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教化工程”与本书的研究旨趣
如上文所言，清帝国既以儒治为理念，故其治理之术归根结底不外两端——一为武力，一为文质，而作为文质治理的教化从来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化事业，而是帝国的一种温文尔雅的治术。更确切地说，乃是一种权力。毫无疑问，表现权力的方式复杂多样，但究其根源，权力的本质即是支配，其目的乃是服从。服从，这意味着受支配者全然的认同掌控权力者的支配，唯其马首是瞻——这看起来当然是一种极为理想的状态，但同样，这也是帝国施行教化的目的——为帝国培养恭顺的臣民。[30]
问题在于，教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从表面上看，教化意味着通过某种手段将一种意识形态灌输到接受教化的对象心中，使之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也是一个同化的过程，即是将不同文化的人同化成为认同同一文化之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证明的是帝国的意识形态是高超的，而在此意识形态下所生成的文化乃是绝对优异的，或者用一个带有强烈褒扬意味的词语“文明”。教化本身也因之带上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帝国将在其广大的统治区域之内传播这种“文明”并将之视为一种高尚而光辉的使命。在这里，帝国扮演了一个崇高而悲悯的角色，它同情那些不服王化之徒，认为它们是没有感受到帝国的光辉和恩泽，才会堕落到如此荒蛮混沌的境地的，而帝国的使命即是从野蛮之中将其拯救出来，引向帝国所宣扬的文明。帝国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这些不服王化之人的内心乃是真心渴求帝国对其施以教化并对其加以改造的，用一个惯常在帝国官方史料中出现的字眼，即是所谓的“慕化”、“倾心向化”。帝国永远是实施教化的主体，而相对的，那些在帝国看来亟须教化之人当然是接受教化的客体，教化的方向只可能是单向的，即帝国不断地将其意识形态作为文明进行灌输，而被教化的对象则理所应当的全盘接受，直到改造成为帝国所希望的那样的人。[31]
在清帝国这样宽广的区域内，要完成这样的事业，毫无疑问需要付出相当巨大的努力，单单凭借数人之力是绝不可能完成这样一桩庞大的事业的，它需要的是构建一个有组织、有秩序、成体系的庞大工程，这样才有实现的可能。必须承认，清帝国的教化工程乃是一项令人惊叹的成就，它通过种种方式，将整个帝国的每个部分都勾连拼接在一起，织成一张帝国教化之网。在这张网当中，上至帝国至高无上的君主，下至一般苍庶黎民，全都被编织在这张大网中，并通过这张网连接的各个节点，发生各式各样的关系。与我们一般的想象不同，这张帝国教化工程之网的中心并非是具体实在的某个人或是某个物体，甚至不是帝国最高的统治者皇帝本身，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更确切地说，乃是一种理想，一个至高无上的理念，一个普世帝国之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一个理念之中的和谐有序的帝国，帝国中的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各安其分。这听起来慷慨激昂，令人心驰神往。但这一理想之所以存在，正因为现实并非如心所愿。也正因为如此，帝国实现这一理想的欲望便愈加强烈。帝国也因之围绕这一理想，开始精心地编织着教化工程之网，而编织这张网的每一根丝线，都很是具体。
这些具体的丝线，毫无疑问，即是帝国的菁英。帝国需要借助这些菁英作为这一理念的践行者，也只有通过这些菁英之手，帝国的理念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这些帝国菁英可以简单地分为高、低两个阶层，而这两个阶层之中也可以再进行更为细密的分层，这些层级密密地勾连在一起，构成了距离帝国教化工程中心最近的那一圈网络。首先是处于帝国最高层级的君主，他本身也是这群菁英中的一员，只是他独立无偶，单独地占据着最终决策的地位，并且他不可改易变换，只有随着生命的终止，他才有可能消失，而他的位置又很快地为他的子嗣所继承。皇帝是这一理念的至高维护者，因为这一理念从各种表述上来说，都是以君主为中心的。从表象上看，教化工程的所有最终的决策，都出于皇帝的意旨。就像雍正雄心勃勃的权力独白：“惟以一人治天下”。
