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遭遇深水区
1988年，应该说，是我工作压力最大、体改任务也最为艰巨的一年。5月前后，省体改委3位副主任由于种种原因调到其他部门任职，杜显忠同志提任副省长，省体改委由我主持工作。当时，全国经济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流通秩序混乱等问题。改革面临的任务是，深入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以及省委提出的在10个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这些工作任务都要由省体改委来牵头完成。此后，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讨论，从12个方面制定出100条相关规定，报送省委、省政府批准后，分别由省政府和有关部门下发执行。
同时，我们得知，国家将要在1989年出台物价改革方案，这是整个改革最关键的一步，需要做好“闯关”的准备。黑龙江省到底能承受到多大程度，需要体改委提出意见。我带领体改委同志深入到工厂、企业调查并会同省物价、财政等部门座谈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存在“三个低”：第一，群众承受能力低。当时物价比上年同期上涨18%，群众心理无底，抢购风四起，纷纷提存款保值，部分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第二，企业消化能力低，原材料能源价格普遍上涨，我省指令性产品比重大，地方无权定价，高来不能高走，企业成本上升，利润减少，亏损企业逐渐增多，无力承担支付职工的物价补贴。第三，地方财政承受能力低，我省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基数比重52%，无力承受物价和工资改革的风险。如果明年物价再大幅度上涨，群众、企业、地方就要难以承受了。这为我向省委和国家体改委汇报提供了依据。
6月，根据省政府两位主管工业的副省长指示，我带领《活力》杂志社记者和省报、省电台记者，到牡丹江市桦林橡胶厂，对企业困境及其原因进行调查。经过十几天的实地采访，以《桦林现象》为题，揭示了该厂冲破旧体制遇到的阻力和生存困境：“摇钱树下的苦菜花”；“春风何时度桦林”；“扯皮现象该休矣”；“望江兴叹出口难”。我看了以后，认为写得很真实，只在个别词句上加以修改，并以《剖析典型单位的改革难点，明确深化改革的重点》为题写了评论员文章，先后在《黑龙江日报》和《活力》刊物上发表，引起强烈反响。其中包括有的部门，有的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诬告，这是因为改革涉及一些部门的利益调整，出现这种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不但没有退缩，反而使我加深认识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加增强了对改革探索的勇气。
当时，我带领《活力》杂志社常务副总编李庆文去北京，向国家体改委安志文同志汇报，他极为重视，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在黑龙江驻京办事处举行了包括有中央书记处、中央宣传部、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经济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在内的13位领导和主任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听取了我的汇报，得到首都新闻界的大力支持，《经济日报》等摘要发表了《桦林现象》。回省后，我把几家报刊发表的《桦林现象》和我写的评论员文章编在一起向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省委书记孙维本当即在报告上做出如下批示：“省新闻媒体都要像活力杂志社那样，深入实际，敢于接触问题，帮助企业提高效益，全省生产力标准大讨论要以‘桦林现象’为突破口，请广英同志会同省新闻单位提出方案。”
6月下旬，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地、市和省直部门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主题是，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在这次会议上，我全面汇报了我省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围绕“桦林现象”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和不公正批评，对大中企业如何走出困境、流通领域改革的全局意义，以及对物价“闯关”承受能力等，提出看法和建议，受到常委会议的肯定。在会议总结和会后的纪要中，多处提到由省体改委牵头拿出办法，诸如检查100条政策落实情况，大中型企业引入乡镇企业机制问题，股份制问题，企业引入竞争、兼并机制问题等。省体改委把贯彻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意见和措施向省委写了报告，孙维本同志在报告上做出批示：“告广英同志，说明体改委的态度和做法是积极的，希望抓好落实工作。”
9月，我带领体改委5位处长和哈、齐、牡、佳四个城市体改委主任，参加在吉林省延边市召开的东北三省改革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我以《改革新进展，面临的新形势》为题，汇报了我省1988年改革形势出现的新变化和今后的任务。其中，重点谈了黑龙江省面对国家将要在1989年出台物价改革方案的承受能力问题，引起了参加会议的国家体改委生产体制司翟司长、分配体制司倪司长的高度重视，表示回京后向安志文同志汇报。会议结束时，我受与会同志委托做了会议小结。后来，国家体改委传来消息，中央决定，物价改革方案不出台，物价只做微调。
1989年2月，我随同省政府考察团历经近3个月对美国、日本进行了考察。出国前，省政府主管副省长曾对我说：“省委考虑，体改委主任就由你担任，走前要把工作安排好。”我回来后，宋士合调到省体改委任副主任，主持省体改委工作。主管副省长可能怕我有想法，亲自到家看望，并对我说：“体改委调来任何人对你都毫无影响，省委考虑对你要高层次安排。”随后，省委主要领导在听取我汇报考察美国、日本情况时，也说这样的话：“你不仅为体改委做许多工作，还要为省委做一些工作。你的职务安排快了，只需履行法律程序了。”这类的话一直说到我离休前。我不考虑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和他人所为，一心放在研究改革工作上。从全局出发全力支持宋士合的工作，维护班子团结，保持体改委的稳定。
1989年初，我国面临的严峻形势是通货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党内和社会某些腐败和不正之风现象比较严重。特别是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给改革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一年里，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我写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始终坚持这样的宗旨：中国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出路。
