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战俘在集中营的反抗斗争
被俘的抗日军民多数不甘心屈服，时时刻刻都想着逃出虎口、与敌人斗争和消灭敌人。只不过斗争的方式不同。有的是硬顶，有的是软磨；有的是公开斗争，有的是秘密活动；有的是自发的，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单独活动，有的是集体行动。
一 自发的反抗和斗争
（1）把反动口号变成革命口号。每天点名，敌人强迫战俘劳工喊反动口号，有觉悟的战俘劳工就进行抵制，有的坚决不喊，有的只张嘴不发音，有的只举拳不张嘴，有的声音时大时小，有的则把反动口号变成革命口号。例如：把“消灭共产党”变成“拥护共产党”；把“打倒八路军”变成“壮大八路军”。喊口号时，把“共产党”、“八路军”几个字的声音喊大点，把“拥护”、“壮大”的声音喊小点。有的故意喊得含混不清，借以应付敌人。
（2）磨洋工。外出劳动，日本兵在跟前就干两下，日本兵看不见就慢慢磨。集中营流传着一句话：“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修皮鞋、补袜子、缝被子，敌人要求不断提高定额，战俘劳工干够一定数额后，就不再干，能拖就拖，能应付就应付。定额之内也是尽可能地“偷工减料”、“弄虚作假”。
（3）有意识地破坏。在敌人不注意时，有意识地把工具弄坏，制造小事故，拖延施工进度，降低施工质量。在衣粮厂和军用仓库干活的人员，故意把箱包弄破，把东西摔坏。有的还把仓库的衣服和食品带出来送给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难友，尽管有的人被敌人发现，惨遭毒打致死，但对敌人的破坏和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
二 利用战俘管理机构进行斗争
（1）宣传民族气节，抵制奴化教育。敌人为了有效地管理战俘劳工，在集中营指定指导员、总班长、课长等干部，还专门成立了组织课、教育课。用来进行思想教育。但这些被俘干部，除个别人外，多数人并不真心为敌人干事。有的利用战友关系、老乡关系，私下里互相鼓励和告诫，不要忘记自己的共产党、八路军身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有的人在公众场合，说一些应付日本人的话或模棱两可的双关语，把战俘劳工的思想引向敌人需要的反面；有的人在敌人面前不得不违心地说几句大东亚共荣的话，但背地照常宣传抗战思想；有的则利用合法形式宣传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在集中营活动较早的要算王铭三和倪欣野等人，1941年他们先后被送到集中营担任指导员，看到日军要战俘劳工在点名时向日本天皇敬礼，他们就商议，并征得同情战俘的朝鲜翻译金村的支持，欺骗日军管理人员，说中国人最信奉关公，关公最忠实最讲义气，要想战俘劳工听话，就得要他们学关公，于是，经日本人同意，用泥土和砖头在操场上建了一座简陋的关帝庙，日军要战俘给天皇敬礼时，他们就把战俘劳工带到关公庙前，向关公鞠躬，让大家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精神。[26]
（2）保护同志，打击叛徒。由于民族感情，多数战俘管理干部对待自己的难友比较关心，对主动投敌的叛徒、汉奸非常憎恨。战俘劳工入营审讯时，都要问崇拜谁，是毛泽东、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对于回答崇拜汪精卫的，往往得到的是训斥和臭骂；对于自称带枪投敌又屡教不改的汉奸，则称其是“假投降”，给以惩罚，狠揍一顿或借敌人之手给以教训。例如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被捕后，贪生怕死投靠日军，王铭三、赵玉英等人就动员大伙孤立他；而对于同其一块被捕的冀中军区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因其斗争坚决，以死抗争，大伙就想法营救他，照顾他。同样，当女战俘将要遭敌人欺辱时，王铭三等挺身而出。而当王铭三被关进地牢时，王文波和总班长李文田等又积极营救。
（3）利用审讯、登记、处理、外送战俘劳工的机会，保护和营救干部。一些战俘管理干部发现过去的军、地领导被俘入营，而又没有暴露身份的，就想方设法为其改口供，编假身份，设法给以保护和照顾。原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就是在处理课傅充闾和邱伟等的保护下，把“书记”改成“文书”，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并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后提前出营送到煤矿又逃回根据地的。有的战俘干部还通过翻译金村把我党一些干部按老残人员处理，取保释放。有时，他们还把一些活人藏在死尸下面，由拉尸队拉出集中营。
