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古时期福建的海洋文化
唐宋元时期，闽越人大都融入北方南下闽中的汉族，成为新福建人的一部分。不过，在福建海岛之间，仍有一支被称为疍民的水上民族在生活。他们以船为家，漂流于岛屿、港湾之间，传承了古闽越人的航海文化。在此期间福建与台湾的联系，是环台海海洋文化的成就。
一 唐宋时期福建的流求移民
古代福建能够成为中国重要的航海基地，与福建生活着一支擅长航海的族群有关。这一族群，即为从“游艇子”及“夷户”发展而来的疍家人。
隋军抵达流求后掳掠大量人口，这在《隋书》中有记载。例如，《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六年，“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隋书·食货志》又载：“使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俘虏数万。”又如杜宝的《大业拾遗录》记载：“七年十二月，朱宽征流球国还，获男女口千余人。”[1]早先的学者因《隋书》各志记载隋军俘虏的流求人口不同，因而产生怀疑。笔者认为，这是没有考虑到古代战功计算原则的缘故。古人计算战功的原则是按将领各自计算，也就是说：张镇州（周）与陈稜等人的战功是分开计算的，张镇州（周）作为大军前卫，一仗击败流求人之后，马上可以俘获对阵的流求人，所以，当时他的俘获人数达到“数万”，而陈稜率中军后进，其俘获的人口会比张镇州（周）少一些，文献记载是数千。陈稜、张镇州抵达首都时献俘17000多人，说明他们的俘虏沿途以来逃亡和死亡达数万人。至于朱宽，他作为一名低级将领，俘虏只有1000多人，也是正常的。隋军的俘虏后来被就近安置于福建沿海。据明代何乔远的《闽书》记载：“福庐山……又三十里，为化南、化北二里，隋时掠琉球五千户居此。化里，则皇朝大学士叶向高之乡。”[2]此文中的福庐山，后属于福州的福清县，隋朝将流求5000户俘虏安置于此，并设置了化北里与化南里管辖，这两个里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化”字，其意为：用中原习俗变化异乡人。台湾人在当时被当作夷人，所以要“化”之。《闽书》的记载也可得到宋代梁克家《三山志》的印证。据《三山志》，在福清县境内，宋代有：崇德乡的“归化北里”“安夷北里”“安夷南里”，孝义乡的“归化南里”。[3]从其名字来看，它的得名应是安置流求来的“夷人”。其地位于福清半岛，与台湾隔海相望，用以安置台湾移民，是很恰当的。[4]
隋代定居于福建沿海的夷人，后来被称为“夷户”。他们与古代福建的游艇子合流。《太平寰宇记》记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夌、细陵等。并受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盗。贞观十年，始输半课。”[5]以上记载表明唐朝统一闽中之后四年，被称为“游艇子”的疍人归属朝廷，贞观年间更成为朝廷的纳税户，这对唐朝海上治安是有利的。让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游艇子”又称“夷户”，应与隋代安置于福清福庐山下“安夷里”的流求夷人有关。也就是说，隋代从台湾迁来的夷户，居住于福建沿海，隋唐之际，他们逐渐和“游艇子”合流。“游艇子”即为福建后日的疍户，所以，福建的疍户中有流求夷户的血统。流求夷户的文化特点，也在“游艇子”中保留下来。例如，《隋书·流求传》记载流求国的村庄有“鸟了帅”，而唐初的福建沿海的“夷户”有“了鸟船”，二者之间有对应关系。所谓“了鸟船”，其意思应是“鸟了帅”的船，也就是夷户中村庄首领的船。
疍家人的生活方式极为独特，如蔡襄所说：“福唐水居船，举家栖于一舟。寒暑食饮，疾病婚姻，未始去是。微哉其为生也！然观其趣，往来就水取直以自给，朝暮饭蔬一半，不知鼎饪烹调之味也；温衣葛服，不知锦纨粲粲之美也；妇姑荆簪，不知涂脂粉黛之饰也；蓬雨席风，不知大宇曲房之适也。”[6]由此可知，宋代疍家人的生活极为简朴，他们很少吃肉，没有华丽的衣装。
从流求移民在福建的生存与发展，可以看到，福建与流求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认识流求，应以闽人的记载为主，参以浙江、广东民众对流求的认识，才能辨识流求的真面目。其他地方民众多是从闽粤人的口里了解流求，难免以讹传讹。把握这一点，有利于辨析材料的可靠性。
二 唐宋疍家人的航海文化
唐宋的疍家人擅长航海。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7]唐代中叶，刘禹锡说福建：“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8]其中“家浮筏者”，应当就是疍家人。鲍溶的《寄福州从事殷尧藩》：“越岭寒轻物象殊，海城台阁似蓬壶。几回入市鲛绡女，终岁啼花山鹧鸪。雷令剑龙知去未，虎夷云鹤亦来无。就中静事冥宵话，何惜双轮访病夫。”[9]诗中的“鲛绡女”，即为疍家女子。疍家人以打鱼为生，宋代蔡襄的诗咏道：“潮头欲上风先至，海面初明日近来。怪得寺南多语笑，蛋船争送早鱼回。”[10]这说明福建渔民的祖先实为疍家人。元代，朝廷曾经下诏免除“福建疍户差税一年”[11]。疍家人一生在船上生活，漂泊于福建沿海各地。从他们在中国沿海的分布来看，北自舟山群岛，南至广东西部沿海，都有疍家人的船只，他们出没于东南各地的港湾，以船为家，相互通婚，创造了独特的疍家海洋文化。
