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共产党在集中营的秘密斗争
一 “特别支部”的秘密活动
石家庄集中营内，被俘共产党员的斗争活动始终没有停止，有组织的支部活动始于1942年夏天。当时，集中营里有两支共产党的力量比较活跃，一支是以中共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为首的地方干部，一支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直属的抗三团的军队干部。他们接受党的教育多，思想觉悟高，特别是一些从延安到华北的老革命不仅立场坚定，而且斗争经验丰富，被俘后虽然失去自由，但仍想着如何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同敌人斗争。
王泊生被捕后，在老部下的掩护下，很快与徐学俊（王一夫）、史寒光（史子荣）等人取得了联系。当时徐、史二人已担任了干部班的正、副总班长，他们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又串联了几个被俘的管理干部邱伟、刘文秀、宁心立、李西亭、徐梦纯、王春岭（黎亚）等成立了“党的同情小组”，规定了小组的任务：①已暴露身份的，要伪装积极争取敌人的信任，以掩护未暴露的同志；②组织力量打击、教育坏分子；③设法改善被俘人员的生活；④在普通班未暴露身份的，争取早回部队；⑤到煤矿去的人，伺机组织逃跑。同情小组成立后，集中营管理干部大多数都能按小组的指示进行工作。后因人员离所，加上怀疑敌人察觉，此小组在后期停止了活动。
与此同时，抗三团组织股副股长谷自珍（化名刘旺）被捕入营后，考查联系了一批抗三团的党员，挑选未暴露身份，立场坚定并能大胆工作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一个秘密支部。因为是6月1日，又是在没有与上级党和地方党取得联系的特殊环境下，所以该组织定名叫“六一特支”（又称“六一小组”），谷自珍任书记、王忱（化名杜五子）任组织委员、刘亚龙（化名张顺）任宣传委员，庄子凯（化名王士林）任小组长，党员十余人，联系着原抗三团的被俘人员几十人。根据当时情况，“六一特支”规定了支部的主要任务：①教育团结党员群众，坚定革命立场，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念，保持革命气节和民族气节，不当叛徒，不为敌人做事，积极想办法找机会逃出敌人的监牢，回原单位，回家乡去。②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先把表现好的党员组织起来，再逐步考察吸收立场坚定、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党员加入组织，壮大力量，以便开展工作；对表现不积极的党员干部进行帮助教育，使他们坚定胜利信心，也能积极行动起来，进行工作；对表现不好的党员干部从侧面进行教育，要他们保持革命气节，不做坏事，并经常派人观察监视其行动，防止其变节出卖同志。③教育团结被关押的群众，向他们进行宣传工作。随时随地利用各种机会、各种方式，宣传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和欺骗行为，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④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敌人开展一些破坏活动，在外出劳动时，采取“磨洋工”的办法对付敌人，不给或少给敌人劳动，并借外出机会观察集中营周围及外面的地形和社会情况，组织被俘人员越狱逃跑。⑤寻找机会同集中营外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在教习所内要保有健全的党组织，并想办法逐步在敌人所利用的管理人员中展开工作，尽力传播革命种子，随着敌人劳工调配行动，组建和输送党的力量。[29]
在“六一特支”成立的同时，王泊生在“党的同情小组”的基础上展开秘密活动，同宁心立、史寒光等一起于6月18日组建了“六一八支部”（据王一夫回忆说是“五月特支”），王泊生任书记。在开展工作中，王泊生和谷自珍取得了联系，几经商量，决定两个支部合为一个支部，统称“六月特支”，统一后的第一届支部领导，由王泊生任书记，谷自珍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亚龙任宣传委员，党员开始有20多人，后来，随着人员流动，一些新入营的党员干部被吸收入支部，最多时有100多人。支部领导也因外送劳工及时进行调整和增补，先后担任支部领导的有赵秉均（化名王风）、李振军（化名马良）、朱韬（化名李满贵）、石岩等。石岩被送出集中营当劳工时，把一些工作向原“同情小组”成员、处理科长邱伟进行了交接，但支部的情况没有交底，后因邱伟1943年初出营归乡，“六月特支”在集中营的组织活动停止。但原同情小组的一些成员和受“特别支部”影响的战俘管理干部仍然在继续活动。