但实际情况则是，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绝非一人之力所能独治，君主的身边围绕着一群作为参与决策者和具体施行者所构成的高层菁英团体，即所谓“官僚”，帝国的官僚是一个庞大的行政集团，由上上下下的多级官员组成，从表面上看，这些官僚仰承皇帝旨意，言听计从，似乎他们只是君主身体向外扩展的四肢。但从实际来看则绝非如此简单，这些决策和施政菁英们绝非完全依从君主，亦步亦趋，而是参酌时宜，将皇帝理想化的意旨放入现实之中，进行调和、稀释，使之变得更易于成为现实，一些更具有独立精神和使命感的官僚甚至会对君主的意旨进行反驳和回击，因为在这些人看来，皇帝的意旨太过理想化，不切实际。但也恰是在这一过程中，帝国至高无上的理念被逐渐扭曲了，它被官僚根据各种各样的考虑而小心翼翼地进行筛选和重组，以变得更为切合实际。[32]
帝国教化工程更外围的一层网络是帝国的低层菁英，或者说是地方士绅。他们的作用更多地在于对帝国的理念进行诠释，同时也部分地从高层菁英那里分享权力，进行某种程度的实施。当然，他们很少直接参与到帝国中心的决策讨论当中去，一些企图逾越这一界限的低层菁英甚至会遭受生命的威胁。[33]但无论如何，帝国的理念能够深入到帝国的各个地方，全靠这些认同帝国统治的士绅加以支持和宣扬，与之相对应，帝国为这些热心宣扬帝国理念并认同帝国统治之人提供了优厚的报酬——他们可以通过他们所参与构建的帝国教化工程进入高层菁英的行列，成为帝国政策的制定者和施行者，成为一名德高望重、握有权力的官僚；另外，地方士绅亦可通过参与构建帝国的教化工程，提高自身在地方社会的声望与地位。前一种回报一般需要较为漫长的等待，因此对于大多数地方士绅来说，后者的回报似乎更为实惠。
环绕在最外围的网络，也就是帝国教化工程的根基，乃是那些苍庶黎民。在帝国的眼中，这些人正是帝国教化的最终客体，帝国必须利用种种手段使其加入到帝国的教化工程当中去，恰如帝国对其的一个惯常的称呼“赤子”。[34]这个词意味着这些黎庶像刚出生的小儿一样懵懂无知，如果不用教化的手段对其进行改造，那么这些无知之徒就极有可能误入邪途，以身试法，若其屡教不悛，帝国则不得不采取严苛的刑罚手段，甚至是剥夺他们的生命，因为这些人自弃于帝国的教化。[35]但帝国更愿意表现得宽宏仁慈，任何一个无知草民只要倾心向化，自觉纳入到帝国的教化当中，无论其身份何等之微贱，帝国亦会毫不吝啬地施加恩惠，将其从一介草民拔擢为帝国荣耀的菁英。[36]
那么究竟是什么将这些线连接成为这个庞大教化工程的网络呢？这些关键的节点究竟又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前面对于帝国教化工程丝线的描述，看上去颇像中国特有的菁英选拔制度——科举考试制度。诚然，科举制确实是帝国教化工程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一制度下，帝国的各阶层——除了君主——都可以进行流动，通过科举考试，一名寒微之人可以就此登上仕途，进入帝国的菁英阶层，成为其中荣显的一员。
但帝国的教化工程绝非如此简单，恰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帝国教化工程的目的即是实现一种至高无上的理念，培养服从帝国的臣民。教化本身即是这一理念逐步实现的过程。所以，除了那种暴戾的武力胁迫，所有通过文化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都可以视为教化工程的组成部分。这使得帝国的教化工程实际上变得广阔无垠。官学、义学、社学、书院，用以宣扬皇帝意旨的圣谕亭、帝国颁赐的书籍，等等，都是帝国教化工程的物质实体，而隐藏在这些物品后面的行为、措施、政策、意图，都是教化工程的表现形式。帝国的教化工程是一张纷繁复杂的大网，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断的编织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这张大网展开巨细并包的完整描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幻的、不断扩张的对象，尽管我们试图勾勒出一张看似全面而有联系的教化工程之网，但最终也只是找到了其中的一些节点——不得不再一次重复这句话——清帝国的教化工程确实是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浩大工程。
