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的基本框架与各章主旨
作为一本史学著作，本书基本按时间序列展开，同时兼顾结构性与共时性的要素。导论部分在学理上阐明本研究得以展开的主要概念、学术意义、研究方法与核心问题。此后，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围绕清帝国在广西如何建构教化工程的问题展开探讨，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章的内容，各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上来探讨这一问题。第五、第六两章构成了全书的下编，主要探讨清帝国的教化工程在广西逐步颓败及其颓败对于帝国在当地的统治秩序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第一章主要探讨清帝国在广西启动教化工程的历史背景。通过追述明代治桂策略的演变，我们会发现，早在明代，广西在时人眼中就是一个处于“中国”与“蛮夷”之间的模糊地带，这一观念十分微妙地影响了明人治桂的方略的转变，推动明朝逐步放弃明初“圣人之教无往不行”的教化理想，转而信奉武力高压的政策，最终使明朝在广西的统治陷入困境。明清易代之初，清帝国“以文德绥怀，不欲勤兵黩武”的远见卓识，定格了治桂的基本方略——“首明教化”，由此在全广西范围内启动教化工程。当时启动的具体实践有两项：一是深入广西基层社会，共恢复府、州、县各级官学51所，其中府学10所，县学41所，基本覆盖了清廷实际控制下的广西全境，他们构成了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启动的低级部件；二是改“明靖江王府”为“清贡院”，不仅打造了教化工程启动的高级部件，而且也为广西士人尽快确立对新帝国的认同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延续了第一章的叙述思路，通过探讨吴三桂、孙延龄叛清结束后，广西的各级地方官员的所见所闻、行政实践、与清廷的权力博弈以及广西籍士子求学仕进的诸多鲜活个案，展示一幅广西在吴三桂、孙延龄叛清结束后如何胼手胝足地重建清帝国教化工程的动人画卷。康熙十三年至十九年（1674～1680）的吴三桂、孙延龄叛清对甫建的帝国教化工程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面对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广西地方官员中少数碌碌无为的庸才只能抱怨满腹，哀叹生不逢时；而大多数官员则是满腔热忱的践行者，积极投身于帝国重建教化工程的宏伟事业中。至乾隆初年，经过众人的不懈努力，在广西终于搭建起了帝国实施教化的基本框架与养士的合法性基础。以朱若炳为代表的56名广西籍士人的成功仕进有力地说明了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建构已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第三章与第一章、第二章的大部分内容可以理解为一种共时性的结构关系，主要是站在清帝国的角度上探讨清初以来的几位满族皇帝是如何在帝国的“大一统”战略中确定广西的位置及其推行具有普世意义的文教政策。尽管清初的顺治皇帝仍沿袭明代教化诸制，确定广西为“小省”，但是其政策背后的动机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文教上的“普世主义”理念。在这一“文教普世主义”理念的支配下，经过多年的博弈与试错，康熙皇帝已不再满足于明代“小省”旧制框架，而是根据广西教化的实际情况，重新确定广西为“边省”，同时推动了优惠“边省”的分省取士制度改革。与宽仁稳健的康熙帝相比，雍正皇帝则表现出了激进与勃勃雄心，企图将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以实现皇权渗透到广西每个角落的至高理念。为满足自身强烈的权力欲望和至察的癖好，雍正帝超越常规地进行了激进改革——无限地强化与扩大学政的权责。而且，各位广西学政能否承担皇帝给予这一无限大的权责，很快就成为了雍正帝用于考察广西学政政绩成败的关键指标。随着年岁的增加，精力不济的雍正帝不得不将伸向各地的权力之手缩了回去，进而回到他的父皇——康熙皇帝“深仁厚泽”的政策原点上，推行了旨在恩泽边省士子的“明通榜”政策。
第四章又回到广西的视角上，主要探讨帝国是如何在全广西范围内深入推进教化工程的建构。因此，它可以视为第二章的延续，与其是一种历史性的结构关系，但是与第三章则是一种共时性的结构关系。围绕深入建构的主题，清帝国在广西的努力同时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将左江、右江的土司地区纳入帝国的教化工程之中，开化当地的少数部族，使其接受“中国”的文化习俗，渐晓中国礼仪，将其整合进“大一统”秩序当中去；另一方面通过在全广西范围内广设义学、社学与书院，将帝国的教化工程的根基由州县一级深入到广大的乡镇与村寨。这些举措得到广西社会内部各族、各社会阶层的极大响应，由此广西社会内部掀起了一股全社会参与的文教普及运动，地方菁英或与官方合资办学，或独立办学，将自身利益认同于清王朝的教化工程之中。至此，清帝国方才完成了一个超越传统的“汉化”模式而具有普世意义的教化模式的成功建构。