“特别支部”成立后，战俘管理干部除个别科室，多数都在“特支”的掌握下，他们用革命的两面手段和敌人进行斗争，每个新进来的俘虏照例要经过审讯，表面上一切如故，还是那间房子，还是那些问题，审问过程中还是拍桌子瞪眼，日本人也还是照常来“巡视巡视”，但这时的审讯已不是折磨革命者的手段，而成为保护好人、打击坏人的“合法”形式——对那些主动投敌的汉奸顽伪人员，以及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抱有敌意的人，就给他们吃点苦头，使其有所收敛。
这期间，集中营的斗争由自发变为自觉，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外出劳动不是“磨洋工”就是“小破坏”。地基挖了又填，填了再挖；成堆的新砖新瓦，转眼间碎了一地；干着活，不是锹把折了，便是镐头掉了；拉着车正走到半道，轮胎无缘无故地跑了气，停下来一修就是个把钟头。劳动休息时，还同警戒的日本下层士兵谈天论地做争取工作。因为多数日本兵不懂中国话，劳动休息时，日本兵让战俘们唱中国歌时，“特支”的党员们就组织难友们给日本兵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一些受到影响的日本士兵值勤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当官的不在，就比较随便；当官的来了，他们打个招呼，战俘劳工们就干一会儿，当官的一走，又接着聊天。
“特支”的党员们通过个别谈心，单线联络，对思想动摇的作战俘虏进行了教育，对悲观失望的给予了鼓励，对身体有病的给予安慰和照顾，不仅坚定了八路军被俘人员的信心，而且教育了一部分国民党被俘官兵。战士学员张景润病重，难友刘志嘉利用在杂役班干活之便，从伙房弄来烙饼和水，偷偷送去，有时还把剩饭藏在铁壶中，偷偷送到地牢里，挽救地牢里战友的生命。“特支”委员朱韬传染上回归热，高烧不退，生命垂危，难友们趁外出做工，弄来三支“六〇六”为其治疗，不少同志都是在难友的帮助下，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
为了让革命火种四处播扬，“特别支部”利用战俘管理干部掌握的权力，改换名单和号码，根据斗争需要和难友的身体情况，让有的人提前出营做劳工，让有的人推后出营当劳工。得知每批外出的名单后，“特支”及时指定留所的“特支”负责人，并给予具体布置。对外出当劳工的党员，每走一批，都尽可能成立个临时党支部或小组指定负责人，以便出营后，继续进行斗争。据调查，“特别支部”到东北各地当劳工的党员，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斗争，到阜新和本溪等地的“特支”党员还组织了“劳工暴动”。据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委员的李振军和担任解放军体育学院副政委的朱韬等人的回忆，1942年夏、秋季是石家庄集中营对敌斗争最有成效的时期，一些非党群众都感觉到集中营的气氛“不同一般”。
二 张子元地下工作小组的活动
劳工训练所的地下工作小组是以张子元为首进行的。张子元系河北博野人，早年参加过抗日救国军、抗日同盟军。七七事变后，他组织冀中民军并任司令。不久，率部参加革命队伍，任冀中警备旅一团团长。“五一”反扫荡中被俘虏，并得到过去民军老部下的保护。张子元因为种种原因战败被俘，觉得无脸再回去带兵，经冀中军区情报处长（后为晋察冀军区情报处长）张存实请示有关领导批准，同意其借机潜往石家庄做情报工作。张子元到石家庄后，先由地下工作者王革非介绍打入到日军第一一〇师队底团谍报班，在石家庄日伪上层人员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943年底日伪机关准备成立石门劳工训练所时，经日本军方推荐，并经我方党组织暗中批准，其担任了伪华北劳工协会参与兼石门劳工训练所副所长。
张子元打入劳工训练所后，带进去一部分地下工作者，同时把一些我方认为表现较好的战俘干部解除了战俘身份，在劳工训练所担任教官、助教、职员，形成一个在公开的战俘管理机构掩护下秘密活动的地下工作小组。其成员有傅充闾、李兴卜、邓锡善、肖炳彬、王润丰等20余人。该小组通过打入日军河野谍报班的王革非、邢树勋同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和冀中六分区联系，通过打入日伪建设总署河渠工程处的地下党员王子兴和冀中公安局联系。从此，张子元小组同时接受王革非和王子兴的具体领导。
劳工训练所的主要部门和实际权力都由日本人掌管，张子元工作小组在环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各种机会，背着“恶名”，听着“骂声”，忍辱负重地为党默默地工作着。
