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建立新中国获得广泛认同

现代民主国家的真正合法性在于，其基本制度和国家机构必须经过人民同意，获得人民拥护，国家机构及其组成人员的权力由人民通过法定程序授予。

建立新中国，不是共产党一个党派的事，而是中华民族全体民众的大事，需要获得国内民众的广泛而全力的支持。

历史的车轮推进到了1948年。随着军事上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收复和解放的城市比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大大增加。其中包括石家庄、鞍山、四平街、潍县、运城、临汾、洛阳以及一度解放的宝鸡、开封，都是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经过强攻后才占领的。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部分主力、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等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已建立起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其他解放区的面积也都扩大了。中共中央也由陕北移到了距离北平很近的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新中国就要诞生的前景在军事和民心向背的大较量中，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1948年11月的英国报纸评论说：“现在除了大地主和财阀能使用腐化的手段谋利者之外，各阶层对于南京政权能否维持都已失去了信心。蒋总统和他的顾问完全依靠美援的政策更失去民心。”^[24]

当时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时局发展到了今日，任何中国人（包括反动派）都晓得独裁政权虽能“沐猴而冠”，玩一套换汤不换药的把戏，虽能有美帝不断的援助，都是“无济于事”，注定了它的末日快到了，换句话说，人民的胜利已经决定了。任何人对这，已经不是感觉而是信心了。所以，可以说全国一致在企望着卖国殃民的独裁政权早一日消灭，新中国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25]

中国共产党顺应了人民的心声，及时向全国人民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在这23个口号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第四、第五两项：

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6]

这两项口号，不但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建立一个新中国，而且宣告了新中国建立的程序及新中国的政权怎样组织。

现代民主合法国家建立的程序应该是事先建立一个由选举或协商产生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机构，遵循一定的议事决策规则决定国家的基本制度，国家机构的组成人员按照这个机构确定的民主方式产生。“五一口号”提出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考虑到了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合法程序。新中国将要成立的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共产党一党来专政，而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合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联合政府。

马叙伦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中，对“五一口号”做了这样的解读：

这次口号，实际上是对世界宣布了新中国将出现的姿态。

这次口号里吸引力最大的，自然是第五项了。这是任何阶级任何阶层没有不注意的。它不但是号召，已经指示了新中国形态建设的程序，和人民建立新国家基础的成分，尤其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妖言惑众”的阴谋。

反动集团一向拿“向壁虚造”的什么共产党现在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欺骗和恐吓人民大众，又拿什么共产党要排挤知识分子，要消灭资产阶级，不替无产阶级以外的人谋福利等等的瞎说或故意诬蔑来离间人民大众。这固然都是它末路愚笨的表现，但是，由于消息的被它封锁，也会有人被它迷惑的。……而这次口号是一个对全国性的号召，把一个各方最关心的问题，在第五项里很庄严地宣布了。^[27]

马叙伦的这种解读，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民主人士的感受，他们“感觉到无限的兴奋”。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固然是彻底失望了，但是，对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是否能容纳他们也还是心存疑虑。正如周恩来所说：“他们当时的想法，是以为我们埋头战争，恐怕不要他们了。”^[28]“五一口号”，打消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疑虑。他们从内心感叹说：“这一个提议太合时了。”“这证明了中共的领导人物，不但是政治经验丰富，而且能高瞻远瞩，把握住每一个阶级的人民期望。”“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是决不会像国民党反动集团一样，为着自己的特权，利用一党专政的名义，以实现换朝代的封建把戏的。”^[29]

正是因为“五一口号”——中国共产党这一庄严的历史性的号召，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意愿，切合时宜，深得人心，因而也就理所当然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联合同志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30]并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6月4日，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位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声明，表示对“五一”号召“热烈赞同”，“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翻开灿烂的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31]

但是，由于当时信息渠道不畅通，中共中央没有及时得知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通电，直到7月中旬，才从香港分局的来电中得知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的反应。中共中央为此还去电批评香港分局及潘汉年“在7月中旬才将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5月5日通电全文报告中央”，^[32]足见中共中央对社会各界态度和反应的极端重视。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爱国华侨对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清楚地标志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一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此时已获得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建立新中国，也就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和民众基础以及合法性。这对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10个党派响应“五一”号召那么快，我们还没有想到，我们很高兴。^[33]

8月1日，毛泽东给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复电说：“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发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主、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无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34]

同一天，中共中央还电告香港分局及潘汉年，要他们收到毛泽东给李济深等的回电后，立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35]

从1948年8月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和接送下，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开始秘密北上，前往东北解放区，就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进行研讨。^[36]

建立新中国的脚步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更加具体地勾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

尽管三大战略决战即将开始、土地改革正在解放区蓬勃开展、接管城市等许多新问题亟待处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在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以很大的力量不失时机地对新中国基本格局的设计做进一步的思考。

1948年9月8—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

如果说，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时仅仅是看见了革命胜利的曙光，那么，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时革命胜利的前景更明朗、更清晰了。正如毛泽东在会上所说：胜利的问题，过去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没有正式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了也没有结论。现在战争已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一些，可以讲出带确定性的意见了。^[37]刘少奇在会上说：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38]

因此，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说它重要，是因为它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做了重要准备。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构想。相对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在1947年12月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此时已经想得更深更远、更具体。

在政治上，打倒国民党后未来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毛泽东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我们政权的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39]

在经济上，新中国诞生时的经济形态是什么？既然当时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是不是“新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认识比过去又前进了一大步。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40]显然，毛泽东不仅对新中国诞生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而且更多地考虑到新中国的未来，考虑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者的关系。

建立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对新中国的基本格局的完整设计，也绝不可能先验地或一次地完成。有些问题是根据现实形势的发展和需要，经过反复比较、斟酌，才最后定下来的。正如毛泽东在会上所说：“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指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引者注）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指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引者注）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41]

应该说，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对新中国基本格局的理论设计，是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实践越来越趋于完整的。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到1947年12月中央扩大会议、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后来的七届二中全会、《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对建立新中国的许多思考，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基本格局的构想一直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最终逐渐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