三 石家庄集中营的几次暴动
战俘劳工们不甘心忍受日军的摧残和欺凌，不愿到东北和日本当劳工，除了单个外逃外，还不时发生有组织有计划地逃跑和暴动，1943年以前，狱中曾发生过数次逃跑事件，有的是趁外出做工，有的是趁在农园劳动，有的是在外送劳工的途中。每次几人、十几人、几十人不等。1944年春，因日军第一一〇师团调洛阳作战，集中营管理放松，特别是当人们知道，此后不再被送到东北，而是被送到日本当劳工，几乎无法再逃回来时，集中营在不断发生人员外逃的同时接连发生了五次有组织的暴动外逃事件。
第一次暴动是1944年2月，冀南滏西大队的40多人，送进集中营后被关在一块。他们看到集中营环境恶劣，心想与其被敌人折磨死，不如暴动越狱与敌人一拼。张喜来等人就秘密策划暴动，他们找到一根五六尺长的木杠子，每人又从屋里地上揭下4块砖头作武器，趁夜半天黑，警戒麻痹，他们砸倒门口的日军警卫，突然向门外冲出。日军门岗开枪射击，他们用砖头木棍还击。日军受伤5人，其中2个重伤、3个轻伤，有七八名战俘被当场打死，几个被枪弹打伤没逃走的后来也被敌人杀害。据当事人回忆，此次暴动，除逃走30余人外，有11人被敌人杀害，敌人还把一暴动者人头割下来，挂在电杆上示众。这次暴动的成功大大鼓舞了战俘劳工们的斗志，也引起敌人的警惕。此后，敌人在集中营内东西院之间又挖了一条深沟，并架设了铁丝网、电网，以阻止劳工暴动。[27]
第二次暴动是1944年5月，原伪军辛集剿共旅李佩玉部500人失去日军信任，被送到集中营编入劳工队。这些人心想为日军干了几年事，却被日军关进集中营，还要被送到日本当劳工，生死难卜，心中不服，于是秘密商议暴动越狱，发起者是河北高阳的王秋长（有人说他原是抗大学生，毕业后投靠伪军的，也有人说他是打入伪军做地下工作的，真实身份不详），他们商量了破电网、垫壕沟、打门卫的办法，并商定以咳嗽为号。第一天因警戒太严没有暴动，第二天却因走漏风声，王秋长等三人被抓。行刑前，王秋长说，“组织逃跑的就我一个人，要杀杀我一个，没他俩的事！”但日军还是把他们3人都拉到集中营西北角处杀害了，并把三个人头割下来，挂在战俘劳工宿舍门前的电线杆上示众，还在人头下召集战俘劳工开会进行威胁。事后日本参与奥滕担心李佩玉联系部下再次闹事，令日本医兵给已经隔离的伪司令李佩玉及其参谋长注射苯酚针剂，将其等杀害。
第三次暴动是1944年6月，洛阳战役之后，大批国民党军的俘虏被押往石家庄集中营，有的战俘入营不到半个月，就被编进劳工队送往日本，他们看到前途险恶，就酝酿暴动逃跑。一天晚上，一支500名国民党俘虏组成的劳工队在两个营长的组织下，半夜到院中集合，正要向外冲时，被日军警戒人员发现，用机枪扫射，一些战俘被打死，其他战俘马上跑回屋里躺在床上装睡，日军冲进屋里见战俘们都在睡觉，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就叫起几个战俘劳工，问为什么到院里闹事。劳工们都说不知道，也不承认到院里去过。听到枪声，从营外赶到集中营的劳工训练所副所长张子元怕日军追查杀人，就解释说这是中国军队经常出现的“军营夜惊”，在南京也发生过这类事情。因日本兵也讲迷信，也就似信非信地接受了，加上这次一个人也没跑出去，此事也就过去了。
第四次暴动是1944年8月，一支新编成的劳工大队，约200人在夜间11点暴动，他们以摔碗为号，一齐往外冲，敌人用机枪封锁了大门和路口，战俘劳工们又钻电网越壕沟，当场被打死电死20多人，住在集中营外的副所长张子元，训练部长傅充闾等人闻枪声赶到集中营门口，却被日军拦住，不让进入。第二天日伪人员又查出7个主谋者，将其杀害，并把人头挂起来示众。这次暴动对日军威胁很大，于是他们又在内院两个门口增设了用铁蒺藜做的木马当“路障”，并加强了门卫的盘查。
第五次暴动是1944年12月。由于天寒地冻，饥寒交迫，集中营每天都死几十人，最多时达二百多人，战俘们看到在集中营是死，到日本也是死，于是又酝酿暴动。一天晚上，第一训练部预备班400名待编劳工带头，其他劳工紧随，趁日伪人员吃饭时砸坏门窗做武器，拿着木棍砖头向大门冲去。守卫在大门口的敌人用机枪封锁了大门，战俘劳工们从四周钻铁丝网、电网，敌人又给电网通电，四周岗楼也用枪弹封锁围墙，敌人还调来东兵营的华北特别警备队包围了集中营。集中营日伪职员，见日军调来了部队，也走出来，强令警备班、保卫班参加搜查抓人，包围了预备班，当晚全营戒严不准走动。据当事人回忆，当晚被打死电死十余人，打伤数十人。第二天，又清查出50余人，经过审讯查出骨干分子20多人，均被日军杀害在集中营内而日军在杀害暴动组织者等三人后，又将其人头挂起来示众，还张贴布告，以警告战俘劳工。此次暴动后，日军警卫人员扩充到百多人，使集体暴动更加困难。
这些外逃和暴动，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对日伪人员来说，每次都是个震动；对战俘劳工来说，每次都是个鼓舞。[28]