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吴承学

马将伟博士求序多时，我几番提笔，又几番搁笔，久久未能成文。

遗民，是一个沉重又复杂的话题。读此类文字，易生感伤。

明代覆灭之后，汉族的臣民们面临着各种选择，或者慷慨赴死，或者苟且偷生，或者退隐林下，或者迁居域外，或者逃禅，或者入道。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朝鲜英祖时期文士张汉喆（1744～？）所写的《漂海录》，书中记述了他从济州渡海赴京（今首尔）会试，途中遭遇风浪，漂流海上的生活。当他们漂流到琉球的虎山岛，幸得到迁居安南（今越南）的明人后代林遵等人的帮助。书中这一段令人印象深刻。当时，离明朝覆灭已一百多年了，林遵等人仍“须发不剪，头戴圆巾”，以此表达对明王朝的忠心。当知道对方是朝鲜人，即“喜形于色，而复问曰：你国地方有中土流落者乎？你知其人，可数以对否？”当他知道张氏对于明朝的感念，深受感动，“悲咽之意溢于辞色”。我读了此段文字，竟惆怅久之。

我想，明朝倾覆之后，一位侨居异国的明人后裔对于明王朝尚如此忠悃，表现得那么悲凉，那么，在明清易代之际，明遗民的感情就更可以理解了。

马将伟博士的《易堂九子研究》一书比较全面地研究了清初隐居于江西宁都的一个遗民文士群体即易堂九子。通过易堂文人的个案创作，考察其与明末清初文风的关系。

此书一开始就展示了在刀光剑影中的清初环境，然后指出，易堂诸子等清初遗民处于时代“夹缝”之中。他们心系皇明，然皇明已亡；身处大清，又视满人为寇仇。作者指出：

易堂文人群的形成及其行为方式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从他们的心灵世界可以折射出明清易代之时士人的真实处境及生存心态。他们以一种痛苦而又倔强的姿态审视着生命的意义，同时以坚韧的毅力追寻着自己的“理想”。

易堂诸子在隐居翠微峰之前，也曾有过反抗，但不久希望就破灭了，只好隐居于翠微峰。在清初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易堂九子是介乎文学性和政治性二者之间的文人团体。群体意识是儒家传统推崇的观念，孔子说：“诗可以群”，“群居相切磋”本来是文人间的雅事，也应是乐事，但是在清初那个具体背景里，易堂九子这个遗民文人群体的“群”，是在酷寒之中抱团取暖的“性命共保”，所以带有浓重的悲凉意味。1964年，晚年病中的陈寅恪先生，处于天崩地陷之际，万念俱灰。他的学生蒋秉南前来看望，陈寅恪向他托付后事，并写下《赠蒋秉南序》，其中写道：“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陈寅恪先生视易堂九子之悲凉为“至乐大幸”而“深羡其事”，其心境更增一层悲凉，当时岂非泣血锥心之痛哉！

我总觉得，在学术研究上，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应该成为独一无二的坐标点，把握研究对象作为个案的特殊性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本书作者力图从基本文献入手，原原本本，把隐居于翠微峰的易堂九子独特的地域自然与人文环境、文化传统、师友、诗学与文化主张，以及他们与历代的遗民、与明代其他地区的遗民群体的异同……这一切尽可能地展示出来，以还原这一段独特的历史。虽然历史是不可能还原的，我们也无法回到历史现场，但我们仍可以凭借文献与自己的体验去想象历史，尽可能地接近历史。本书最有价值之处，就是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它对于易堂九子这个学界尚未足够重视的一个文人群体的生活、心态、师友交际、学术与文风、诗学与诗风以及他们的地位与影响皆有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我读了之后，印象最深的是该书通过对易堂九子“以生为寄，以死为归”生存状态以及心态之考察，比如魏际瑞之游幕与慕隐心态、曾灿的“遁世”与“用世”的纠葛、考论易堂诸子之游历，他们对于“生”的焦虑以及“游”之选择。作者通过解读现存文本，力求体验他们的感受，把握其内心世界。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掩卷长思，为什么这些数百年前的遗民仍在不断地感动我们？

遗民问题固然关乎特定时期士人的政治立场与道义气节，但从更深层的角度看，遗民所面临的际遇与心态不仅具有政治上改朝换代的意义，也体现了具有普适性的文化与心理。在社会、文化转型之际，在新旧交替、理想与现实矛盾之际，这种心态就容易引发共鸣。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执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眼看自己的理想成为梦想，梦想成为幻想，幻想最终破灭，还是不离不弃。这就是悲剧的坚守。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无奈：眼看着你所不屑甚至憎恶的事物，滋生蔓延，蔚为大观，自己只好从反抗到抵制，从逃避到隐忍，从不共戴天到顺应世俗。这就是悲摧的现实。

固执理想至死不渝者表现出士人至大至刚之气节，宜为世代君子所敬仰。故韩愈称赞伯夷是“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然古往今来，有多少仁人志士，随着岁月之流逝，当理想渐行渐远，现实无法改变，于是悲壮转为哀伤，执著化作无奈。环视人世间，对现实的无奈更是常态。对于有良知之士，无论是执著还是无奈皆为痛苦。然无奈者，则往往不易为世间人所同情、所理解。本书对于易堂九子之执著与无奈，皆致以了解之同情，此乃深契我心。

2005年，马将伟考进中山大学从我攻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又进入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随蒋述卓先生学习。

将伟，安静内敛而心思缜密，恂恂如也，不似塞北慷慨之士。唯饮酒、放歌时，偶露豪放本性耳。他来自内蒙古偏远之地，记得他读博士期间，其时他家乡尚未通有线电话，也没有手机信号。每年寒假回家，离校时他就先给我拜年——他大概是每年最早给我拜年的。我的学生多出身贫寒，寒士读书，当然遭遇诸多困虑。贫寒之出身，此乃无奈之现实，然其中亦不乏坚守学术理想者。将伟硕士为文艺学专业，与古典文学颇有距离；而塞北之人，研究江南某地数百年前之历史，亦不免隔膜。他在生活、学习和工作方面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他淡定面对，从未对我流露出焦虑。将伟生活极清苦，读书则甚刻苦。在攻博期间，一年四季、白天晚上，差不多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他对于学术一直怀有敬畏惕慄之心，专注易堂九子专题已八年矣，此间反复增删修订，为之殚思竭虑。回首八年，瞬间之事耳，然于人生而言，实不可谓之短也。记得博士生入学面试时，将伟还是小青年模样。前些时候遇到他，当年浓密青丝，已露零星白发。

将伟以执著的坚守精神来研究遗民文化，现在，这部书稿即将付梓了，关于遗民这个沉重而复杂的话题终于有一个欣喜和完满的结局。而他从边陲僻壤之学子，成为大都市的大学教师，一位文史的研究者，这是他的理想职业。

世间有一种平凡的执著和坚守，最终也可能改变命运。我所感欣慰的正在于此。

癸巳初夏序于

康乐园郁文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