第五章开始进入到全书下编的内容，主要探讨乾隆中叶以后皇帝对广西看法的根本性转变及其政策的转向。在18世纪的“盛世”里，清帝国历尽艰辛在广西建立的教化工程逐渐出现了运作上的问题，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从鞠恺奏折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在他看来，广西已由安静祥和的“边省”蜕变为充斥江南陋习的“内地”，随之在文教政策上也出现了“内地化”的转变，即从过去具有边省意义的照顾政策转向了等同于内地的科场整饬政策。然而，由乾隆帝主导的一场又一场的科场整饬运动，不但未能彻底清除帝国教化工程运作中的诸多诟病，而且也大大挫伤广西土著士子的仕进积极性，降低了他们对清帝国教化工程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看，乾隆中后期的广西科场整饬实在不能被看成维持教化工程的行动，而恰恰标志着清帝国教化工程颓败的开始。
第六章延续了第五章的叙述思路，主要探讨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颓败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颓败对于帝国在桂统治秩序的影响。正当乾隆帝大刀阔斧地整饬广西科场之时，广西各地以兴办社学、义学为主体的文教普及运动已悄然中挫，致使整个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基层社会的根基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遗憾的是，文教普及运动的中挫所透射出来的教化工程的大规模颓败趋势尽管早已被嘉庆《广西通志》的编撰者记录在册，却未能引起清帝与大多数广西地方官员的高度重视。当帝国教化严重颓败的“文教空白区”中频繁出现挑战帝国权威的社会动荡时，道光皇帝方才体悟到了一种早在乾隆中叶以后就已经出现的统治危机：帝国教化工程已有多处坍塌，随之而来的便是帝国权威在这些坍塌地区的严重削弱。鉴于此，道光皇帝提出了一项在广西全境范围内启动重振帝国教化的宏伟工程。然而，终因诸多条件的掣肘，这一教化重振工程并没有在广西社会出现全面动荡之前得到落实。道光三十年（1850）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清帝国彻底放弃了重振教化工程，而是不惜一切代价地镇压这场清朝入关以来所遇到的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为了筹集镇压农民起义的高昂军费，咸丰皇帝竟然将原来广布教化的学额政策变成了一种帝国敛财的工具，在咸丰、同治两朝推行的增广学额政策已然不再具有多少教化的实际意义。就这样，一个原本在广西基层社会已经动摇了的帝国教化工程，在失去了其上层的孜孜以求的教化信条之后便彻底坍塌了！
最后，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项研究的时间跨度主要集中在清廷恢复明代教化制度的顺治元年（1644）至增广学额政策出台的咸丰三年（1853），其间为了便于梳理教化工程从启动到颓败的来龙去脉，也将探讨的视角前后扩展至明代与清咸丰朝以后的同治朝，并没有将之延续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晚清时代；[39]二是出于阐述研究主题的需要，本书亦对包括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等教化制度的实施细节做了详细的考释，全书的附录诸表便是这些考释的结果，其中有些是对前人相关研究的修正与补充，比如清朝广西各府、州、县官学的设立情况、清代广西进士的名录与籍贯、清代广西义学、社学与书院的设立情况等；有些则属于全新的考释成果，比如清代广西各地学额的变动情况、清代广西庶吉士名录与籍贯等。
[1] Ho Ping-ti，“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1967），pp.192-193.
[2] 全文见Evelyn S.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1996），pp.829-850。
[3] 全文见Ho Ping-ti，“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1998），pp.123-155。
[4]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后正统论”。
[5] 王夫之：《黄书》“原极第一”。关于清初的排满主义之概述，见Frank Dikotter，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2.pp.25-30。更详细的研究，见Mi Chu Wiens，“Anti-Manchu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Ch'ing”，Papers on China，22A（1969），pp.5-12.