7月，北京“政治风波”刚刚结束，我带领调研室科长刘乃成同志深入6个地、市、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深层次调查研究，写成了《从十年改革走过的道路，看深化改革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近两万字的文章。在充分肯定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两种体制并存所产生的摩擦和矛盾做了深刻分析。诸如人们思想行为的矛盾性，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与新的分配不公并存的复杂性，企业和政府行为的短期性，流通领域中的混乱和“官倒”的破坏性，政府管理职能的双重性，等等。同时，还分析了经济生活中产品短缺，供求失衡，资金、能源、原材料紧张，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物价大幅上涨，是同改革与发展急于求成分不开的。以此为切入点，对如何认识当时的改革形势和任务，如何认识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我的这篇文章首先在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戚奎元主持召开的全省纪念建国40周年研讨会上进行了演讲，受到戚奎元同志高度评价，引起会议共鸣。后来，在省委党校高干班、省直机关、高等院校和部队做过多次报告。
10月，我带领调研室科长姜国钓到牡丹江市，调查了桦林橡胶厂在治理整顿期间生存困难的情况，写了以《为大中型企业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桦林橡胶厂停产八天的启示》为题的调查报告，发表于10月19日《黑龙江日报》第一版。11月，省体改委在双鸭山市召开会议，地市体改委主任和部分县体改委主任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我就如何认识当前改革形势，正确总结10年改革经验教训，明确改革的思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了报告。双鸭山市把讲话录音铅印为内部学习材料。12月，我又带领姜国钓到青冈、桦川、绥滨3个综合改革试点县，调查如何围绕治理整顿，推进改革试点，使县城经济走出低谷问题，写了《认清县级经济特点，搞好整治改革》的调查报告，发表在1990年1月2日的《黑龙江日报》。
1990年，是治理整顿关键的一年。同时，苏联、东欧形势发生巨变，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国改革的前途如何？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议论和忧虑，改革步履艰难。针对人们存在的疑虑，我写了《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文章，通过总结10年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使我国的社会制度在它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这篇文章发表在1月23日的《黑龙江日报》。
4月，通过深入调查和理性的思考，我撰写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正确认识当前改革的矛盾和特点》一文。我认为，人们对改革的不同认识和心态，是同我们国家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形势相联系的。因此，必须把改革放在全局的大背景下，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采取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同时，在指导思想上，要加深认识改革任务的长期性，树立改革与发展都不能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的思想；要认识改革内容的复杂性，树立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的思想；要认识改革进程的渐进性，树立分段实施，逐步推进的思想；要认识改革措施的配套性，树立突出重点，兼顾全局的思想。这是10年改革实践积累最重要的经验，也是反思过去最深刻的教训。此文曾在省委党校高干班和省直有关单位做过多场报告，引起好的评价和影响，被编入1991年《中国改革论文集》，收入《今日中国企业思考文库》、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学科中心报刊资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90年第8期。
5月，受省委、省政府领导委托，我在佳木斯市召开了全省城市改革试点试验座谈会。会议肯定和总结了近年来城市综合试点试验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调整了试点试验的指导思想、目标、内容和措施，纠正了有些急于求成、脱离实际的问题，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根据治理整顿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下步试点试验的思路和措施。最后，我集中大家的智慧写了会议纪要，经座谈讨论一致同意。向省领导汇报后，省政府批转了会议纪要。5月下旬，省体改委又召开了全省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座谈会，我在会上以《认清形势，总结经验，把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推向前进》为题发表了讲话，省体改委以正式文件上报下发。
9月，我去牡丹江市调查，发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牡丹江市改革试点遇到困难，主要是原试点方案要求过高，难以推进。这是省委直接抓的点，省委书记孙维本亲自挂帅，我是配合省委副秘书长张厚生做协调指导工作。当时，受省委领导委托，由我听取牡丹江市的汇报，我向孙维本书记写了书面报告，提出调整的建议。得到他的同意后，省委派张厚生和我带领调查组，与牡丹江市委、市政府共同讨论，形成共识，提出调整方案，经省委讨论批准后，11月28日，牡丹江市召开落实新的改革方案的全市综合改革工作会议，这是我第三次去牡丹江并向市委传达了孙维本书记的指示。受市委的要求，我在会上以《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重振改革雄风》为题发表了讲话。会后我把牡丹江市的落实情况与建议连同我的讲话，向孙维本书记写了报告。
应该说，在治理整顿期间，推进改革面临着巨大压力，对改革“姓资姓社”的质疑声不绝于耳。通过调查与思考，在1991年7月，我写了《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探索县城经济发展新路子》一文。我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县城经济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开始走上了以市场调节为主的道路。同时，发展中出现了新的矛盾：一是农村分散家庭承包主体与社会主义大市场的矛盾；二是农村商品经济增量扩大与流通不畅（买难，卖难）的矛盾；三是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市场发展不成熟，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的矛盾；四是农村分工分业与社会化服务不适应的矛盾；五是群众迫切要求科技兴农与农村科技教育体制不适应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应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着眼于缩小城乡差距，走城乡结合，农工贸、粮牧企一体化的新路子。进一步发展横向联合，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努力把科技、教育兴农抓好，总结经验。政府各部门应从传统模式、观念和工作方式中解放出来，为发展商品经济服务，排忧解难，不要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我的这些看法和建议，在8月召开的全省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座谈会上讲了以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