（1）保护和营救党的干部。日伪机关经常要到集中营挑选人员，敌人要的是铁杆汉奸和“老实可靠”的人，张子元就趁机把我方被俘的党政干部送出去，为他们返回根据地创造条件。到劳工训练所后，张子元经过考查，首先解除了王风、黎平、米银庆、魏国华、张振和、孙风岭、石宝昆、程清雅、王小凯、于义生、池喜元、李宝生等人的俘虏号码，在劳工训练所任职，增加地下工作小组的力量。接着又通过边子贞，借口为日伪邯郸大众公司要人搞经济，分两批把我冀中、冀南一批干部如王树棠、袁纯化、华平、马玉芬、彭建忠等20多人送出集中营。
1944年9月，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在洛阳作战，要调两批人随军服务，他们就趁机让我党干部张辅卿带去50余人，让耿万昌、弓棣带去30余人，这些人出去不久，大都想方设法逃回了根据地。
1944年，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驻石甲字1417部队，仿效我军敌后武工队的形式，在石家庄市郊成立特务组织兴亚工作队（又称特别挺进队），专门针对我晋察冀根据地开展工作。张子元小组便趁机选了一些立场坚定的战俘干部带队，分三批送去90人。后来，特别挺进队的被俘党员同我党打入的地下党员密切配合，利用这个组织，打击汉奸特务，向根据地传送情报，最后组织特别挺进队起义，拉回了太行根据地。[30]
（2）改善生活条件，减少战俘劳工死亡。集中营生活条件恶劣，战俘劳工死亡率很高，每当大批战俘进营时，流行病暴发，总有一段死亡高峰。张子元就利用副所长的身份，给日本人提建议，以保存人力，改善战俘劳工生活条件，尽量减少死亡率。特别是对挑出当劳工的战俘，伙食标准都有一定提高，每人都可以配发一床被褥、两身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力争给到日本当劳工的战俘以必要的物质保证。
集中营有不定期释放老残病战俘的做法，张子元小组就把一些有病的党政干部年龄由小改大，病情由轻改重，瞒过日本管理人员送出去。晋察冀中央分局派往上海做联络工作的八路军代表员宪千，在保定固城车站被俘后被敌人多次刑讯，送到集中营时已生命垂危，被扔在重病房的石灰地上无人照顾。后被傅充闾、王润丰等人发现，查清来历后，与地下党领导人王子兴取得联系，先将其转到轻病房养伤，后又趁释放老残病人的机会，将其送出集中营，到地下党联络站同和裕药庄隐蔽治疗，病愈后送回根据地。解放后担任了大连市副市长的员宪千每当提起这段经历，无不感谢石家庄的地下工作者对他的救命之恩。
（3）传送情报、绘制地图，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张子元在日军谍报班时，就和王革非一起送出不少重要情报，当劳工训练所副所长后，他更利用同日伪上层人员接触多的有利条件，及时送出了不少情报。日军每次“大扫荡”前，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特务头子清水大佐总要来石家庄搞情报，常常是先到集中营，挑选战俘进行审问了解“扫荡”地域的情况，同时抽掉大批来自当地的战俘成立“兴亚队”，为“扫荡”部队带路服务；“扫荡”部队分几路，为其服务的战俘也分几路。根据这一规律，加上其他方面的核证，日军在华北的几次大扫荡，他们都提前向根据地作了汇报。石家庄及华北日军的一些调遣他们也都及时向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和冀中有关部门做了报告，例如：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成立，第一一〇师团到洛阳参战，独立步兵第二旅团到石家庄接防等。
为了彻底摧毁侵略者在石家庄的军事设施。1944年盟军飞机准备轰炸石家庄。晋察冀军区根据美军观察员的要求，让王子兴通过张子元小组绘制了石家庄日军兵营、仓库、机场的位置地图。由于他们绘制的地图准确、目标清楚，1945年春节前后，盟军先后出动飞机48架次，对石家庄日军驻地进行了两次轰炸，一次空战，轰炸了日军一批军事目标，击落击毁敌机10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4）成立地下军，配合我军解放石家庄。盟军飞机轰炸后，市内日伪军人心惶惶，劳工训练所向日本输送劳工的工作被迫停止。张子元小组趁机把一些解除俘虏号码的管理人员以回家探亲的名义放走了，并把地下工作小组的一些骨干力量和市内的地下工作者组成“地下军”，内部称石门游击队，对敌人进行袭扰、破坏和打击。日军投降前后，他们在市内贴标语、撒传单、抓汉奸，为我军接收人员搞联络，做了大量工作。[31]
[1] 马赶春：《日伪统治下的井陉矿工》，载何天义主编《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第三辑《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第256页。