[6] 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清代君主在汉族臣民面前从未声称自己是汉人君主，而是反复声言满汉一体，同为皇帝之赤子，故而待之无所区别。如1649年，即位六年的顺治皇帝在当年殿试的制策（由于其时顺治尚未亲政，故这次殿试制策可能出自摄政王多尔衮的授意）即以满汉一体为题，以为策士：“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朕自入中原以来，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音语未通，意见偶殊，畛域或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见《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庚子。）1655年，顺治又在另一道谕旨中宣称“朕承皇天眷命、统一寰区。满汉人民、皆朕赤子。”《清世祖实录》卷90，顺治十二年三月壬辰。
[7] 乾隆谕旨全文如下：“近日满洲姓名，两字分写者甚多。此摺内‘文新’之名，理宜连写，而乃分写，竟似汉人之名。再，宗室王瑞之名，实不能连写，又明明一汉人之名矣。宗室如此命名，甚属不合。嗣后着该衙门详查。应训饬者训饬，应改正者改正。将此晓谕八旗知之。”见《清高宗实录》卷115，乾隆五年四月丁酉。另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例子发生在两年以后，这条谕旨严饬了那些流于汉俗而忘却满洲本务的宗室子弟，并引用了清朝初建政时顺治皇帝的谕旨，以说明保持满人独立特性乃有清一以贯之之道：“我朝崇尚本务，原以弓马清文为重，而宗室谊属天潢，尤为切近。向来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熟骑射，诚恐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是以顺治十一年六月内，钦奉世祖章皇帝谕宗人府：‘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前准宗人府、礼部所请，设立宗学，令宗室子弟读书其内，因派员教习清书，其愿习汉书者，各听其便。今思既习清书，即可将翻译各样汉书观玩，著永免其习汉字诸书，专习清书。尔衙门传示，所以敦本实而黜浮华也。’”见《清高宗实录》卷181，乾隆七年十二月丙午。
[8] 关于这一点，见第三章第二节。
[9] 尽管如前所言，清代的满人统治者反复重申要保持满人特性，提防汉化，但是清代君主在汉人面前扮演汉人统治者时，出于必要也会改易汉俗以便其治下的汉人臣民容易接受，如接受汉文、阅读汉代史籍经典、作为汉人艺术和文学的赞助和推广人，甚至满洲君主在某些方面放弃了自己的一些风俗习惯而依从汉人习俗。如满人的火葬仪式，一直因其毁损先人遗体而被素重孝道的汉人所诟病，清统治者在顺治朝以后便放弃了火葬而改用土葬，以符合汉人之道德和习俗。乾隆朝严饬满人不得沾染汉人风习的谕旨，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面对四面包围的汉人文化的渗透，清代统治者所采取的也只能是守势。而十八世纪以降，清廷所采取的诸种挽救满人汉化的措施，亦未能阻遏满人抛弃自身传统而接受汉人文化的洪流。从陈捷先对清代最具满人传统的满语使用所进行的研究，亦可看出满人的特性在不断地汉人文化所吞噬，并逐渐同于汉人。（详见Ch'en，Chieh-hsien.“The Declin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1644-1911”，in Walther Heissig，ed.，Altaic Collecta，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76。）但即使如此，从观念上看，清代统治者从未视自己为汉人，亦不会使用汉化这样会抹煞自己民族主体性的字眼。当面对整个帝国进行全局治理时，清代君主会选择包容性强且可以淡化甚至消除种族畛域界限的文辞，一般地说，清代君主强调帝国的统一性，习惯使用“无分中外”，抑或是“天下”这样的政治地理概念，并且将自己称为不具有明显种族色彩的子民之父，而其治下的臣民无分种类，一律为君父之“赤子”。“赤子”这个词大量出现在清代的谕旨、实录和档案中，应当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0] “五服”的政治地理分区，被历代以来的儒家认为是由古代的圣王禹所制定的，记载儒家历代圣王法言要旨的《尚书》中《禹贡》一章对此描述得相当详细：“中邦锡土、姓，祗合德先，不距联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11] 譬如雍正皇帝在一份斥责以华夷之别煽动叛乱的逆贼的上谕中言：“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见雍正《大义觉迷录》卷1，《上谕》。
[12] 关于这一点，雍正皇帝于1729年11月所发布的一道上谕中的阐释相当明晰，雍正在这道上谕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尚书》中的辞句以说明王朝取得统治权的合法性，不在地域种族，而在于德行。清代统治者之所以入主中国，正是因为其仰承天命，尊奉德行的缘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苐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清世宗实录》卷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13] 《清高宗实录》卷3，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
[14] 关于严格定义下的近代西洋殖民帝国主义的论述，详见Hannah.Arendt，Imperial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anovich，1968，对殖民帝国主义系谱的梳理，但看该书序言部分即可。另见D.K.Fielidhouse，The ColonialEmpires：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Macmillan，1982，简要的概述，见Harrison M.Wright，ed.，The“New Imperialism”：Analysis of Nineteenth Century Expansion，Lexington，Mass.：D.C.Heath，1976。马克思主义对“帝国”和“帝国主义”最卓越也是最宏伟的阐释和书写，见Eric.Hobsbawm，The Age of Empire，1875-1914，New York：Vintage Books，1987。
[15] 关于近代中国的“帝国主义”争论，见Paul.Cohen，“Imperialism：Reality or Myth？”in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16] 这里关于“帝国”的基本定义，主要是参考了以下几本卓越的著作：S.N.Eisenstadt，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8；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arliest Time，Vol.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这本书前言部分的论述就已极为精彩。更简短也更具概括性的描述，见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的一本通识性的小册子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London：The Free Press，1987。
[17] 关于帝禹划分九州旧疆，参见《尚书·禹贡》一篇。
