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际海运立法由普通法下的统一变为分离；经《哈特法》的推动，在《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基础上重新实现了统一；《汉堡规则》的出台，再次打破国际海运立法的统一局面，制造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制性是海上货物运输法最根本的特征。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强制性主要表现为国际公约和各国海商法都规定了一系列承运人的最低义务和责任。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有二：一是为承运人的责任确立最低程度的标准，从而保护托运人的利益；二是赋予一系列特殊的保护承运人的制度以法律的效力。这实际上是以国家立法和司法干预排除合同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从商业角度看，这种干预客观上限制了承运人和托运人通过谈判实现预期商业利润的自由；从公共秩序角度看，这种干预构成强制性规范并表现为公共政策，保障了社会整体公共利益。

第二，实用主义是海上货物运输法的指导思想。国际公约是各种力量博弈的产物，具有妥协性。国际海运公约的很多规定其实并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由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冲突，公约的很多条文都是直接针对某一类具体问题的，实用主义是公约的指导思想。

第三，国际海运公约与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方面，国内法破坏了国际海运规则的统一；另一方面，国内法又推动了国际公约向前发展。由于各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及利益点的不断转换，国际海运规则只能是在统一与分裂中艰难前行。海运规则的国际统一仍遥遥无期。

第四，商业妥协优于政治妥协。只有商业上可行的妥协方案，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通行规则，国际海事委员会制定的《海牙规则》及《维斯比规则》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反之，政治上妥协的方案，虽然也能获得喝彩，赢得掌声，但在残酷的现实利益面前，却往往举步维艰，《汉堡规则》以及《联合国多式联运公约》的失败，是这个观点的最好证明。

第五，海上风险的特殊性与海运的不可或缺性是承运人责任制度的基石。从长远看，随着航海技术、造船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集装箱运输的普及，承运人的责任确有不断加重的趋势。但是，海运毕竟不同于其他运输方式，时间长、运量高、风险大是海运的特色。海运风险的特殊性和海运的不可替代性应是各国考虑承运人制度的两个重要出发点。只有给承运人一定的保护，才能促进各方对航运业的投资。充足的运力将导致运费的低廉，运费的低廉和交通的便捷将使全球化生产成为可能，发展中国家也将从中受益。其实，市场与竞争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而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实践就是这一观点的最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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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ederick Green：“The Harter Act”，Harvard Law Review，Vol.16，No.3.（Jan.，1903），pp.157-177.

[2] 尹东年、郭瑜：《海上货物运输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第31页；司玉琢：《海商法》，法律出版社，2003，第149页；傅廷中：《海商法论》，法律出版社，2007，第203页。

[3] 杨良宜：《提单及其他付运单证（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第315页。

[4] 唐兵：《两大法系的公共承运人制度浅析》，2002年第2期《水运管理》。

[5] 司玉琢：《海商法》，法律出版社，2003，第149页。

[6] 杨良宜：《提单及其他付运单证（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第316页。

[7]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8] 傅廷中：《海商法论》，法律出版社，2007，第202页。

[9]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10]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11] 魏家驹：《海牙规则制定过程的前前后后》，载吴焕宁主编《国际海上运输三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第18页。

[12]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13]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14]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15]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16] 魏家驹：《海牙规则制定过程的前前后后》，载吴焕宁主编《国际海上运输三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第18页。

[17] 魏家驹：《海牙规则制定过程的前前后后》，载吴焕宁主编《国际海上运输三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第18页。

[18] 根据英文原文，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英文用的是“from or between”，而第3条用的是“to or from”。也有美国学者认为，这是起草的一个失误，导致了前后条款的不一致。参见Joseph C.Sweeney：“Happy Birthday”，Harter：“A reappraisal of the Harter Act on its 100th Anniversary”，24 J.Mar.L. & Com.1 1993。

[19] 魏家驹：《海牙规则制定过程的前前后后》，载吴焕宁主编《国际海上运输三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第25～26页。

[20]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21]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22]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23] Robert Force：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Federal Judicial Center，2004，pp.58-59.

[24] Joseph C.Sweeney：“Happy Birthday”，Harter：“A Reappraisal of the Harter Act on its 100th Anniversary”. 24 J.Mar.L. & Com.1 1993.

[25] Joseph C.Sweeney，“Happy Birthday”，Harter：“A Reappraisal of the Harter Act on its 100th Anniversary”，24 J.Mar.L. & Com.1 1993.