[2] 参见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主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第七卷《集中营》，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第333～346页。
[3] 王铭三：《在保定战俘收容所》，《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第七卷《集中营》，第336～340页。
[4] 《安老北对小营坊村集中营“劳工训练所”的控诉》，转引自《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第七卷《集中营》，第343页。
[5] 尸骨鉴定笔录，1954年11月15日，中档119，2，3，11。转引自《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第七卷《集中营》，第345～346页。
[6] 关于群众控诉上坂胜罪行的鉴定书，1954年11月25日，中档119，2，3，3，7。转引自《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第七卷《集中营》，第340页。
[7] 参见傅波主编《罪行 罪证 罪责》第一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第12、118页。
[8] 《赵振海对上坂胜的控诉》，转引自《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第七卷《集中营》，第345页。
[9] 参见傅波主编《罪行 罪证 罪责》第一集，第12、118、274～278页。
[10] 何天义主编《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第一辑《石家庄集中营》，新华出版社，1995，第1页。
[11] 石家庄集中营的机构人员名单，均引自《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第一辑《石家庄集中营》。
[12] 王继荣：《小八路——王铭三地下工作纪实》，2003年4月内部刊印。
[13] 何天义主编《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第一辑《石家庄集中营》，第11页。
[14] 〔日〕上羽修：《中国人强制连行的轨迹》，青木书店，1993，第197～198页。
[15] 何天义主编《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第一辑《石家庄集中营》；何天义主编《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
[16] 何天义、党福民：《从集中营到万人坑》，载《石家庄集中营》，第116～130页；曹荣耀：《我所知道的南兵营》，载《石家庄集中营》，第79～81页。
[17] 风凤：《日寇杀人的魔窟——南兵营》，《石家庄日报》1951年3月13日。
[18] 〔日〕前田一：《特殊劳动者的劳务管理》，“石门俘虏训练所”，1943。
[19] 《张子元访谈录》（何天义、张献瑞1988年3月29～30日访问），何天义研究室档案。
[20] 《明朗之天下、石门一乐园》，伪《新民报》（河北版）1943年11月17日。
[21] 伪《石门新报》1942年3月12日。
[22] 邱祖明：《石门劳工教习所及对敌斗争情况》，载《石家庄集中营》，第91～96页。
[23] 王铭三：《在敌人奴役下的斗争》，载《石家庄集中营》，第42～58页；伪《石门新报》1941年10月30日。
[24] 张东里：《从集中营到本溪矿》，载《石家庄集中营》，第306～333页。
[25] 张德馨：《在北海道当劳工的苦难生涯》，载《中国劳工在日本》，第52～75页。
[26] 王铭三：《在敌人奴役下的斗争》，载《石家庄集中营》，第42～58页。
[27] 张喜顺：《在集中营越狱的简况》，载《石家庄集中营》，第114～115页。
[28] 张子元：《回忆石门劳工训练所的斗争》，载《石家庄集中营》，第59～65页。
[29] 谷自珍：《在石门劳工教习所组建“六月特支”》，载《石家庄集中营》，第135～151页。
[30] 屈左军：《日伪石门兴亚工作队始末》，参见《石家庄党史资料》第四辑《太行烽火燃石门》，第135～145页。
[31] 张子元：《回忆石门劳工训练所的斗争》，载《石家庄集中营》，第59～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