[18] 这些内地（或被称为“中国”）的省份包括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陕西、江苏、福建、广东（在清帝国的官方文件中，有时川、陕、闽、粤四省亦被作为边省）。
[19] “邻国”这个词语在这里是一个不甚精确的词语，邻国一词意味着国土相邻的两个或多个地位平等的国家。而对一个自称统御天下的中华帝国而言，存在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国家不仅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因为帝国宣称已然将整个天下包含在其所构建秩序之中。所以对中华帝国而言，其环绕在周边的国家，如越南（安南）、朝鲜等国，全都是帝国的属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心态在十七、十八世纪帝国面对远来的西洋诸国时表现得尤为显著。帝国只是将这些外洋之人当成来进贡的使臣（即“朝贡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是西方发现了中国，倒毋宁说是中华帝国乍然发现了新的臣民。关于中华帝国所构建的天下秩序，有两本虽然观点有异但同样优秀的著作可以揆得其详：Hans Bielenstein，Diplomacy and Trade in the Chinese World，589-1276，Leiden：Brill，2005和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20] 使用“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这个词语是因为这些边省地区的半自治的部族政权与帝国整齐划一的官僚体制相比，其管理殊为草草，缺乏一整套成体系的治理模式。譬如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土司地区，即是如此。
[21] “西南诸省，水复山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人生其间，丛丛虱虱，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史册屡纪，顾略有区别。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见《清史稿》卷512，《列传二百九十九·土司一》。
[22] 《清史稿》卷512，《列传二百九十九·土司一》。
[23] 帝国对这些半自治下的非汉族裔和帝国的编氓（一般为汉人）进行区分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前者输贡，后者纳税。
[24] 这方面的“新清史”著作包括，Peter C.Perdue，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atricia Berger，Empire of emptiness：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以及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本书从柯氏新著中受益良多。
[25] 譬如近年来在中国史学界备受争议的何罗娜（Laura Hostetler）对清帝国西南边疆的研究著作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m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尽管何氏将清帝国置于全球框架之内的共时性研究使整部书显得相当大气，但是其认为在帝国构建上，中西之间别无二致，从而将清帝国描述为扩张性帝国的倾向，再加之书名中出现的“Colonial”一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不满。
[26] 然在“新清史”学派内部，这种过于激进的研究模式亦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修正，譬如James A.Millward，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1759-186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7] Michael G.Chang，A Court on Horseback：Imperial Touring &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1680-1785.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28]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三联书店，2010。
[29] 王圻辑：《三才图会》，《地理二·广西》。
[30] 关于帝国的意识形态的构建以及臣民的训导，见S.N.Eisenstadt，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8。
[31] 关于对帝国的认同，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朱若炳的个例以及第四章第一节农庚尧的个例。
[32] 关于清代的官僚阶层，见Thomas A.Metzger，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33] 地方士绅的反抗与政府的控制，见Frederic Wakeman.Jr.，“The Evolution of Local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Frederic Wakeman Jr.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另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
[34] 如清进京后摄政王多尔衮所发布的谕旨中的表述：“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35] 关于这一点，见雍正对刑罚的论述：“君与臣，皆任教养斯民之责，平时不能殚教养之道，使之不陷于重辟。”《清世宗实录》卷151，雍正十三年正月壬辰。
[36] 菁英、士绅、各阶层之间的流动，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版。另见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
[37] 譬如雍正皇帝在一份谕旨之中的措辞：“今普天之下，率土皆臣，虽穷边远徼，我朝犹不忍以虏视之。”《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38] 幸运的是，学界已经对有关清代广西教育与科举考试种种实施细节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代表作有杨新益、梁精华、赵纯心编著《广西教育史——从汉代到清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蒙荫昭、梁全进等主编《广西教育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唐佐明、唐凌主编《广西考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这些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9] 因为考虑到太平天国之后的晚清，尽管通过重建，帝国的教化工程在广西继续得以维持，但是教化体系中已经渗入了不少西学的因素，不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帝国教化工程，故其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