在中国古代，疍家人一直被南方陆地民众视为贱民，但从海洋文化这一点来看，疍家人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洋族群，也是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海洋族群。他们不像大多数民族一生主要生活在陆地上，而是以船为家，以海为家，对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只能以伟大这一词来形容。要知道台湾海峡是风暴盛行的海洋，每年夏季，都有10余次台风经过台湾海峡。台风的风力一般都在10级以上，有的12级强台风，风速达每秒百米以上。台风中心所过之处，房屋塌倒，大树连根拔起，海面上巨浪滔天。生活在福建沿海，每当台风季节笔者常会想：古代的疍家人是怎么在这种海面上生活的？他们用什么办法抵抗滔天大浪？能在这一环境中生存的海洋民族当然是伟大的民族。其次，从其生活方式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海洋民族。西方历史上所谓的的海洋民族，诸如腓尼基人、希腊人，他们实际上不过是住在海岸上，偶尔参加海上航行而已。如果这样的民族都自称是海洋民族，那么该用什么词来形容疍家人？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上，我们还找不出另外一个民族，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交给大海，在海洋上生活，在海洋上成长，一生的大多数时间离不开海洋。近代的所谓“海洋民族”，其实都是以陆地为生活的基地，以大海为谋生的场所，他们不管在海洋生活多久，最终都是要以陆上的财富与荣誉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一个英国人可以闯荡四大洋，但他们在心理上，还是想回归英伦三岛。只有疍家人才是真正的以海为家。在六朝时期，闽、粤、浙三省的海岸，基本没有人居住，如果他们要登岸居住，根本没有人阻挡。问题在于：他们在陆地上，感觉不到漂泊海上的自由，即使偶尔在岸上搭住篷寮，也只是暂时的驻足。他们的生命已经完全交给海洋。因此，疍家人的海洋文化才是真正的海洋文化，这是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
从海洋文化这一角度而言，福建人在历史上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中最擅长航海的一个族群，与福建人中大量融入疍家人有关。在秦以前中国的海洋文化是夷越人创造的，秦汉以后，谁是夷越海洋文化的主要继承者与开拓者？当然是疍家人！疍家人是闽越人的一支，自汉晋以来便航行于台湾海峡，他们熟悉这里每一个小岛和港湾，知道怎样航行才能避开礁石，知道在哪里采木造船，他们是中国海洋文化真正的承载者！福建人的主体发源于北方的黄河流域，这里的河道大多不能通行，交通工具以车马为主，在这种自然环境下，中原人民不可能擅长航海。他们从北方移民到福建沿海后，和疍家人往来渐多，随着疍家人逐步融入福建人，福建人渐渐掌握了疍家人的航海术。疍家人不断地融入福建人中，滋养了福建人海洋文化的强势。以造船术而言，福建能成为中国的造船中心，便受益于疍家人的造船术。
自唐宋以来，福建一直是中国造船业的中心。福建成为造船中心有其自然和地理的原因，宋代福建盛产木材，而“匠多良能”，这是福建造船发展的基础。古代的木帆船制造要耗用大量的木头，其中需要长而笔直的杉木做桅杆，需要耐水浸泡的松木做船身，还需要坚硬的梨木制作舵。其中桅杆上挂帆，要经受数百吨至上千吨的压力，要求最高。一般地说，10丈长的海船，一定要有一根长10丈的主桅，而且，这一主桅一定要由一根原木制成，否则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在暴风中有折断之虞。这也就是说，一艘10丈长的大船至少要一棵高达三四十米的巨杉做主桅，这类巨杉在今天的福建已基本绝迹，但在开发不久的唐宋时代，还是常见的。因此，唐代中国的船只以雄伟闻名。唐代僧人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到当时的船舶“大者二十丈，载六、七百人”，名之为“苍舶”。又说当时的海船：大者受万斛也。唐代一斛的容量可载110巿斤的粟，万斛船可载货550吨！阿拉伯人苏莱曼在其《印度·中国游记》中说：中国唐代的海船特别大，抗风浪，能在波涛汹涌的波斯湾海上航行。其时，阿拉伯商人远航东方，多愿意乘坐唐船。他还说，由于中国船体积庞大，吃水太深，不能直接进入幼发拉底河。可见，唐代中国的船只称雄于印度洋上。唐代中国海船的制造与疍家人有关。
宋代福建人所造海船与疍船十分相似。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他在宁波雇佣的福建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可见，这是一种体形狭长、尖底的海船。1974年8月，在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宋代的海船，其水下残长24.20米，最大残宽9.15米，残深为1.98米，复原后，其长度应为34米，宽度为11米，深度为4.21米，[12]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的福建客舟有些类似。从这些史料与发掘遗物来看，宋代闽船的特点是船身狭长，上宽下窄，吃水较深。这类船型不怕海浪冲击，利于远洋航行。从船型来看，它显然与疍船有一定关系，《太平寰宇记》记载疍家人的“了鸟船”：“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13]这正是福建海船的起源。
