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改革全面铺开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进入新阶段。当时,省委召开全会,讨论《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加快我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意见》。结果,这个文件被会议否决了。为此,陈雷省长对我发了火,说:“你干什么去了?人家说,我们拿出的是一个臭子儿!”我说:“起草文件时,我不在家,陪国家体改委领导同志(国家体改委委员宋一峰)下乡检查工作去了。”陈省长说:“现在,你哪也不能去,要尽快拿出意见,报请省委讨论。”随即,我和体改办同志一起用了20多天,召开多次座谈会,亲自执笔形成初步意见,又召集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讨论修改。最后,形成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意见(讨论稿),由我向省委常委会议做了汇报。经过省委常委会和省委扩大会议的讨论修改,予以通过,这是省委、省政府指导这个时期改革的第二个重要文件。
11月13日,我为常务副省长侯捷写了《关于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我省经济体制改革意见》向省委常委会议的汇报。我建议,省、地、市县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陈雷省长和侯捷副省长接受了我的意见,写进会议汇报稿中:“随着中央《决定》贯彻实施,今后改革必将在相当广阔的领域和深度上展开。现行虚设的领导小组和十几人的办事机构,已不适应工作需要。为了加快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建议成立省和地、市、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作为一个职能部门,隶属于省和各级人民政府。”经常委会议讨论后,提交省委五届四次全会扩大会议通过。
我同体改办的同志共同度过了一年多艰难探索的岁月。结成的相互尊重、理解、支持的深厚友谊,焕发出来的那种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勇于探索的精神,受到陈雷省长和杜显忠同志的赞赏和表扬。体改办没有辜负省委、省政府的重托,不但承担了省委和省政府交给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传播信息、综合协调、提出建议、参与决策等任务,更为可喜的是干部在改革实践中每个人都经受了锻炼和考验,都以体改办这所“综合学科大学”打下的基础,靠自己的努力,15名干部中在以后的岁月里有8名同志走上了正副厅级领导岗位(其中有4名同志先后担任省体改委副主任),其余同志都先后走上了处级领导岗位。为日后组建体改委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
1985年,我省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省委提出的“两改两开(改革和技术改造、开发和发放黑龙江),富国富民”的战略方针,清“左”破旧,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原则,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同时搞好农村改革,开创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这一背景下,3月,经省委批准,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领导班子由6名同志组成,省政府秘书长杜显忠同志兼主任,有5位副主任。我作为副主任,先后分管过调研室、科教处、县城经济处、宣传处和体改研究会,同时分管改革试点工作。原省体改办的同志被安排到省体改委的各个处室。在杜显忠同志带领下,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体改委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
省体改委成立伊始,杜显忠和我带领调研室科长王同良同志一同到武汉,参加国家体改委召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座谈会。会上,我代表东北三省小组,就大中企业在东北地区重要地位,搞活大中企业指导思想、目标和配套改革做了发言,对国家提出建议,引起国家体改委的重视。
这一年的5月到12月,我受省体改委的委托和多个部门的邀请,围绕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省委提出的“两改两开,富国富民”的战略方针,以及城市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针对当时人们存在的各种不同认识和改革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写了以《联系实际,学习中央决定对我的启示》为题的1万多字文章,经体改委讨论和省政府领导同意后,在省直党、政、军、机关、省委党校、省高等院校以及哈齐牡佳等市县30多个单位做专场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作为共同探讨的参考,对清“左”破旧,解放思想,推进改革产生一定的影响。
1986年,改革形势出现新的局面。同时,又出现急于求成的新问题。党中央提出,改革工作“巩固、消化、补充、完善”的八字方针。省委、省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这一方针,要求各级干部充分认识新旧体制交替的必然性,转换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改革的全面性,把树立商品经济新观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作为推进改革的主题。我通过深入学习和调查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以《回顾、思考、探索》为题,写了从几年改革实践看建立新经济体制需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正确认识改革的性质、任务和目的,树立改革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观点,这是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首要前提。第二,要深刻认识改革的理论依据,树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必须自觉地依据和利用价值规律的观点,这是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最重要的理论支柱。第三,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的方针,这是配置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基础。第四,必须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搞好内部和外部配套改革,这是建立新经济体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五,要正确认识全面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是建立新经济体制所具备的条件。第六,必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转变政府管理职能,这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键。第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这是建立新经济体制的根本保证。这篇长达4万字的文章,经征得省体改委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同意后,作为这一年我在省委党校高干班、省行政干部学院、省军区、二十三军、高等院校和省直有关部门举办的研讨班宣传改革的讲稿,对全省清“左”破旧,解放思想,推动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7月,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我做了《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的发言,把正处于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相互冲撞引发出的矛盾,改革难以向前推进遇到的困难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做了剖析,认为重要原因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如果只改革经济体制而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是“网中之鱼”,不但活不起来,甚至有夭折的危险。发言的主要内容刊登在1986年7月17日的《黑龙江日报》上。
