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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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来得并不轻松的共识

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起草完成后,“当不待(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先送到哈(尔滨)各单位代表传阅并交换意见。任何单位均可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32]

1949年的中国,人们的思想极其活跃。

讨论中,一些民主人士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是非常尖锐的。

这也在预料之中。尽管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对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也有些了解,但1949年初的统一战线,毕竟是四个阶级的联合阵线。各个阶级、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在政治见解和主张上不可能完全一致。当时的中国政坛,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虽然痛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也并不意味着就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些民主人士由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还缺乏了解,在有些方面甚至还存有疑虑。他们虽然赞同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但是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怎样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上,也并不就是完全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况且,同一个民主党派,内部意见也多有分歧。

当时,在一部分民主人士中,主要存在三方面的思想认识分歧:一是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二是新中国是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旧民主主义?三是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是否还需要民主党派?

关于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国民党在其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为挽救其覆灭的命运,一方面企图以假和谈来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另一方面企图拉拢某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反对派,阻挠革命进行到底。对国民党的这一阴谋,有些民主党派内部有少数人认识不清,动摇不定,甚至大加赞成。

后来曾任民盟主席的楚图南回忆说:“在民盟内部,意见也不完全一致,甚至还有极为尖锐的矛盾。”“在蒋管区的盟员同志中,大多数是坚决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像史良同志等始终和宋庆龄同志一道,大义凛然,坚持到上海解放。但有些人不免有些模糊认识,其中罗隆基一人还很热心于第三条道路,对于‘和谈’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经和胡愈之等同志研究以后,才由我们联名通电,表明应遵循民盟三中全会所决定的政治路线,任何违背三中全会的做法和主张都是非法的,这样总算阻止了这一活动。但罗隆基仍写了一份将民盟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所谓纲领,要求同共产党讨价还价,如得不到同意,即不参加政协不参加联合政府,要作为在野党同新政府进行斗争。”[33]

还有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甚至提出:还是由蒋介石召开政协会议,组建联合政府;或是国共两党轮流领导中国;如果再不行,也要民社党和青年党参加新政协。[34]

关于是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旧民主主义的问题。大多数民主人士对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表示赞同,但也有一部分民主人士还是向往旧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有的人主张将来《共同纲领》不写新民主主义,而用“民主主义”;有的人主张政治和经济分而治之,政治上由中共领导,经济建设可由他们尽力;有的人不赞同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认为过火过激;有的人主张在外交上不要一边倒,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之间采取中立的态度,认为反蒋不必反美;等等。[35]

1949年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供的一份题为《新政协的阵营》的综合报告,也谈到了民主党派的某些思想动向。报告说:有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不愿用新民主主义;希图结合资产阶级右翼,形成反对派,以防中共控制;主张保留蒋党‘起义’部队的编制,以图收集残余的力量,并联络地方军阀,策动地方武装,从而培植其争夺领导权的资本”。[36]

关于革命胜利后是否还需要民主党派的问题。有些民主人士担心,革命胜利后,中共可能会不再需要他们了,他们在新中国的政权组织中可能不会有相应的地位。毕竟新中国是共产党通过流血牺牲打出来的。

民主人士的这种担心,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而来源在于共产党内一部分干部仍存在“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当革命将要胜利之时,这些干部对费力劳神地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并安排他们到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做法颇有微词,说“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周恩来曾批评过这种言论和思想。他说:请这样一些人(指民主人士——引者注)来参加新政协,在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引起了问题。有些同志说,革命20多年,连代表都当不上。我们不应该这样看问题,不能这样比。如果这样比,我们开党员代表大会好了,那就不叫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37]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的不同意见,刘少奇1949年7月访问苏联时代表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些:“有少数人在不久以前仍与帝国主义分子有些联系,在最近才断绝这种联系。在土地改革这一点上,则有一部分人只是勉强和共产党一致。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有少数人还提出一些民族主义的意见。”[38]

对于民主人士上述的一些主张和观点,中国共产党视为几个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反映。周恩来认为:“政治方向一致,不等于思想上完全一致,他们(指有些民主人士——引者注)还有一些不正确的观点,还需要不断地教育、改造。”[39]

制定《共同纲领》,所必需的一个前提就是各党派各阶层人士要在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上达成一致的共识。怎样使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同中国共产党形成共识,将新中国建筑在合法的、坚实的基础之上呢?这是中共在制定《共同纲领》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共同纲领》无法形成。

为了解除民主人士中存在的疑虑,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

一是从政策上教育中共党内各级干部正确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给相关部门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指出: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对政策问题均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也应据实相告。同时请他们充分发表并提出批评和意见。对民主党派、人民政治团体,应取积极态度,但不要一下子希望过高,期之过急。[40]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就如何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问题说了一段很长的话。他说:

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

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41]

周恩来还从新中国建设的角度反复向党内干部阐明:同党外人士的合作,这是一件大事。我们以前习惯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合作,这是经过20多年来学会了的。现在我们进入了大城市,需要我们和资产阶级合作,和旧知识分子合作,要同反动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人合作。同这样一些人合作,我们还没有很好的经验。这是一个困难,但这个合作很重要。[42]

二是撰写文章,从理论上对民主人士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透彻的阐述和回答。比如,对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中,明确指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他说: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43]

对于革命胜利后是否还要民主党派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44]

三是利用个别交谈、小型座谈、报告会等各种形式,广泛与民主人士接触,介绍情况,分析形势,向他们介绍和说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经济、外交、土地改革以及其他重大政策问题,并对他们的思想疑虑做令人信服的解答。

这些工作大多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直接出面做的。毛泽东本人同许多民主人士都有直接交谈和书信往来,周恩来在同民主人士的接触方面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百忙中同民主人士举行多次座谈和报告会,向他们说明: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不是在朝党、在野党互相斗争,互相交替,而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向共同的方向前进,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45]

1月16日,周恩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做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时指出:目前战局已定。现在有人觉得蒋介石已经跪在地上了,于是心就软起来。这点,鲁迅说得最坚决,落下水去的狗,还要打。[46]他还对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孟等人说:现在的中国,应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四个阶级的联盟,共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因此需要各党派真诚合作。民主建国会的成分有工商业者和与工商业者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界人士,因此民主建国会应团结、教育、领导好他们,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经济建设服务。[47]

此外,中共中央还要求党的各部门负责人以报告会的形式给民主人士报告战争、军事、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女等问题。[48]有不少方面和部门的负责人给民主人士做过报告。比如,叶剑英报告北平军管问题,李维汉报告统一战线问题,邓颖超报告妇女工作问题,胡乔木报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问题,安子文报告干部政策问题,陶铸报告改编傅作义部队的情况,戎子和报告物资接管问题,邓小平报告人民解放军渡江问题,陈毅报告接管上海问题,等等。

四是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观,让他们在事实面前感受和认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指出:“宣传只能起原则启示和一般的推动作用,最主要的还靠群众自己的切身经验来证明。如果空谈某某为君主立宪派”,而不去争取民主党派“走向进步”,“那么,群众的觉悟不但不会提高,甚至还会反对我们,以为是无的放矢。可以说,这种宣传有不如无”。[49]

正是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1949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了吴羹梅等各界民主人士59人的民主东北参观团赴东北参观。参观团以40多天的时间,走遍东北所有重要城市和若干农村。他们参观后的感想是:“使我们感到最重要的是:向来被人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和锻炼,现在已经组织成并教育成钢铁一样的坚强的集体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整个社会风气显然起了根本的变化。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勤劳朴实的作风,代替了过去的奢侈颓废的病态,在这里,中共干部和党员的优良作风曾起了很大的作用。”[50]

事实从来就是最好的说服工具。共产党执政下的新社会所体现出来的与以往社会不同的清新与振奋,只要是客观公正、不带偏见者,都可以感受到。“从前对于政治不愿闻问”的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感叹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后的北平,来了新的军队,那是人民的军队;树立了新的政权,那是人民的政权;来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活了七十岁的年纪,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经过了现实的教育,让我也接受了新的思想,我以前一直不曾知道过。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51]

前些时,有人问我北平解放后,你看见些什么和以前不同,我告诉他,看见的先不说,我告诉你看不见的。解放后的北平,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打洋车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见乞丐,看不见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见托人情送官礼的事情,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这些虽只是表面的现象,但这表面的现象,说明了政府实质上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的确是历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52]

这样的一种由衷感叹,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理解,为什么当年这么多的并非是毫无主见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跟着共产党走。

今天回过去看,当时作为胜利者的共产党对于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和到政府部门任职所表现出的真诚和宽容,着实令人感动。在物质生活还极端贫乏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民主人士的生活,给了他们一天一斤猪肉的生活标准。这样的标准,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都难以享受到,更不要说党内一般干部了。以至于中共党内“有些同志对于请这些人当代表的问题搞清楚了,但对于为什么对这些人招待得这么好的问题还搞不通”。[53]

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换来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共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对中共领导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增强了信任。据胡乔木回忆,从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到1949年春天,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共产党取得了共识。[54]

这种共识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基本格局的思考也更趋成熟和完整了。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在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长篇报告和6月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这两篇重要文献,立足于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分析和批判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问题上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阐明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性质和基本政策,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理论,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