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的那一刻，意味着曾经辉煌的帝国大厦轰然崩塌，李自成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在汉族士大夫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然而紧接着的是占据东北一隅的满族铁骑强兵乘机占领紫禁城，意味着汉族政权的垮台，这是对汉族士大夫已经非常脆弱的心灵最为致命的打击。此时，生与死成为他们思考的深刻话题。于是，有无数的人毅然赴死，谱写出一曲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关于死亡的悲壮赞歌。死者而已矣，存者则在痛苦地受煎熬：该怎样面对新朝、怎样度过余生？苟且偷生、苟延残喘，抑或积极反抗、绝不合作？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一部分士大夫在各种压力或诱惑之下“屈服”了，而另一部分则始终守护着灵魂深处最后那片精神家园——气节。他们或起兵反抗，毅然赴死；或隐遁山林，不入城市；或躬耕自养，自食其力；或逃禅入道，云游天下……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遗民，形成了中国历史中一道独特且壮观的人文景观。
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清初明遗民谱写出了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变奏曲。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人生是一种“变态”的、“无奈”的人生。张舜徽先生在论清初明遗民生存状况时说：“自明社既屋，清兵入关，汉族士大夫抱亡国之痛，或竞起义师，或逃窜荒僻，或终隐闾阎，或避地异域，著书立说，以寄其故国之思。”[1]痛苦夹杂着血泪长期地郁积在他们心中，故发而为著述。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毫不夸张地说，清初明遗民的文学创作是蔚为大观的，具体表现在如下几端：一是遗民作家数量极其庞大，文学作品的数量也很庞大；二是文学创作的体式多样，几乎囊括了前代出现的所有的文体形态；三是从艺术成就上来讲，虽然良莠不齐，但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一代而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及思想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大作家和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归庄、侯方域、魏禧、屈大均等，他们的文学创作达到了较高的造诣，于当世及后世影响颇大；四是由于清初明遗民特殊的历史遭遇，他们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心路历程，对于人生世故有着独特而复杂的内心感受，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便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貌和文学理念；五是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清初遗民文学上承明代文学，下启清代文学，是清代文学繁荣的先声，《清史稿·文苑传》在论述明清之际文学丕变时云：“明末文衰甚矣，清运迭兴，文气亦随之而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而魏、侯、申、吴，山林遗逸，隐与推移，亦开风气之先。”[2]近代刘咸炘云：“世咸知清初古文之盛，实皆明末之遗也。”[3]朱东润在论及清初文学时亦云：“清初作家，一时称盛，侯方域、魏禧、毛奇龄、陈其年、朱彝尊、王士禛等，先后继起，牧斋、梅村有声前代者，尤无论矣。然溯诸人师承所在，多半出自明人，盖承天启、崇祯文盛之后，始克臻此，非无故也。”[4]如此种种，俱言明了鼎革之际文学的渊源衍变，而其中鼎革之初先朝遗老文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故此而言，清初遗民文学是明清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对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群的文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清初“遗民”的学术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期。起初，由于时代际遇的原因，处于内忧外患的世纪之交的文人学者们在情感上契合了清初明遗民的某种“情绪”，从而促使他们去阐发表彰清初遗民的志节、学术及文学。这时对于清初明遗民的论述大多出现在各种历史、思想史（哲学史）以及文学史等学术著作中。
20世纪90年代之后，“遗民”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走进学者们的视野，或从历史与思想史角度，或从文学角度，清初“遗民”成为独立的考察对象。从历史或思想史角度，台湾学者何冠彪的《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在生死抉择的背景下，探讨了“明季士大夫”复杂的生存状况与思想境遇，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对清初明遗民的研究。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虽然也没有特别标明以“遗民”为研究对象，但在著作中论述的重要内容即是遗民话语与遗民思想。孔定芳的《清初遗民社会：满汉异质文化整合视野下的历史考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则专以“遗民社会”为题，从清初满汉文化的整合与明遗民对清廷态度的变化为切入口，系统地论述清初遗民意识、心理与行为及其相对独立的“社会”的形成，立论角度新颖。汪学群的《明代遗民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专门以明代遗民思想为研究专题，以清初明遗民孙奇逢、陈确、黄宗羲、张履祥、朱之瑜、陆世仪、吕留良、王夫之、傅山等思想家为考察对象，对明末清初之际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在文学研究领域，对此际遗民的个案研究也陆续地多了起来，如对王夫之、黄宗羲、归庄、屈大均、魏禧、方以智、钱澄之、董说的研究等。此外，对此际“遗民文学”的整体研究也有了进展，张兵《清初遗民诗人群研究》（苏州大学1998年博士学位论文）是较早的对清初遗民诗人群的整体研究，勾勒出了清初遗民诗人的流布及遗民诗歌的特点。潘承玉的《南明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则考量了“南明文学”的整体状貌及进程，倡导建构一个完整的“南明文学观”，这也是具有开创性的见解。而所谓的“南明文学”，遗民文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几年，又出版了周焕卿《清初遗民词人群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李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9）等，这些著作都从不同角度考量了清初遗民文学的状貌，表明对此际遗民文学的研究正逐步趋于深入。