不过，话说回来，福建人的造船术不仅受益于疍家人，也受益于汉人的文化成就，磁针的使用、大型木船的制造，都离不开汉人的工艺技巧。没有汉族发明的锋利的钢铁，就不会有精巧的木工器械，没有这些器械，就不会有精美的木器。要知道，木文化正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古代的希腊人以其精美的石雕艺术闻名世界，这一石器艺术传统由印度、阿拉伯人继承；而中国人则是木构艺术的大师，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主要建筑物都是由木材建造的，而且，这些木建筑的华丽，从来不亚于西方的石建筑。当我们回想古代阿房宫、近看明清故宫之类的大型宫殿，就不能不赞叹古人的绝代才华，展望世界各地，没有一个民族再能展示同样等级的木建筑才艺。这一伟大的木构艺术有什么意义呢？它不只是展示古代中国人陆上建筑的才艺，同时还是古代中国人发展海上艺术的强大后盾，打一个比方，一座大型木船，即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宫殿，没有精致的木构技术，也就无法建造大型木船。而中国人恰恰是一个最善于木建筑的民族，他们将制造宫殿的技术移用于海船，便能制造出大型的木船。这一技术的转移，对疍家人来说，是突破了小艇时代的关键，是从游艇子发展到航海家的关键。所以，二者的结合，是唐宋时期福建海洋文化升华的关键。
从汉越文化融合去看福建海洋文化的发展，就可知道，福建海洋文化实际上要有必备的两个前提——疍家海洋文化的发展与汉文化的南传。疍家海洋文化是福建的本土文化，而汉文化则是移民文化，只有当福建的汉人达到一定的水平，才会有最精致的汉文化发展，而只有这类文化达到较高的水平，汉文化中的精华才能在福建汉人中传播，才有了汉越文化高层次结合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去看唐宋福建的发展，毫无疑问，唐宋福建经济的开发，是汉文化传播的基础，而唐代晚期闽人的文化成就，实际上意味着汉文化的精华在闽中的奠基。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有成熟的海洋文化。唐宋福建海洋文化的发展，不是历史上突然爆发的事件，它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这一背景，就是汉族的南下，与南方民族的融合，形成具有新成分的汉族分支，从而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他们不像中原民众一样以农业劳动为人生价值体现的唯一方式，而是因地制宜，以海洋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在他们中间发展起了海洋文化。所以，从这一点而言，福建海洋文化的大发展，是从唐五代开始的，也是在这一时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三 中古时期福建的航海成就
对疍家人航海成就的研究表明，中古时期闽人的航海文化是疍家文化的延伸。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自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以来，国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中国人的航海术起源于中古时期来到中国的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人发现了中国，才有了中国与西亚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这种观点似是而非，通过以上对闽越人及疍家人航海文化的研究，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人的航海术主要起源于闽越人及疍家人，在融进中古时期中国北方的木制技术后，东南沿海的造船术有一个飞跃性发展，中国木帆船从此称雄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其次，东南亚石器时代的考古也表明，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传播很远的南岛语系文化，最早起源于福建、广东及台湾区域，这表明自古以来，中国东南与东南亚诸岛之间就保持着海上联系，阿拉伯人东来，应是遵循古老的海上水道，所以，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东南亚、印度及阿拉伯国家民众的共同创造，而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贡献。
在隋唐宋元时期，闽人的海上贡献首先表现于对东南海上“流求”的探索，而后是对北方航线的串联。从唐末五代的闽国开始，出发于闽中的使者乘船北上山东半岛的港口，建立了与北方市场的直接联系。[14]而后，闽商常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贸易。《高丽史》记载，许多闽商被留在朝鲜做官，使他们有家难回。相关历史表明，闽中海商有自己的起源，与阿拉伯人无关。福建与南方各地也有密切的联系。唐代咸通年间，一个官员说：“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15]这反映了岭南与福建之间的海上联系。五代末，龚慎仪致南汉国的国书中写道：“自泉州航海，不数日至足下国都矣”[16]。这说明闽粤之间的商业联系是发达的。从广东南下，就是东南亚的安南、占城诸国。《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诸书的记载表明，当时福建商人周旋于东南亚各地，并远航印度洋诸国，在此广阔的区域建立了闽商的商业网络。[17]
从中古闽人的航海技术而言，台湾岛必定在他们的航线上，当时民众对台湾有所认识。笔者认为，古文中的流求国即为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