无,而在他有否从那些实在材料内得到了新发见,新启示。如果惟实际材料是竞,而并不能从那里得一点新发见,那么,这些实际材料不过成为报章上未披露的新闻而已,不能转化为文艺作品。”茅盾还说,“我并不是轻蔑具有实感的由革命浪潮中涌出来的新作家,我是希望他们先把自己的实感来细细咀嚼,从那里边榨出些精英,灵魂,然后转变为文艺作品。不然,可爱的努力要朝太阳走的新作家,或许竟成为了悲哀的pantheon呢!”

第四,革命文学创作的题材是多方面的。茅盾说:“文艺是多方面的,正像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一样。革命文艺因之也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说,惟有描写第四阶级生活的文学才是革命文学,犹之我们不能说只有农工群众的生活才是现代社会生活。也犹之战争文学不一定是描写战壕生活而那些描写被战云笼罩的后方的文学也是战争文学。所以革命的后方也是好题材。所谓革命的后方,就是老社会受了革命的壮潮摧激后所起的变化,蒋光慈的论文,似乎不承认非农工群众对于革命高潮的感应——许竟是反革命的感应,也是革命文学的题材。我以为如果依蒋君之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极单调而仄狭的路,其非革命文学前途的福利,似乎也不容否认罢?”

关键词:茅盾 不同意蒋光慈关于“新作家”与“旧作家”之说 革命文学创作的题材是多方面的,不要走入一条“单调而仄狭的路” 不能说惟有描写第四阶级的文学才是革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