易堂九子是清初著名的一个文人群体，是指甲申之变后，集结隐居于江右赣南宁都翠微峰上的一个遗民文人群体[5]，以文名远播的魏禧为首，还包括其兄魏祥（后更名为际瑞）、弟魏礼、姊丈邱维屏及同邑李腾蛟、彭任、曾灿、南昌彭士望、林时益等人。易堂九子在当时声名甚重，方以智曾一至易堂，惊叹“易堂真气，天下罕二”（魏礼：《先叔兄纪略》[6]）。易堂文人群的形成及其行为方式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从他们的心灵世界可以折射出明清易代之时士人的真实处境及生存心态。他们以一种痛苦而又倔犟的姿态审视着生命的意义，同时以坚韧的毅力追寻着自己的“理想”。易堂诸子虽然出身不尽相同，其中既有一乡之望族，又有明皇室之后裔。他们或云游天下，或隐逸山林；或躬耕自养，或游幕谋食，虽然人生轨迹有异，然而交友天下、聚徒讲学及著书立说却是他们共同的事业，因为这些行为本身寄托着他们对生之意义的求证。在某种意义上说，易堂九子也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团体，曾闻名一时的“易堂三馆”就是他们当时的讲学之所，邻近几省数十个县的学人士子闻声而往求学于易堂，影响颇大。著名的易堂后学有王昆绳、梁质人及“小三魏”（魏世杰、魏世傚及魏世俨）等。
易堂诸子著作颇丰，虽然在文网森严的清代受到清廷之禁毁，损佚很多，但庆幸的是九子俱有诗文集或学术著作传于今世。诗文集有魏际瑞、魏禧、魏礼《宁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彭士望《耻躬堂文钞》十卷、《诗钞》六卷；邱维屏《邱邦士文集》十七卷；曾灿《六松堂集》十四卷（曾氏还有诗选集《过日集》二十卷存于世）；李腾蛟《半庐文稿》二卷、《诗稿》一卷；彭任《草厅文集》《诗集》等。除诗文之外，邱维屏亦创作杂剧《黄池三段梦》，可惜现无存。此外，九子之学术著作存有魏禧《左传经世钞》二十三卷；魏际瑞、魏禧、魏礼撰，邱维屏辑《易义参选》二卷等。九子之诗文创作，古文、诗、赋、词各体具备，然水平高低不一，其中以文名著于世的有魏禧、邱维屏、彭士望等，以诗名著于世的有曾灿、魏礼等。其他文体之创作亦有可观者。
易堂九子在明末清初的学术史以及文学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于学术，《清史列传》评价道：“论者谓西江自欧阳、邹、魏宗阳明，讲性学；陈、艾依复社，工帖括；其声力气焰，皆足动一时。易堂独以古人实学为归。”[7]刘师培、梁启超等人也都曾给予过大力的表彰。如刘师培在论及清初学术源流时说道：“至若刘、姜标帜于齐东，范、李授徒于汾晋，易堂九子标名于南赣，证人学会继迹于越东，虽北人尚躬耕，南人腾口说，尊朱崇陆，各异指归，然恂恂善导，义归训俗，信乎特立之士矣。”[8]台湾学者陆宝千在《清代学术史》中，以“明季诸子”之思想为开篇，其在顾炎武、黄宗羲之后，乃列易堂九子，并评魏禧云：“禧则遍游江淮吴越，多交奇士逸民，行事颇类亭林，唯一南一北，踪迹迥异耳。”[9]于文学，近人徐世昌尝言易堂诸人“提倡古文实学，一时从风。挽明末陈、艾帖括旧习，进之于古，为西江一代文苑开山”。[10]梁启超则把易堂诸子作为江右文统在清初的接续者，他说：“江西在北宋，为欧阳永叔、曾子固、王介甫产地，在南宋为陆子静产地，其士之秀者，咸以‘蓄道德能文章’相厉，故学风亦循此方向发展。清初则宁都魏善伯（祥）、冰叔（禧）、和公（礼）号宁都三魏，与同县邱邦士（维屏）、南昌彭躬庵（士望）等九人，同隐于翠微山之易堂，号易堂九子，而冰叔为之魁。”[11]刘师培更直接以“派”视之，认为：“顺、康之交，易堂诸子竞治古文，而藻丽之作，易为纵横。若商邱侯氏、大兴王氏（昆绳）刘氏（继庄）所为之文，悉属此派。”[1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易堂九子在清初学界与文坛不可忽视的地位。然而，这样重要的一个文人群体，在学界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概括清代文学研究的总体状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始，以钱仲联等前辈为代表，学界对清代诗文的研究有渐热的趋向，而且某些领域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与此相应，也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成果。这其中既包括对清代诗文集的整理、点校，也包括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版，改变了长期以来清代诗文研究相对滞后的局面。但总体上来讲，相对于清代诗文创作的实绩来看，研究的深度还嫌不够，如一些研究成果只是从宏观上对清代诗文作了总体性的概述，而对于具体的作家别集、文学群体、文学流派等的研究还不是很细致，具体文本的阅读与研究还不够深入，这恰恰也是繁荣清代诗文研究所应做的基础性工作。
就易堂人文群体来讲，目前学界对于它的研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从个案上讲，九子中最受关注的当是魏禧，如从基础文献的整理上来看，目前只有魏禧的《魏叔子文集》（全三册）由胡守仁等人校点，并纳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于2003年出版。但其他诸子的诗文集及学术著作，仍未有完善整理。仅有由戴存仁、邱国坤选注的《易堂九子散文选注》由花城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对易堂诸子的个案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魏禧，早在1936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温聚民的《魏叔子年谱》。此外，20世纪初，宋佩韦、张宗祥、朱东润等就对魏禧的文学地位作出较高评价。近年来，对魏禧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学术思想角度，如刘文杰《魏禧人才思想简论》（江西师大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支金平《魏禧论兵探析》（江西师大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黄明娣《魏禧社会启蒙思想初探》（《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魏禧伦理思想初探》（《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戴存仁、邱国坤《魏禧教育思想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等等。