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研究现状及本书的研究框架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内外学者开始对东亚货币一体化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丰富和发展了Mundell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但国内目前对东亚的大多数研究几乎都没有结合东亚的实际,而是照搬《马约》条件进行检验。由于东亚各国具备自己的特点,照抄照搬《马约》条件进行分析不一定适用。因此,本书在对货币一体化概念界定和最优货币区理论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书的分析框架。
一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研究现状
正当欧盟组建货币区进入实质性阶段之时,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对东亚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地域毗邻的东亚,不但存在着文化的共性,而且还同处于高经济增长阶段,虽然“异质”性较大,但仍有可能打破传统,组建货币区。有关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研究如下。
Kwan(1998)[51]、Bayoumi和Mauro(1999)[52]、Williamson(1999)[53]从贸易与货币一体化的关系得出东亚必须进行货币合作和实施盯住汇率安排。Bayoumi和Mauro(1999)、Choi Changkyu(2002)[54]从人口要素、驱动力等方面阐述了东亚合作的前景,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和障碍。Mundell(2000)、曹和平(2003)、江瑞平(2000)、戴金平、万志宏(2003)、徐明棋(2003)、小川英治(2004)、张斌、何帆(2006)等从汇率角度阐述了东亚组建货币区进程中的动态约束条件、人民币汇改影响、存在的主要障碍以及金融“稳定三岛”的基本框架和构建等问题。Hwee Kwan Chow和Yoonbai Kim(2003)、李心丹(2003)、Ying Huang和Feng Guo(2006)、David Kim(2007)等通过建立VAR模型,得出东南亚国家在遇到不同冲击时组建货币区的可行性。胡坚(2000)、黄梅波(2001)、陈建安(2001)、姜波克(2002)、余永定(2002)、祝丹涛(2005)、王金栋(2005)、李晓、丁一兵(2005)等则从制度完善、成本收益、制度演化等方面阐述和综述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障碍、可行性和前景等问题。
学者们对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研究主要是从贸易、汇率、要素流动以及经济冲击等方面展开的,这些研究丰富和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但这些研究无论是从定性方面,还是从定量方面来讲,几乎都只注重对单一条件的评价和应用,从而得出东亚是否适宜组建货币区的结论。即使有的观点将几个条件简单糅合在一起,但因为没有弄清各条件之间的交叉、替代、因果等关系,因而这些研究结论仍有可商榷之处。综合中外学者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第一,无论是在欧元的研究中,还是在东亚的研究中,学者们对最优货币区理论都做出了卓越贡献,有关最优货币区的单一评判条件已经相当完备。
第二,对东亚组建货币区的研究不存在一条主线,也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于条件的取舍以及孰轻孰重问题没有一套明确的解决方案。
第三,学者们在对东亚货币一体化作实证研究时,没有充分考虑各最优条件间的替代性、交叉性、因果关系和理论论述的矛盾之处。同时,不同的理论条件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应该有不同的临界值,不能将《马约》中的条件生搬硬套地用在东亚问题上。
第四,对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研究,不但要运用精选的单一指标,还要进行综合评价。只有进行系统化处理和综合评判,并将之应用于实践之后,才可能得出合理的结论。
第五,对于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研究,也许不仅仅是简单的条件检验问题。因为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远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如何在存在巨大“异质”性的国家,探讨出一条适合东亚组建货币区的道路,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六,对于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研究,不能死攥住要素流动问题不放,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是不同的。一旦组建货币区,资本要素肯定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要素可能不会实现大规模的流动。但应清楚之所以要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为了实现各国在遇到不对称性冲击时,经济能够自动恢复到平衡。如果通过其他途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抓住劳动力不可流动还有何意义?
二 本书的研究框架
在对相关定义做了界定,对最优货币区理论做了相关评述和对东亚的相关研究做了批判吸收后,本书对东亚货币一体化问题的探讨,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首先,本书扩展性地对东亚各国的引力和趋同性进行分析。东亚各国通过路域和水域相互毗邻,这类似于当初的欧盟。由于相互毗邻,根据引力定律,在其他状况相同的情况下,距离因子随距离的远近呈指数衰减,因而东亚各国彼此之间的引力相对比较大,较大的引力能促使各国彼此之间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另外,东亚各国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总体上呈富国增长较慢、穷国增长较快的状态,因而,根据相关收敛理论,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最终会趋同。东亚各国逐渐趋同的经济会为货币一体化进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除地缘经济和经济增长等基本经济因素外,最能够影响一个区域组建货币区的还有财政金融因素和外贸因素。因此,本书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东亚组建货币区的财政金融和贸易因素进行扩展性分析。就财政金融因素而言,在吸收合并《马约》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从通货膨胀率、利率、汇率、股指和预算趋同5个方面论述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就贸易因素而言,主要是从东亚的国际贸易地位、区域内贸易状况和产业内贸易状况等方面对东亚组建货币区的可行性进行扩展性分析。
再次,通过上面的论述,基本上得出在某一基本经济条件下,哪些国家适宜组建货币区。但是,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却并不一致,有的国家在某一经济条件下适宜加入货币区,而在另一条件下不太适合,或者根本就不适合加入货币区。在此状态下,到底是适宜还是不适宜加入货币区就很难确定,因此,本书在第六章提出综合评价方法。通过建立一定的指标体系,并给各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最终得出在综合评判条件下,哪些国家适宜组建货币区,而哪些国家需增加一些约束方能加入货币区,哪些国家暂时不适宜加入货币区。
最后,本书第七章将解决现实中东亚存在的劳动力要素流动性较差和发展不平衡问题。保罗·德·格劳威(2004)[55]认为:组建货币区之所以需要劳动力要素流动,无非是为了使组建货币区后的国家一旦遇到不对称性冲击,经济会自动恢复均衡问题。而经济能否自动恢复均衡并非劳动力可流动一条路径,足够的弹性工资机制也能使各国在遇到不对称性冲击后经济自动恢复均衡,而东亚恰恰具备这个条件。另外,东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贫穷落后国家,要想在这样一个区域组建货币区,给人的印象是不太可能。为了消除疑虑,解决问题,本书通过例证对异质性国家组建一体化组织进行论证,得出在东亚组建货币区并非没有可能。
图2-1 本书研究框架
虽然得出了某些国家适宜组建货币区,也解决了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和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但东亚要组建货币区,还有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本书第八章,通过对东亚各国成本收益问题、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货币一体化领导权问题的分析得出: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可能会妨碍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本书的结尾是对后危机时代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前景分析和本书的结论(见图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