8月23日,我带领调研室刘乃成就黑龙江省改革情况和有关问题,向国家体改委领导安志文同志做了汇报。安志文听取汇报后,对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改革工作安排予以充分肯定,并对下步改革推进建立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大中型企业横向联合,冲破条块分割旧体制以及物价、工资改革等问题做了重要指示,还传达了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我回省后,及时向省委、省政府领导做了汇报。省体改委以绝密文件于9月1日下发到地、市体改委。
1987年1月6日,我带领调研室姜国钓向国家体改委汇报了黑龙江省改革情况和安排的意见,并转达了省委书记孙维本、省长侯捷和省体改委主任杜显忠对安志文同志的问候。安志文同志听取汇报后,认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改革工作安排得很好,就按部署的意见抓下去,并对改革面临的形势如何应对和值得注意的问题做了指示。回省后,我及时向省委、省政府领导做了汇报并向体改委全体干部做了传达。
在此期间,改革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有些人以反自由化为名,对改革提出种种责难。面对这种形势,省委、省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孙维本明确提出,必须把黑龙江放到全国的大环境中,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来检验我们的工作,紧紧同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省长侯捷要求县级综合改革,必须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增强县级经济实力作为根本方向。
在这一年里,我通过学习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一系列的指导精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除了继续抓改革试点,承担对上汇报,横向协调,对下指导任务外,写了一系列文章。我同体改委有关同志一起用3个月时间,完成了省委指定的调查任务,亲自写了《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开的相关条件和改革的基本思路》的调查报告,受到省委领导的充分肯定。同时,在当年7月我还写了《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加快县级综合改革试点步伐》的调查报告。这两个调查报告都发表在《黑龙江日报》和省级刊物上。
8月,我写了《改革实践与思考》一文,近1万多字,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对我省8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我认为,既不能用僵化的观点看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得出否定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错误结论,也不能用自由化的观点去看待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得出“全盘西化”的错误结论。在实际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要深刻认识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这是判断是“左”还是右的客观依据。我们提高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自觉性,就是要在一个中心(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上,全面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当前固然有右的和“左”的干扰,但主要倾向是“左”。我的这些看法和建议,在省委党校高干班、省行政干部学院、省直有关单位和有关地市举行的报告会、研讨班上讲了以后,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共识,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有的在大学刊物上发表,有的单位作为内部学习材料。
在此期间,受全国影响,哈市各高等院校出现学潮。我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戚贵元的委托和团省委的邀请,向在哈师大集会的2000多名师生做改革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没有料到的是,当我走向会场讲台时,学生们不停地“鼓倒掌”。讲了不到10分钟,下面就有20多名学生排队递条子。看完这些条子,我说:“同学们,你们提的问题我都看过了,我先讲一讲个人的看法,同大家共同探讨。讲完以后,我不走,咱们再互相对话交流。”接下来,我就当前改革形势和任务,联系师生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怎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同发展商品经济的关系,引进外资和管理经验,党内腐败,以及个体工商户的收入为什么比教授的工资高等,做了近3个小时的报告。我的话音刚落,整个会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我刚进会场时的场面截然相反。这时,有10几名同学上台称呼我宋老师,让我给他们签名留念。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敢于正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为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们解惑释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们是通情达理的,是明智的。
这一年11月,还发生了一件事。由于种种原因,省政府宣布,对省政府《活力》杂志社进行重新组建。杂志社的原有人员一律回原单位,带走办公设备,只保留《活力》刊物的名称;并决定,由我兼任《活力》杂志社社长和总编,实行总编负责制,直接对省政府负责,保证按时出刊。在这种情形下,我提出重新组建《活力》杂志社,必须坚持以改革精神用新人、走新路、创新刊的原则,得到省政府的同意。按照这个原则,《活力》杂志社在黑龙江省新闻领域率先走上总编负责领导下的聘任制之路,使日后的《活力》杂志社,如同它的名字一样,越办越充满活力,成为省政府推进改革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