二是文学角度，作为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学者对魏禧文学的关注也自在情理之中。近年来，对魏禧文学的研究逐渐深入，突出表征就是相继有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以其为选题，如李联的博士学位论文《魏禧文学思想考论》（辽宁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则有章宗文《魏禧散文研究》（兰州大学2007年）、刘楠《魏禧文学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陈丽娟《魏禧文学研究》（赣南师范学院2011年），等等。此外，也有相关魏禧文学研究的论文相继发表。魏禧外，也有对“宁都三魏”做专题研究的，如肖烽《宁都三魏古文研究》（广西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但易堂其他诸子的专题研究尚不多见。
对易堂诸子作整体研究的，有谢帆云的《易堂九子的生平与诗文》（作家出版社，2001），从总体上考索了易堂诸子的生平事迹，并对其诗文作了评述；此外，邱国坤的《易堂九子年谱》（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也是易堂九子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赵园《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再版，更名为《聚合与流散——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虽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赵先生实地考察并感受到的那种“易堂”氛围，对研究易堂诸子具有诸多的启发。
本书力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整体观照中对易堂九子之生存状态、交游以及诗文创作、文学理论建构等进行比较全面细致的考察。从文化传统及时代背景中探求易堂文人群体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及社会动因；在对其行事的考索中，揭示他们的生存境遇及繁复的思想意蕴；从细读文本出发，力图做到知人论世，以确定其在明清文学史乃至整个古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整体思路上，试图把易堂九子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展现他们作为“整体”的趋同性；同时又注意考察他们“个体”的特征，也就是他们之间的相异性。但从文学角度来讲，一方面求证易堂文人群体的整体创作及文学主张及其与明末清初之文风的关系，以及对于清代文学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力图突出他们内部各自的风格特点。
甲申之变后，易堂诸子以砥砺名节、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为己任，他们的诗文作品往往表现出对故国的思恋，言语中经常有诋毁清廷之意，甚至有反清之举，因此他们的著作多为清廷所禁毁，今天流传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没有流传下来的著作内容，我们不得而知，现在只能依靠流传至今的不完备的诗文集及学术著作去探索他们的生命历程，力求深入到他们内心深处去体验他们的感受，因此，能不能够做到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心灵世界，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对其文本的深入解读，就成为一个难题。再者，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诸子流传至今的诗文作品，有一些重刻本经过后世编辑者不同程度的删改；或者作者本人往往通过一种隐晦的语言策略企图躲过清廷森严的文网而不至于招祸，这也给对诸子的学术解读与文学解读带来相当的困难。诚如余英时先生在《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中论述明清之际著作之难解时所说：“以隐语传心曲，其风莫盛于明末清初。盖易代之际极多可歌可泣之事，胜国遗民既不忍隐没其实，又不敢直道其事，方中履所谓‘讳忌而不敢语，语焉而不敢详’者，是也。”[13]的确，这对于我们后世的阅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想要准确地破解这些“语言密码”，以期准确地触及他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1]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85页。
[2]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第13314～13315页。
[3] 刘咸炘著，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53页。
[4]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55～256页。
[5] 易堂九子中，除了魏际瑞于甲、乙之变后“贬服以出”，出试清廷，并长期辗转清幕之外，其余皆为抱节守志之遗民。然考际瑞心志，其“出”也实属无奈，从其内心来讲，一直都具有强烈的遗民意识与遗民情怀。故从整体上看，易堂九子是一个遗民性质的文人团体，在清初遗民社团中具有代表性。
[6] 魏礼：《魏季子文集》（道光二十五年宁都谢庭绶绂园书塾重刻本）卷15。本书所有魏礼的引文凡出自此本者，只随引文后标出所自篇目，不另出注；若出于别本者，则另注出。
[7]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文苑传一》，中华书局，1987，第5673页。
[8]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765页。
[9] 陆宝千：《清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3页。
[10] 徐世昌编，闻石点校《晚晴簃诗汇·诗话》，中华书局，1990，第269页。
[11]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见《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第74～75页。
[12]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刘师培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70页。
[13]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