[26] 杨良宜：《提单及其他付运单证（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第322页。

[27]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28] 〔美〕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海权论》，范利鸿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0页。

[29] 吴焕宁：《国际海上运输三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第396～397页。

[30]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31] 魏家驹：《海牙规则制定过程的前前后后》，载吴焕宁主编《国际海上运输三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第27页。

[32]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33] 魏家驹：《海牙规则制定过程的前前后后》，载吴焕宁主编《国际海上运输三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第27页。

[34]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35]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36]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37] 魏文达：《〈海牙规则〉简介》，《海洋与开发管理》1986年第2期。

[38] 傅廷中：《海商法论》，法律出版社，2007，第205页。

[39] 尹东年、郭瑜：《海上货物运输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第33页。

[40] 司玉琢：《海商法》，法律出版社，2003，第151页。

[41] 司玉琢：《海商法》，法律出版社，2003，第154页。

[42] 傅廷中：《海商法论》，法律出版社，2007，第210～211页。

[43] 吴焕宁：《国际海上运输三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第63页。

[44]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45]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46] Michael F.Sturley，“The History of COGSA and the Hague Rules”，22 J.Mar.L. & Com.1 1991.

[47] 美国在批准《海牙规则》的时候，附加了“两个谅解备忘录”。第一个谅解备忘录规定，承运人的单位责任限额为500美元；第二个谅解备忘录是，当《海牙规则》与《海上货物运输法》不一致时，适用《海上货物运输法》。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海上货物运输法》与《海牙规则》的不同之处主要有6点。详细论述，参见Francesco Berlingieri：“Uniformity in Maritime Law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18 J.Mar.L. & Comm.317。

[48] 杨良宜：《提单及其他付运单证（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第326～327页。

[49] 高隼来：《中国的海商法规和实践》，《中国海商法年刊（1990）》，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第4～5页。

[50] 吴焕宁：《国际海上运输三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第69页。

[51] 傅廷中：《海商法论》，法律出版社，2007，第211～212页。

[52] 吴焕宁：《国际海上运输三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第69页。

[53] 吴焕宁：《国际海上运输三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第70页。

[54] 尹东年、郭瑜：《海上货物运输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第35页。

[55] 傅廷中：《海商法论》，法律出版社，2007，第216～217页。

[56] 司玉琢：《海商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49～150页。

[57] CMI YEARBOOK 2007-2008，pp.387-388.

[58] William Tetley：“Acceptance of Higher Visby Liability Limits by U.S.Courts”，23 J.Mar.L. & Com.55 1992.

[59] David Frederick：“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Reform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Rulemaking Process：From the Hague Rules to the Hamburg Rules”，22 J.Mar.L. & Com.81 1991.

[60] Allan I.Mendelsohn：“Why the U.S.Did Not Ratify the Visby Amendments”，23 J.Mar.L. & Com.29 1992.

[61] 吴焕宁：《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三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第70～71页。

[62] David Frederick：“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Reform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Rulemaking Process：From the Hague Rules to the Hamburg Rules”，22 J.Mar.L. & Com.81 1991.

[63] David Frederick：“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Reform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Rulemaking Process：From the Hague Rules to the Hamburg Rules”，22 J.Mar.L. & Com.81 1991.

[64] 参见UNCTAD国际航运立法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报告。转引自《朱曾杰文集》，法律出版社，2007，第271～272页。

[65] 朱曾杰：《朱曾杰文集》，法律出版社，2007，第273～274页。

[66] David Frederick：“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Reform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Rulemaking Process：From the Hague Rules to the Hamburg Rules”，22 J.Mar.L. & Com.81 1991.

[67] 傅廷中：《海商法论》，法律出版社，2007，第225～226页。

[68] 傅廷中：《海商法论》，法律出版社，2007，第225～226页。

[69] 傅廷中：《海商法论》，法律出版社，2007，第225～226页。

[70] 朱曾杰：《朱曾杰文集》，法律出版社，2007，第276页。

[71] 司玉琢：《海商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55～156页。

[72] 朱曾杰：《朱曾杰文集》，法律出版社，2007，第277页。

[73]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网站，《汉堡规则》的状况：http：//www.uncitral.org/uncitral/zh/uncitral_ texts/transport_ goods/Hamburg_ status.html。

[74]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2008）”，page 39.

[75]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2008）”，page 39.

[76]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8”，page 12.

[77] 傅廷中：《海商法论》，法律出版社，2007，第218页。

[78] 叶伟膺：《回忆〈海商法〉制定过程中的两个焦点问题》，《中国远洋航务公告》2003年第7期。

[79] 朱曾杰：《朱曾杰文集》，法律出版社，2007，第278～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