本书所要研究的便是清帝国在广西推行教化工程的历史，它生动地展示了帝国权力深入广西的具体形式。结合上文所述之概念，我们拟实现以下数端研究构想：
（1）重构广西在明、清帝国治理战略中的地位与角色，从而揭示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广西之特殊性。若要深入研究清帝国在广西推行教化工程的历史，就必须向上追溯，对满人政权所继承的庞大帝国——明帝国进行考察。如上文所述，广西早在明代人眼中就是一个处于“中国”与“蛮夷”之间的模糊地带。这种模糊的定位与明帝国的治桂方略之间产生了微妙的互动关系，使其方略在“文治”与“武功”之间徘徊。入清之后，作为异族政权的清帝国对广西的看法并不像明帝国那样模糊，而是将其置于“大一统”宏伟战略之中，以一种普世主义的眼光待之。清帝国初期将广西作为帝国的边省之一，并将其与云、贵等省划为同侪。但是与云、贵这样具有明显苗蛮特征的边省相比，广西的独特性仍不明显，清帝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广西仔细分别华夷——华夷之别正是清帝国一直以来试图规避和弭平的[37]——而是在将广西作为边省还是划为内地之间犹疑不决。这也导致了清帝国在广西构建教化工程的过程显得摇摆不定。帝国时而将广西与云贵等帝国明确划定的边省归为一道，施行同一种政策，时而又将其纳入到整个帝国的统治框架之中，视同内地。
（2）在“边省”与“内地”之间的徘徊导致了清帝国在广西构建教化工程的轨迹彰显出兴衰变化的阶段性特征。通过探讨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构建、变动以及最终颓败的全过程，提供一个可深入揭示清帝国治理在“中国”与“蛮夷”之间过渡地带的个案。在广西将建立起对新帝国的身份认同绝非易事，清帝国在广西推行教化工程至少需要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要笼络那些汉人知识分子让其认同这个异族政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则要开化广西的少数部族使其接受“中国”的文化习俗，渐晓中国礼仪，将其纳入到帝国所构建的秩序当中去。清帝国就要在这样多样性的前提之下在广西推行帝国的教化工程。从某种程度来讲，清帝国承认文化之间的差异，但它的理念却是普世主义的。清帝国的教化工程的终极目标和它所应对的现实差别甚大，一个具体的表现即是帝国不断地在引用典章定例和参酌时宜变通之间摇摆不定。无论偏向哪一端，帝国推行教化工程都会受到损害，不是理念被现实扭曲，就是太过理想化而不切实际。帝国艰难地在其中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帝国的教化工程也就随之坍塌了。
若要实现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构想，唯有利用“中国”、“蛮夷”、“小省”、“内地”、“边省”等一套传统中国自身话语，概括清帝国是如何通过教化的方式在广西这样一个具有某种典型性的“渐染之地”胼手胝足地建立起帝国的权威的复杂历程，从中揭示出的超越传统“汉化”模式之上而具有普世意义的特有治理模式，可以理解为清帝国治理“边疆”、“江南”之外的第三种模式。
因此，本书的研究不会满足于单纯考释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实施细节[38]，更多的则是将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实施过程置于国家治理地方的宏大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书将呈现出以下两个特色：继承制度史的传统，分析清帝国的教化制度（比如科举考试、学校教育等）的种种规则及其实践；注重明人与清人自己的历史表达。运用这些研究方法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本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清帝国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虑在广西构建一个超越传统的“汉化”模式而具有普世意义的教化工程；帝国的地方官员又是如何与广西基层的治理实况相结合，建构与维持帝国的教化工程；教化工程的建构、运作以及颓败对于清帝国在广西的统治秩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